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朋友圈，可以分为五个层次来看：

第一层是文人圈。古代文人是书画家的“底本”，不用强调，天然就是一个前提。时下强调文人书画家，实际上恰恰说明已经没有了文人。即便是有，也仅仅是一张皮而已。现实中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文人存在，但有时也可以说有文人，不必在意文人之名，侧重的是文气、文心和文胆。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反过来讲，只有具备了这三者，不管身处现代社会的哪个行业，都能算作文人。千万不要把“文人”变成一个标签。不能喧宾夺主，以为戴金丝边眼镜，梳了二分头，带了折扇，穿了长衫就是文人，即便是有，通常也是徒有虚名。

董其昌本身就是一个文人，虽然官做得很大。时至今日，更是只会以文人的标准来对待他，而非官家视角。艺术是永恒的，政治是速朽的。董其昌青史留名，靠的就是自己的书画成就，而不是政治功名。当然，当初他位高权重，确实有利于他的书画传播，扩大了影响力。

这些人当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继儒、汤显祖、王世贞、王时敏、陆树声、王肯堂等。着重要提及的是莫如忠、莫是龙父子，袁可立、袁枢父子。父子两代都能良好地交往，称得上是世交。另外，董其昌与徽籍名人的交游，主要涉及到程嘉燧、李流芳、李永昌、杨明时、丁云鹏、刘上延、詹景凤等，大多是新安画派的先导画家。当然，其中最有名要属与陈继儒的“莫逆之交”，两人早负盛名，一同参加科举，不同的是，一个落第后隐居，一个高中后官至一省学政、礼部尚书。不同的仕途选择并没有影响二者的交往，二人亲如兄弟，“少而执手，长而随肩，涵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陈继儒的朋友大多也是董其昌的朋友，陈继儒的绘画美学观基本上和董其昌一致，所作山水画也相似。

第二层是高官圈。主要有王元翰、赵南星、周延儒、叶向高、阮大铖等。董其昌在朝为官时间长，官位高，与朝中权臣关系密切，不用赘述。

董其昌 《燕吴八景图册》之《西湖莲社》 上海博物馆藏

第三层是古董商、大收藏家圈，比如项元汴、韩世能、冯梦祯等人。苏州吴门当时有很多的古董商，像莫是龙父子本身就是大藏家，董其昌接触这些人，可以充分接触到好的书画精品，由此打开眼界。有观点认为，董其昌在收藏方面，从借观藏品而终成收藏巨擘。明代的鉴藏中心由苏州转移到华亭，是因为华亭出现了“巨眼”董其昌，《明史》载：“集宋、元诸家之长，行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明清政局承平，经济发展超乎以往，赏鉴收藏之风兴盛，达官显宦、富商大儒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所喜的书画珍品。一些私人藏家几代相传，所聚至富。董其昌少年时并不善书，关键时刻所见到的真迹主要来自项元汴家。董其昌与项元汴的长子项穆是同窗，通过这样一层关系，他得以从大藏家项元汴那里接触到大量的书画真迹，从而极少走弯路。项元汴与董其昌是忘年交。项元汴去世的时候，董其昌只有35岁。所以董其昌与项家的交往，主要是和项元汴的子孙。崇祯八年（1635），其时项元汴已经去世45年，董其昌不顾81岁高龄，应项元汴子孙项德成、项嘉谟之请，书《项墨林墓志铭》楷书册，详述项元汴家世、生平，由此可见项氏家族对董其昌在书画艺术上的帮助，董其昌至老心存感激。两家人以书画为纽带的鉴藏活动持续了几十年。

项元汴小像

董其昌的朋友圈还有两层是“隐形”的，对于董其昌书画艺术的继承和传播更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层粉丝圈，喜好临习董氏书画的古人，有的甚至崇拜到极其疯狂的程度。最典型的如康熙、雍正这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力量，非同小可。至于书法史中取法董其昌的人，一般爱好者不论，赫赫有名者，如陈继儒、李流芳、査士标、查昇、王文治、汪士鋐、孙岳颁、梁同书、陈鹏年、张辰、金世熊，直至后来的吴芝瑛、吴湖帆，甚至就连八大最初也是学董其昌起步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其昌确实有过人之处。

第五层是拥趸圈，今时今日对于董其昌书画非常感兴趣，执着研究的“董迷”。从古至今，对于董其昌创作的研究就没有过断层，一直持续至今。如今不仅是国内，还有很多国外学者，汉学家。再回到这次董其昌相关的主题展来看，火爆程度依然不减，不管褒贬，是是非非，董其昌永远是话题中心。借助现代新媒体技术，真正在微信“朋友圈”中持续登场亮相，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细节，汇拢集中，对于董其昌的了解持续推进，更进一层。这个“朋友圈”的力量无比强大，贯通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古代与今朝，做到了比董其昌还了解董其昌。

董其昌小楷《信心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