改革开放之后，藏书风气在国内再度兴起，经过文革的涤荡，私家藏书的体统已然断裂，而有关藏书的著述更是难得一见，故而从80年代初期开始，凡是跟书有关的书成为了每位爱书人追捧之物。在这个时段，黄裳先生出版了几部相关的专著，这些书甫一上市就受到了爱书人的追捧。

在此时期，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结集出版，然这部书更多者谈的是旧书收藏，而关于古书收藏则以黄裳的相关著作，虽然古旧书并称，但在收藏方面却是两个范畴，当然少有人只藏其一，但毕竟也有所偏重。合而不同这个词在藏书界体验的最为明显，因为这个缘故，喜欢旧书的人也最喜欢唐弢的著作，而喜欢古书的人则更多的是偏爱黄裳的作品。

黄裳藏《百衲居士铁围山丛谭》六卷 文瑞楼钞本，卷首

黄裳藏《百衲居士铁围山丛谭》六卷 文瑞楼钞本，黄裳题跋

如果细分，古书也能分出不同的收藏范围，比如黄裳的藏书重点一是在私集，二是明末清初遗民著作，三是各类稀见版本。他对于古书界所追捧的唐人写经、宋元珍本、明代白边纸本等却并不措意，他对清代人所刻的稀见版本则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这些观念对喜爱古书的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这个时段，还有一位写谈书之文的大家，他就是黄永年先生。但永年先生的藏书路数与黄裳完全不同，黄裳藏书的主要着眼点在赏鉴方面，而黄永年先生则专藏在学术史上有说法的版本。如果说相同点，二黄都对清刻本颇为关注，但黄永年先生看重的是清代朴学家的初版本，以及因为特殊的原因所形成的清刻本中的稀见本，当然乾嘉学派的名家批校本必然是永年先生的关注点。

然而黄裳先生则注重清刻本中刊刻精雅、用纸特殊、初印明丽之本，他曾出版过一部名为《清代版刻一隅》的书，本书主要是以书影的形式来展现他所收藏的清刻本。很多爱书人以此书为购书指南，但人们却发现此书中所收的版本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几部，由此而让人们感叹，黄裳先生眼光之精。

同样，黄永年先生和贾二强先生合著过一部《清代版本图录》，此书从体量上讲比《清代版刻一隅》要大许多，但人们却发现《清代版本图录》一书中的很多书名都是喜欢古书的人耳熟能详者，黄永年先生在书中对每一部书作了极其简约的点评。读者会发现原来这里有不少书在学术史上极为重要，因为清代朴学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高峰之一，而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都出版于清代中晚期，这些书貌似常见，但若细究版本，其实有些名著中的少见版本依然难觅遗迹。但是，永年先生的这部著作中也会收录一些比较容易得到的版本，对此我向永年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本书的着眼点不是在于珍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现清代版本的整体风貌。

黄裳藏《吹万阁文钞》六卷 清乾隆间写刻本，卷首

黄裳藏《吹万阁文钞》六卷 清乾隆间写刻本，黄裳跋语1

黄裳藏《吹万阁文钞》六卷 清乾隆间写刻本，黄裳跋语2

由此可见，黄裳先生收藏清代版本的着眼点乃是在于赏心悦目、珍稀难得。而黄永年先生的藏书观则是从学术史角度来着眼，他更多者是把版本问题作为学术框架的附庸。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位先生的藏书观念各有所臻，这正如某人回答东坡所问：“我词何如柳七？”的所言：“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各有各的美好。

两位先生藏书观的不同，恰是我的幸运，因为我与两位黄先生都相识，尽管黄裳先生的本名并不姓黄，但业界还是将他们两位并称为“二黄”。我与二黄同时有着十几年的交往，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予以我很多教诲，而我分别采用他们两位不同的取舍观，我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和稀泥，因为二黄藏书的时代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他们共同经历了书源大为丰富，价格贱滥如泥的时代，所以能够从容地优中选优，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观以及个人的经济实力去采撷书中之珍。余生也晚，我的这个时代古书中的好版本大多已经归属了各级公共图书馆，古书进入公馆犹如深似海的侯门，不可能再参与市场流通，所以我能选择的筹码比二黄所处的时代有别霄壤。正是因为这个处境，使得我不能坚守他们其中一位的观点，否则的话，我将买不到几本书，唯有左右采之兼收并蓄才能略有所得，但无论按照他们哪一位的藏书观，其实都能得到相应的好处。

我与两位黄先生的相识均是经杨成凯先生之介，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先生是我藏书生涯中所遇到的贵人之一。我能认识杨成凯先生则是通过范景中先生的介绍，关于这个故事我会另文谈及。

本世纪初，杨先生给了我黄裳先生的电话，此后的一些年，我时常打电话或写信给黄裳先生向他请教版本问题。那个时段，古籍拍卖已然成为了古书流通的重要手段，虽然说那时的拍品总体质量要比如今高许多，甚至有人说20年前拍场上的那些书哪一部都值得买，当然这句话是从价格而言者。因为那个时段的书价跟今日比起来相差许多倍，一册宋版孤本能够拍到十万元已经令人惊呼，而一般的名家批校本两三万元即可购得一部。但即便如此，买书仍然像是参加婚礼时得到的一包糖果，人们总是从中挑三拣四，去找自己喜欢的那一块，即使只有两块仍然也要选择一番，故我每得到一家的拍卖图录，都会向数位专家去请教，有一个时段请教最多者就是杨成凯先生及二黄。

我向黄裳先生请教版本最集中的一段时间是2003年到2007年间，当然请教方式不外乎是写信和打电话。两者相比，似乎从写信中得到的资讯更多，因为黄裳先生在电话中仅是简约的告诉我这个可买、那个不要，具体到为什么他却惜字如金。虽然他的这个特点在写信中也能体现，但毕竟有文字在，这更让我能够把握一些书的亮点所在。

黄裳藏《三藩纪事本末》四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黄裳跋语

黄裳藏《三藩纪事本末》四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卷首

那时的请教方式乃是我将拍卖图录寄给黄裳，几次之后，黄裳跟我说给他寄拍卖图录的公司太少，他命我搜集各家图录，拿到后一一寄给他。替老先生搜集图录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这却给了我向他请教的机会，有时我会直接问他某场拍卖中哪几部书值得买，他每次都会告诉我几部。

我总结他的所言，基本上还是他喜好的收藏范畴，比如说2005年5月初，我寄给他海王村和嘉德两家拍卖公司的图录，其中关于海王村的拍品，他给了我如下指点：

明初刊本《潜溪后集》“可得，价不昂”，傅节子题记本《淮南鸿烈解》“书不难得，只以长恩阁增重”，明正德圣府永明书院刊本《孔子家语》“藩府刻，少见，价平，可得”，道光李瑶泥活字本《校补金石例四种》“价太昂”，赵万里批校本《欧阳行周文集》“赵斐云手稿，价廉，可收”，赵万里批校本《吕氏春秋》“同上，厂估何以轻视赵万里，可收”，朝鲜铜活字本《陆奏约选》“朝鲜活字及木刻皆佳妙，价复不昂，可多留心”，刘承干稿本《碑传集拾遗》“此佳书，翰怡不能自撰，多请名宿代笔，此书不知出何人手，可查得否？”

从以上这些就可看出，黄裳先生的指点方式可以用画龙点睛来形容，由此也可看出，他认为哪些书要与不要也要看价格，李瑶的泥活字本一向稀见难得，但黄裳认为价格太贵，依然告诉我没必要买。他对赵万里的批校本颇为看重，因为标价便宜，使得他替赵先生抱不平。而对于刘承幹的稿本，却如他所言不是刘本人自撰，《碑传集拾遗》总计有三十册之多，我翻阅一过，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笔体，以此说明，黄裳的猜测很准确。虽然这部书不是刘承幹亲笔所撰，但却如黄裳先生所言，他是请很多名家共同编纂了这部书。更何况，嘉业堂刻书数量巨大，但署名刘承幹之本仅有这部《碑传集拾遗》。更为遗憾的是，这部书未曾出版，仅有这部稿本，故虽然价钱不便宜，我还是将其买了下来。

之后的一些年，国图出版社的殷梦霞老师出版了《嘉业堂志》，后来她听闻到我藏有此稿，她特意来寒斋翻看。殷老师同时告诉我，她正在跟上海图书馆商谈，因为刘承幹的日记藏在该馆，殷老师希望将日记和我所得的手稿一同影印出版。我当然同意她的建议，但后来这个出版计划因故未能实施，但也让我感念黄裳先生的指教，否则有可能我会错失这部重要的稿本。

黄裳藏《藤花吟馆诗钞》十卷 清道光三年刻本，黄裳跋语

黄裳藏《藤花吟馆诗钞》十卷 清道光三年刻本，卷首

黄裳藏《藤花吟馆诗钞》十卷 清道光三年刻本，书牌

本季嘉德的古籍善本专场则主要是以过云楼的旧藏为主体，这批书在图录制作时并没安排一个标的来上拍，这让爱书人蠢蠢欲动，都想从这批专藏中分得一勺羹。我将拍卖图录寄给黄裳先生，他收到后在回信中给我如下指点：

何义门批本《中吴纪闻》“此书何校跋，未见于图录，未敢定其真否”，明弘治刊嘉靖重修本《黄山谷集》“此嘉靖重修本，印尚可，价似亦较平”，元刻本《续碑传琬琰集》“品相不佳，不印鲍以文双跋，无从辨其真伪”，刘履芬抄本《绛云楼书目/静惕堂书目》“绛云目多有，静惕堂目较少；刘履芬抄本多见，此价似过昂”，明嘉靖温秀刻本《潜溪集》“后印，不足取”，明嘉靖刻本《匏翁家藏集》“不稀见”，明弘治十六年本《石田诗稿》“此本佳，价亦平，可收”，嘉靖四十三年甄津刻本《念庵罗先生集》“明人集，不算稀见，价尚可”，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林屋集》“此名集，我有半部，白棉纸印，价尚可”，康熙五十三年刻本《朴村诗集》“此禁书名集，可收。印亦佳，有王芑孙印”，乾隆间郁礼东啸轩抄本《竹素山房诗集》“此本佳，但价少昂，鲍印真，戴光曾跋少见”，明汲古阁刻本《霞外诗集》“残本，不知撰人，汲古阁多代明清之交遗民刻书，终不知其有若干，此本以残册价不昂，且少有知音，大可收之。即陶兰泉亦未见也。”明崇祯刻本《谑庵文饭小品》“此书大有名，周作人盛赞之，稀见，价亦不昂，不可失。”

老先生能如此毫无保留地指点我买哪些书，当然令我很感动。但是，他所指出的亮点跟我事先的心中暗许其实有较大的反差。过云楼的这批书到达嘉德公司之后，我前往多次将这些书仔细地翻阅一过。以我的愚见，这批书中最难得之书乃是宋版的《锦绣万花谷》，该书刊刻于南宋淳熙十五年，上拍的这一部有四十册之多，这是当时古籍拍卖十几年以来上拍过的最大部头的宋版书。另外，这批书中还有三部元刻本：元胡一桂撰《周易启蒙传三篇外传一篇》，元黄瑞节附录《易学启蒙朱子成书》，元太监王公编《针灸资生经》七卷。这几部宋元版乃是藏家重点关注对象，然黄裳先生给我的指点中却一部也未曾提及，我请教过的其他几位老师则纷纷劝我盯住这几部重头拍品，他们大多数认为嘉德公司上拍的这部分过云楼旧藏其实就是靠这几部宋元版，尤其是那部宋版来支撑的。

当然我能知道两种不同的看法，乃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评价者，但毕竟是环肥燕瘦，各有各的美，这让我有了“揽二乔于东吴兮”的奢望。然遗憾的是，当我坐在拍场之前的5分钟，我还向嘉德的古籍部负责人求证，这批书是否要零拍，他告诉我肯定如此。然而到开拍那一刻，拍卖师突然宣布这批书以一个标的两千万的底价上拍。有人举了一下牌就落锤了，这个结果搞的我目瞪口呆，虽然我在后来了解到了其中突然发生改变的原因，但我却错失了这批重要的拍品。

2012年6月这批书又整体出现在北京匡时拍卖场中，此时的底价已经涨到了1.8亿元，几天之后开拍，这批书以2.16亿元被江苏凤凰集团买去。虽然我与此批书无缘，但我每想到这件事都会细细琢磨黄裳先生的观念。以我的看法，该批书能拍得如此高价，主要就是那几部宋元版，尤其那部宋版的《锦绣万花谷》。匡时公司在拍卖前专门搞了学术研讨会，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该书的价值所在，为此匡时公司还专门出了论文集。对于这场拍卖，匡时公司也印制了专门的图录，并且将《锦绣万花谷》单独印制出一册特装本，这说明该批书的卖点就在于此。这些都说明了黄裳先生的藏书观确实不受世风左右，他能坚持自己的观念，专藏自己喜爱之本，而这些观念当然也会影响到我。

关于二黄藏书路数的不同，杨成凯先生告诉我，黄裳所写书跋的体例与黄丕烈的跋语有相似之处，即是走趣味之路，黄永年先生的读书记则更像傅增湘的学术路数。两位老先生都勤于笔耕，但黄裳先生的书跋都矮小精悍，大多是谈得书经过、阅书心情，文字简约隽永，但基本不谈版本考证。黄永年先生恰好相反，他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谈版本价值。但即便如此，永年先生也不愿意写书跋，他视此为小道。故而在藏书圈内，人们对黄裳更了解，而知道黄永年大名者则主要是爱好收藏古书的一些人。相比较来说，藏旧书的群体要比藏古书的大，更何况，黄裳的跋语读来轻松，自然有更多的拥趸者。以至于有人将黄裳的跋语也简称为“黄跋”。对此，黄永年先生颇不以为然。

黄裳藏《王节愍公遗集》一卷补遗一卷 清嘉庆九年拜经楼刻本，黄裳跋语

黄裳藏《王节愍公遗集》一卷补遗一卷 清嘉庆九年拜经楼刻本，卷首

黄裳藏《王节愍公遗集》一卷补遗一卷 清嘉庆九年拜经楼刻本，书牌

2005年6月，我第一次前往黄裳先生府上打扰，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打的来到陕西南路一个院落内，此院内有几座小洋楼，黄先生住在其中一座楼的三层。这是一座者式洋楼，无论楼梯还是木地板都是当年旧物，此前有不少朋友告诉我，黄裳先生不善言谈，但我还是从他脸上能够看到欣喜之色，说明我的前来他并不反感。我们坐在客厅内聊天，我注意到厅房里摆放着四个书架，里面既有洋装书也有线装书，大概各有一半的样子，但线装书均无函套。这是南方藏书的特点，因为担心函套内的浆糊成为蠹鱼的食物。但从侧面看过去，这些藏本大多做过修理，因为没有侧签，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书什么版本，更为特别的是，他的这些书书脊向外，这种摆放方式无论公私都未曾见过。一般而言，线装书是平放，故书根向外，图书馆藏书为了取放方便，故将线装书做成函套而后竖立起来。黄裳先生为什么这样摆放藏书，因初次见面，我没好意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