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翻阅他的随身日记，无意间发现蒋早已下定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此外，张还发现了蒋的长期计划：德国为发动战争，急需我国的钨矿资源，作为交换，德国将会帮中国装备80个德械师。到了那个时候，待时机成熟，蒋介石会立刻发兵收复东三省——张学良的老家。

张学良看后一时惊讶无语, 并为之前扣押蒋介石的举动专门前去负荆请罪，后来还主动提出护送蒋回南京。蒋介石劝他留守西安，但张学良仍一再坚持要送。

据蒋介石和张学良共同的朋友美国人端纳回忆：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12月25日，蒋介石在失去人身自由十多天之后，平安返回南京。

上海市民游行，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因为在对日问题上的一再妥协，蒋介石常被主战派骂成胆小鬼。不过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蒋的胆量、见识、勇猛、善战无可置疑，当时甚至有舆论这样“拍马屁”：“蒋介石真的是胆小吗？当年他参加东征时，身上挂满手榴弹，每役都在前线指挥，甚至带头冲锋。”如此骁勇好战的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呢？

从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来看，他之所以忍受骂名、消极抗日，是出于当时国家现实情况的考虑，他深知如果仓促应战，很可能很快会国破家亡。抵抗，还是媾和，蒋介石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备受煎熬，而内心的痛苦，只有在日记中才有表露。

1933年6月3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客观地说，这份协议确实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推迟了4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备战时间。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极为赞许蒋介石忍辱负重、争取备战时间的做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元老张钫申明心迹: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眼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由此可见，蒋介石迟迟不愿对日作战，除了考虑到中国综合实力不济，同时也并不掩饰自己消灭共产党、成就国民党独裁专政的私心。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的主战派曾以“西安事变”中传出的蒋介石日记力压主和派，最终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援上海，扩大侵华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系列挽救中国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计划，包括修订陆军法典、制定武器标准、建立兵工厂、扩充空军部队、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修建公路铁路，等等。他还希望派人到世界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同时用6年时间训练60个师，这样就可以跟日本抗衡了。

“西安事变”之前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

王力宏的舅公、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他的理由是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孤军奋战，基本上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和认可，牺牲巨大。如果推迟两年抗战的话，彼此实力差距不会有那么大，中国很有可能迅速战胜日本，最起码不会陷入苦战八年几乎亡国的地步。

事实上，后来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证明了许倬云的观点。当时中国各个方面都准备不足，短短两年就沦陷了大半个中国。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国际支持，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还要惨重的多。

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都认可提前抗日对日本人有利的说法。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事变后，蒋介石暂时放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没有如果，无论抗战时机是否成熟，最终胜利属于中国，民族灭亡的悲剧也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