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大学的理念》中说：“大学是一个共同体，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寻求真理。”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浪潮无孔不入地袭来，本应作为学者和学生自由“寻找真理”的大学也不能幸免地收到市场的“洗礼”。

以前，强有力的领导层曾被认为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哈佛等名校的成功离不开一任任校长精心设计的政策和苦心推动的改革；而现在，美国那些校长们都在没完没了地忙于筹集资金。大学变成了这样一个图景：每一个系科都是一个“收入中心”，每一位教授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资金保管者”，每一所学校都在追求利润……

新的大学：当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市场”

汉堡包大学和常春藤学院

这两个校园之间只有半小时的车程，但在心理上的距离却有一光年之遥。在它们之间，标志的是美国新高等教育的外在差别。  

第一个校园是现代版本的常春藤学院，一个与平淡乏味的世界相隔离的学习场所。这里的建筑现代而不张扬，大部分教室的大小只适合上讨论课，而且配备了电子时代的设备。这是一所选拔严格的学校，它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自全球各地。对于在这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接触相关事业的机会，学生们感到非常满意。

另一个校园是城市丛林中的一座仿哥特式建筑。从20世纪50年代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到用于奥运———1908年奥运会———选手训练的游泳池。从建校到现在，学校始终陷于经济困境之中。吸引新的生源变得越来越困难。2000年，申请入学的学生中有60%被录取，  但最终来注册的却不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这第二所学校就是芝加哥大学。第一所却是汉堡包大学———麦当劳公司培训总部。

将麦当劳与芝加哥大学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亵渎，至少在海德公园里是如此。

但汉堡包大学这类学校的声望日隆，这说明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现象——市场的力量和道德标准都改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一个不一样的“市场”

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这一体系看起来与任何一本经济学概论教材所描述的市场都没有相似之处。

在商业领域中，当市场供不应求时，公司便应该扩大规模，否则便会抬高商品的价格，这是一种鼓励新参与者的现象。但高等教育的运行却完全不是如此。  

大学并未提高价格来使申请就读的学生望而却步。

尽管学费在不断上涨，尽管各个大学都在进行经济学家所称的“阵地战”以保护自己在排名中的地位，但学费上的收入仍然无法使其实现收支平衡。

新的学校意识到了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中挣钱的可能性，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但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并不能体现传统市场中的严酷的利己主义。它们用联邦和州贷款计划的方式接受大量的资助。

由于营利性学校的所有学生都依靠贷款来支付他们上学的费用，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初创新兴产业的政策，这些学校便不得不进行紧缩。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这一特殊市场的“销售者”———即大学———寻求的是最出色的“购买者”，即学生。

宝马公司并不在意是谁买走了它的车，但“在大学的生产过程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投入，这与提供传统的私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商不同……（精英学校）需要拔尖的学生，就像拔尖的学生需要它们一样”。

如果对高等教育市场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它视为一种比喻而不是一种精确的经济模式，那么这种比喻便具有强烈的效果。

大学校长们都在没完没了地忙于筹集资金

自从三个多世纪之前哈佛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大学敞开它们的校门以来，钱一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真正新的、给人们带来困扰的是钱的原始力量对于高等教育很多方面的作用。

学术界曾认为企业家的野心必然是邪恶的，而它现在却成了一种美德。“我们是在经商，”康涅狄格大学的教务长坦率地说，“我们的股东是学生、职工和康涅狄格州。”  甚至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也声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意味着经商”。

高等教育中的优先权更多地是由多种支持者———学生、捐助人、合作者、政客———来决定的，而不是学校本身，这些支持者中的每个人都在推动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有反应的”（事实上是服从的）学校。

强有力的领导层曾被认为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而现在，那些校长们都在没完没了地忙于筹集资金。消费者、资金保管者、适当的市场、创造品牌、胜者通吃这些新名词代表了高等教育“产业”中的这一变化。 

这不是语义和符号的问题，因为商业词汇会加强商业化的思维方式。

每一个系科都是一个“收入中心”，每一位教授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资金保管者”，每一所学校都在追求利润，无论是以金钱资本的方式抑或智力资本的方式。

选择逃离市场来退出角逐是不切实际的。

梭罗认为，从事教育便是处于一个捕鼠器之中，质量是最重要的，而任何一所采纳这种观点的学校都会导致自我毁灭。

声望就是金线：高等教育是一个“成功带来成功，失败带来失败”的产业

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中，声望就是金线，而由于声望是稀有商品，因此失败者要远远多于获胜者。  

声望不只是意味着吹嘘董事和毕业生的权利，它会带来切实的利益，名声上的细小差别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学校的声望越高，就越能吸引拔尖的学生和著名的教授，也更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资助，常常还能获得最能盈利的行业合同。

这样的成功可以稳固一所学校在强弱顺序中的地位。

在一个也许只有流行夜总会竞争的市场中，”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在描述他所说的“胜者通吃”的市场时写道，“高等教育是一个‘成功带来成功，失败带来失败'的产业。”

不论是否涉及本科生、教员、捐助者或者商业行为，近年来这一竞争已经变得更加激烈。优秀的学生对自己的选择更加有见识，他们也要求学校提供更加豪华的宿舍和更多的学费“折扣”。

最受欢迎的学科认为自己首先附着的不是学校也不是本专业，而是他们自己。

对于那些少数的幸运者而言，每年春天都是一个贪婪的季节，因为聘书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薪水，而且还有研究基金、教学工作量的减少等等。 

随着大科学的来临，研究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学校聘请一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可能要花费25万美元，但如果请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再配以助手和实验室，可能要花2000万美元。

抓住这样一个人物不仅是一种投资，也是非常聪明的举措，因为在这些实验室产生的研究结果有着巨大的商业潜力———最成功的大学可以获得9位数的收入，这相当于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捐赠。

因此提高研究基金、争取专利权、在互联网上争取一席之地等行为变得越来越激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高等教育在顶层等级分明，但它还是越来越普及了。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在上升，还有越来越多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回到校园。

在学术阶梯的低处，重要的是金钱和注册数字，而不是声望。

学科设置的转变：纷纷去挑选高教中最“有利可图”的领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生的兴趣明显地从文理学科（liberal arts）转向了所谓的“应用型文理学科”（practical arts），因此大多数学校也随之调整了它们的课程设置。

新一代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把这一部分的目标对准了市场。

这些学校中的最优秀者与旧式的中等专业学校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一方面将2%的学生吸收到自己的学校，一方面挑选了最有利可图的领域。

没有人争抢哲学专业的学生。而且，营利性学校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牺牲质量的情况下克隆自己，那是公立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不会做也不愿做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在潜在的互联网市场中取得了优势。

似乎对传统高校的这种挑战还不够激烈，还有超过100万的学生选择了为就业做准备的信息技术课程这一“类似中学毕业的体系”。

不仅仅是营利性大学和社区大学在追逐这些学生，择优录取的学校也将胳膊伸进了这个游戏。在这里，和远程教育一样，精英、大众和综合性学校之间常见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声望和质量都不能确保在这一领域内的成功。

高教“市场有其一席之地，但市场不能超出它自己的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重演。

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芝加哥大学用高薪挖走了克拉克大学最好的教授;南加州大学开办了房地产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了一个像工厂一样的通信学院;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普通电子系在学校建立了合作赞助的实验室。

关键性的不同在于这些力量的大小。大卫·里斯曼和克里斯多佛·詹克斯在1968年的著作中，将从奇普斯先生的“二战”前平静的学术村庄到克拉克·克尔的综合性“巨型大学”的转变过程称为“革命”，而“革命”至少是对当前克尔本人所说的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时代”的一个极好的描述。

新的教育技术，有着不同期望的学生和有着不同要求的教员，在市场中活着或死去的不同竞争对手，不断要求新的基金和新的收入来源以代替越来越少的公共资助，头脑中真正的全球性的市场:这些力量在将大学重塑成一个有着不同称谓的场所———“学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大学”和“企业大学”。

当时代思潮就是市场的时候，世界似乎自然就是这样运转的。如果健康保护、博物馆甚至教堂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并因此而发生改变，高等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呢?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最好的答案都是同一个。

“市场有其一席之地，”正如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若干年前所说的那样，“但市场不能超出它自己的领域。”

因此，在高等教育中也是如此。

市场力量使一些学校忘记了它们不仅仅是商业场所，同时把其他学校变成了更强大、更好的地方。而且，大学的理念中深埋的价值观是市场并非一种荣耀:相信学者团体而不是相信利己主义者的联盟;相信开放而不是相信所有权;认为教授是寻求真理的人而不是企业家;学生是追随者，而不是来满足他们的爱好的消费者，他们的爱好应该是被塑造的。

哪一种模式会主宰高等教育的前景?这是一个赌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答案出现的时候，它会描绘出高等教育未来的方向。

本文资料来源于大卫 ·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删改，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