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勇

1959年3月，“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组织上调我去给胡耀邦做机要秘书。从那时起，我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耀邦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勤政廉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宽厚待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毛泽东亲点团中央书记

1952年，胡耀邦在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任上，奉调进京。6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转达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这样，胡耀邦于7月下旬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小蓝和长子胡德平，一行四人来到北京。他们的行李只有三只木箱，胡耀邦两只，曹令中一只。到京后，当晚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搬到了中央组织部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招待所。

胡耀邦上调中央，原定是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他7月底到京，很快就到“八一”建军节了，有关部门安排他“八一”节晚上去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在看台上，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告诉他：“你的工作有变化，一两天内会有人找你谈话。”

胡耀邦对中央安排他去建工部工作是很高兴的。他打了二十多年仗，非常渴望搞建设，他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他甚至把建国前二十八年概括成两个字，叫“革命”；建国后他也概括成两个字，叫“建设”。他这样概括，在“文革”中遭到严厉批判，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八一”节后，果然有一天刘少奇办公室打电话来，说刘少奇要他晚上去谈话。

那天晚上胡耀邦从刘少奇处谈话回来，曹秘书问他：“工作定了没有？”他说：“定了，到团中央”。曹秘书发现他情绪不高。回到屋子，盘腿坐到床上，耀邦对曹令中说：“你看，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要去做青年工作。其实，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事后知道，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变动，急需有人接替。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37岁，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又都在少共中央工作过。名单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毛泽东说，团中央的工作还是由胡耀邦来干好。

胡耀邦于8月10日到团中央上班，立即筹备团的一届三中全会。8月25日至9月4日，他主持召开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于8月23日和8月30日两次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团的工作。第二年（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又召开了团的二大，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主席团，又一次讨论了团的工作。毛泽东这几次主持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应该说把团的大政方针都定下来了，胡耀邦则结合青年团的特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指示，青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他说，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中心）转，又要自己转动，既要公转又要自转。

胡耀邦根据这个指示，把青年团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提出《中国青年报》要多办一些副刊。一个时期《中国青年报》创办了《周末》、《自学》、《科学与卫生》、《长身体》、《长知识》、《青年团支部》、《舞台与影幕》等许多副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耀邦说，孔子生日要介绍孔子，中秋节要介绍中秋，还可以介绍穿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使自己长高一点，怎样才能不胖（当时还没有“减肥”这个词）；他还说，青年人声音要响亮优美，女高音，男高音，低嗓子不行，枯燥的东西给人印象不深。这些都抓住了青年的特点，很受青年欢迎。

胡耀邦从1952年8月到团中央，到1964年12月调陕西省工作，在团中央工作了十三年。应该说，这十三年是团的工作朝气蓬勃、有声有色的十三年，也是最活跃、最有成效的十三年。

陕西纠“左”：一半工作，一半挨批

到陕西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后，由于纠正“社教”运动中的过“左”行为，胡耀邦接连挨批。他1964年11月30日到西安，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共202天，其中工作99天，挨批判101天。

胡耀邦到陕西工作，发现陕西省的粮食总产量一连几年都停留在80多亿斤，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总产要恢复到1956年水平，还有23％的差距，是全国差距最大的一个省。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靠自留地。棉花单产停留在40斤的水平。

为了抓好农业生产，胡耀邦提出农业增产的方针是：两手抓，双丰收。他说在关中地区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畜牧业。对此，西北局第一书记批判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你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哪只手抓阶级斗争？！”

胡耀邦还发现“社教”运动中发生了许多“左”的做法，大批干部、群众、学生被当成敌对分子，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政治、经济问题而遭到抓捕或惩办，包括所谓男女关系问题。1964年下半年，西安交大在学生中开展“反歪风邪气运动”，不到一个月，拘捕学生十余人，内定“反动学生”上百人。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于1965年1月9日在西安交大师生大会上、1月20日在中等学校教师大会上讲话时说：有的学生偷了一个馍，偷馍是他肚子饿嘛，怎么成了阶级斗争？文化单位抓阶级斗争，抓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怎么成了阶级斗争？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他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是道德败坏，对于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但对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

在“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抓捕人更厉害，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捕30人以上。双开除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一种开除处分的干部达450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支书被撤换76％。试点的三个县共清查退赔现金831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干部应退183元，而当年陕西全省人均年收入才120元。退赔比全年收入还多63元。三县批斗中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分子”9500多人。在凤县，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

胡耀邦针对当时“左”的倾向，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

同时，他还提出“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为了刹住“左”的错误，他还果断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他还在《电话通讯》中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①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②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③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④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胡耀邦的上述“三个暂停”和“四条政策”，以及前述“两手抓”的农业增产方针，都遭到了严厉批判，先后被批判101天。由于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白天没有午休，节假日从不休息，工作强度太大，工作又不顺利，加上受到错误批判，思想不通，心情不好，1965年3月下旬他就病了。医生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生命危险。然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在这种情况下对耀邦“不抓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却越批越烈，直到召开了十三次批判会后，把他批至彻底病倒住院，才暂时停下来。他被迫检讨了六次都未能过关。

1965年6月，叶剑英、张爱萍、张宗逊去西安考察军事工作，他们去前已听到胡耀邦在西安挨批的事儿。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洗尘的饭桌上，张爱萍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省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省是有功的啊。”

叶帅了解事情经过后，建议耀邦随他回京治病。叶说：“小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陕西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省委六月会议一结束，胡耀邦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6月20日，叶帅等要回北京，胡去机场送行。起飞前，叶帅要耀邦上飞机再谈谈。耀邦一上飞机，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命令：“起飞！”这时，胡耀邦才明白了叶帅的良苦用心，说：“叶帅啊，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带哩！”叶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后来，周恩来多次表扬胡耀邦，半年时间就把陕西的农业搞上去了。10月6日，胡耀邦到中南海参加西北问题会议。邓小平说：“你们的争论摆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邓对耀邦说：“你不要回陕西了，休息一下，另行分配工作。”至此，这场糊涂案结束了。

改组团中央风波

另一场更大的糊涂案接踵而来。

胡耀邦回到北京休养不到一年，还没过几天平静日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运动健康有序地进行。

当时胡耀邦在北京休养，并不主事，虽然仍兼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主事的是常务书记胡克实。胡克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团中央立即抽调了1800多名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却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越说越严重，说“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历史上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又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说“三胡（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毛反驳说，“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清清楚楚。”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团中央和胡耀邦等是自觉地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本不能原谅。这就把团中央和胡耀邦等人置于了死地，置于“文革”运动首当其冲的地位，加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的煽动，大批造反派一齐向团中央冲来，团中央遭到了灭顶之灾。

随后，参加中学文革工作组的大批团干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和冲击。就在大家满腹委曲，思想不通，人人自危，惶恐万分的时候，1966年8月13日晚上，某中央常委在工人体育场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当时决定改组的单位，都是指已经成了敌我矛盾性质的单位，这就意味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团中央书记处是阶级敌人了，谁还敢不同他们划清界限？谁还敢不起来造他们的反？于是团中央机关干部也都纷纷起来造反，胡耀邦等人则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又是一桩糊涂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若只在批判错误路线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一口头决定，显然是极不严肃的。第二，对这样严肃的事情，中央在事先和事后从未发过正式文件，只有口头宣布。第三，这位中央常委8月15日到团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讲到为什么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时，他说：“这几年团中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群众路线走得不够好，过去的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犯有错误，压制了中学红卫兵运动。”团中央这几条错误，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绝对不能得出必须改组的结论；但中央宣布改组时，又有保护和慎重对待之意，大家能跟谁去辩论，去说理呢？

耀邦嘴边上经常挂着的两句话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他更强调的是敢不敢实事求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敢于实事求是要付出代价。被关“牛棚”期间，他为外调的人写了上百份证明材料，他写证明就如同给干部作鉴定一样，先写优点、功劳，再写缺点、错误，对每一位被调查的干部都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从不受造反派给外调对象扣的什么帽子的影响。

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不承认对他的诬陷，他挨了不少批斗和训斥，吃了许多苦头，甚至被毒打得走不了路，抬不起胳臂。尽管如此，他却至死不悔，铁骨铮铮。他认为不实事求是，终究是要失败的。他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打了十年也未能打倒，这不是说毛泽东本事不大，而是他违背了实事求是。他还曾说过，“四人帮”说我们团中央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不承认，因为这根本就是诬蔑，我们团中央书记处包括我在内，本事就这么大，没有本事制定另外一条青年工作路线，只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作者系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时的秘书）

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