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六根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杨宪益戴乃迭，跌宕起伏的一生

文 | 李辉

李辉按：

这是一篇多年前与杨宪益的长谈记录，现推送出来供朋友们了解他的不平凡一生。

一九九九年戴乃迭因病去世，杨宪益久久不能走出失去挚爱的哀痛。是年年底，我劝说他到外地去散散心，到郑州的“越秀学术讲座”做一演讲，并可到开封等地一游。

迟疑几日，他同意了，演讲题目为《中国诗、外国诗与打油诗》。于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上旬，我陪同他前往郑州，有了一次愉快旅行。在郑州的几天时间里，我们也有了安静的、不受任何打扰的长谈，还少有地用上了录音笔。

录音后，并经杨宪益先生审定。

2019年6月21日，赵蘅与李辉漫谈杨宪益戴乃迭的一生

2019年6月21日，赵蘅、李辉、何晓涛、戴潍娜一起讲述杨宪益戴乃迭的一同走过

从天津到英国

李辉（以下简写为：李）：你在天津出生的，祖辈是从哪儿来的？

杨宪益（以下简写为：杨）：我们老家是安徽泗州，现在叫泗洪县，五十年代划归江苏。祖父行大，叫杨士燮，他们兄弟八个。他在前清后期考上翰林。祖父官做得不大，在淮安做了几年知府。

他之后，另外三个兄弟也中了翰林。发了财，也当了官。我祖父那一代，与林则徐是一派。到我父亲这一代，好几个兄弟都出国留学。父亲留学日本，五叔留学法国，六叔留学德国，还有一个叔叔到美国。

李：原来你们杨家有留学传统。对父亲有什么印象？

杨：父亲在日本花天酒地，玩了两三年，爱上了一个日本艺妓。记得我小时候从妈那里还看到过父亲写的情诗，是旧体诗。他学问怎么样我不知道，玩得肯定很开心。

父亲回国后，由祖父推荐到东北担任电报局局长。但染上抽大烟，不怎么有出息。不过，他还算有志气，把大烟枪掰断，戒掉了恶习。他从东北到天津，做了中国银行行长。当时中国银行有两个，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他同时还兼金城银行的行长。

杨宪益先生

李：怪不得我听人说你是富家子弟。

杨：天津当时汇集了从各地来的有钱人。天津是沿着墙子河成为商埠发展起来的。天津城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地盘，一部分是外国租界，分德、奥、英、法、日等国。

在这些外国租界中，德、奥租界最神气，一战结束后划归日、英。这样，最好的房子在英租界和法租界，那里外国人住的不少，还有驻军。我小时候经常去玩。每个租界里都有一个大公园，但英、法租界里的公园小一些。

中国地盘条件差，环境也差。三义庄的天津特色最大，大房子里也还睡着炕。租界里的人家大多洋化了，用炉子取暖，用自来水和电灯。

李：你们家住在哪一带？

杨：我父亲那一代来到天津，先在日租界的花园街买了一幢房子，大概是八号。房子可能早拆了，听说分成三部分卖的。房子的样子像民国初年的所谓洋房，很结实，也很难看，不像后来那么神气，带点儿中国味道。房间很大，佣人住一个院子，奶奶住小院子里的几间房子。我们和父母住在大院子里的一幢两层楼房子。

我是在天津出生的。民国四年，1914年年底，1934年离开，住了快二十年。

我的母亲是父亲的二房，我喊她“妈”，大房的母亲喊“娘”。娘生了几个儿子都夭折了，只剩两个女儿，是我的姐姐，有一个现在还活着。为了养儿子，父亲娶了我妈。后来他又娶了个姨太太。我和两个妹妹与妈住在楼上，娘住在一楼。佣人有八个男的，八个女的，还有一个黄包车车夫。

我们住的地方靠近法租界。日租界环境不好，当时有很多日本浪人卖“白面”（毒品），记得我上中学时，他们和警察打起来，子弹落到家里来。于是，我们搬到法租界的兆丰里，是租的房子。后来又搬到英租界的耀华里。

李：父母对你管得严吗？和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杨：挺宠我。我算长子。小的时候家里为我买了一个电影机，买片子回来在家里放。西方电影看得多，大多是无声电影。有一套电影连续剧《宝莲历险记》，写一个女人的历险，她叫Pouline ，中文翻译成“宝莲”。还有瓦伦蒂诺、范朋克出演的电影。

父亲喜欢听京戏，与谭鑫培等都很熟。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们吃完饭，在我们家后院趁凉，父亲与谭鑫培谈一个戏本的修改。

父亲五十多岁时患霍乱死了。娘是在日本占领天津后患癌症死去。

小时候，我因为是独子，看得娇。怕我被绑票，限制我外出。娘不让我去上小学和中学，找了一个老师在家里教古文，后来大一点了，又找一个女老师教英文。娘总是不让孩子到外面上学。她的两个女儿就吃了这个亏，成天关在家里。有一个女儿便是闷闷不乐，最后病死在家里。

少年杨宪益

李：小时侯有什么你自己觉得好玩儿的事。比如：你讲过的玩儿枪的事。你十一岁玩儿枪，你家里有玩儿枪的吗？

杨：家里枪就是买的。这个时候住在法租界，常到英租界那边去，到英国人的几家大商店去，在那儿买东西，买了一支汽手枪，回来很得意的这么打（比划手势）。我妹妹说，你会打吗？我说，当然会，我说你看我一打就打下来了。外面的电线杆子上面常常有很多麻雀，我也没有瞄，往天上这么一打，麻雀就掉地上了，正好从一个眼睛打进另一个眼睛穿出，非常得意。

当然，没有放枪的经验，得意的就是那一次。后来在天津，旁边住的商震家，他们家里养着很多鸽子，我那时顽皮，没有事打人家房顶上的鸽子，打死几个鸽子，有一次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人家来提抗议，后来就不敢了。

李：你小时候还是比较调皮的，是吧？

杨：家里比较惯，不过，调皮也不算调皮。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妹妹夏天都到北戴河去玩儿，我是独生子，他们不放心，说是到海边危险，北戴河不让我去。还有就是我要学骑车，结果也说不行。

两个轮儿的觉得太危险，容易摔跤，给我买了三个轮的自行车，前面一个轮，后面两个轮。说还不放心，还怕我摔跤，又给我加两个小轮子，变成五个轮子的自行车。没见过吧？因此，自行车也没学会，游泳也没学会，小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得意的事情。

李：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

杨：很小就开始了。等我在家里学到小学毕业程度，我母亲坚持要我上中学。当时天津最有名的中学是南开中学，但离我们家太远，娘不赞同去那里。法租界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中学叫新学书院，后来改为新学中学。这是英国传教士办的，专门培养买办，毕业后当商人多一些，人才不如南开中学多。

新学书院离我们家不远。我上学时它还叫新学书院，教师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中国人。那些英国人不会讲中文，因此，上这个学校的条件是，从一年级开始，就得听得懂英文。家里请来的女老师来我家里教，一直教到我出国。这样，我就有条件进新学书院。

李：怎么决定去英国的？

杨：我在新学学院那里念了六年。毕业那年，一位传教士老师要回国休假一年，劝我出去深造，不要等大学毕业再去。我当时已考上燕京大学，本来是想上北大或者清华，但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先到。

我们家本来就有留学传统，加上我和教我英语的一位家庭女教师一度有恋爱关系，家里觉得不恰当，也主张我到英国去，就这样，我到了英国。

在英国的日子

李：你是哪一年去的英国？

杨：我是1934年去的英国。

李：那时你在牛津念书住在那里？还住在牛津吗？

杨：不是。我因为一九三四年到那儿去学习希腊文学、拉丁文学，学了五个月就入学考试，考上了。第二年春天，我那个学校就找我去，问我入学的事情。

他先问我，你的希腊文学、拉丁文学算是及格了，可以入学，你学了多久？我说，学了五个月。他说，我们英国孩子们，他们都要学五、六年的，你学五个月，虽然考上恐怕不太扎实，还要巩固一阵子好一点。

他接着说，我们这个学院有规定，亚、非学生有限制，一年只能收两个亚洲、非洲的学生。今年，我们的名额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香港的，一个非洲的，你还得等一年再入学，你再把希腊文学、拉丁文学巩固一下好一点。我也没别的办法，好在家里有钱，我也不在乎，那就在英国再呆一年吧。

这是三五年年初的事情。那么三五年至三六年我就没事了，就在伦敦当大少爷也不合算，因为伦敦这地方什么都贵，又不好玩儿，所以，那一年我就跑巴黎、地中海、埃及、希腊去玩儿，跑了一个署假，玩儿了大半个冬天，到了三六年春天，我才到牛津去，到学院先要求入学，署假以后就入学了。

李：入学就入在希腊文学系，还是英国文学系，叫什么系呀？就是学语言吧？

杨：不是。他们学希腊文、拉丁文也算一种专业，完后给发毕业证书，学一年半。也有一次考试，考试完毕就算毕业了，也有一个等级。

李：你在英国玩儿枪，我听说你打破过灯。是喝醉酒打灯了吗？

杨：在英国也是带了个汽手枪去。跟几个同学，晚上就喝酒，主要是喝啤酒，一杯又一杯，喝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外面的灯。那个时候，我们在屋子里面，没有事情。

那时我们是头一年进学院，他们的规矩当时是，头一年要住在学院里面，第二年以后，自己在外面就可以租房子住了，就自由了，所以我们那一年……

李：在牛津是吧？

杨：在牛津。头一年学院都怕年轻人捣乱，每天晚上有教务主任在外面查夜。学院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就关门了，因此，我们常常是翻墙爬出去喝酒去。那天教务主任正在那儿查夜，我们看着胡同前面的电灯讨厌，我们说把它打灭，说着就打。

结果，教务主任正想查这些学生在那儿干什么，几乎打到他的鼻子。他从窗户看到是我的房间里有几个同学，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找我们。他说昨天你们怎么在屋子里面放枪，我们说想打那个路灯，打着玩儿，结果，没有……

你们是谁的主意？我为保护那几个英国同学，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就罚我五镑钱。

李：那个时候你家里比较有钱吧？是每个月寄去，还是去时一块带去？

杨：一般是半年左右给我寄一笔钱。那时家里有钱，用得比较费。那个时候从中国来的穷学生，一个月才花二十磅到三十磅，吃、住、房费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花到四十磅到五十磅。我在英国时有一次到巴黎玩，遇到了张学良的弟弟。他大把花钱，请我喝香槟，把整个大厅都包下来。说随便喝。他做过天津的市长，这时在法国留学。他在法国住了几年，也不懂法文。

我们坐出租车，下车时，他不知道该付多少钱。就从身上掏出一大把法郎，要司机自己拿。司机是个小胖子，拿了一张，看看他，没有反应，就又拿一张，一看还没有反应，便高兴得嘴张得大大的。

李：你留学的年代，英国人对中国留学生怎么样？

杨：对中国学生，一般的老百姓是同情的。那个时候，有一件得意的事。在英国北方有一个小城，叫邦斯莱，在牛津有一个英国同学，他就住在邦斯莱，是邦斯莱人，有个姐姐。

他们家是个屠宰场，卖牛、羊肉的，我在他家住过一段。那时，晚上就和他一块去酒吧喝啤酒去。那个地方的酒吧间不是高级的酒吧间，就是当地的工人喝酒的地方，很朴实，一块喝酒聊天。英国人喝酒有这么个习惯，喝完以后就玩儿投镖，我也试过，也不错，不过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成绩。

那天晚上喝酒，我就跟他们一块玩儿，这个人打一下，那个人打一下，都打不着，我说我来，一打一中，一打一中，全打红心，英国这些阔洋佬们觉得非常佩服，真厉害，我们一起喝酒，他们就跟我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怎么可恶，他们把我抱到桌子上面，说今后我们就参加你的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我们和你一道去，那天挺得意。

杨宪益就读牛津时期留影

2014年，李辉寻访杨宪益就读的牛津大学merton学院

戴乃迭就读牛津时期

李：听说你在伦敦还办过报纸？

杨：那个时候，跟日本人的战争已经开始，做了不少口头上的宣传。后来，不同单位的一些人一想，搞一个油印的报纸，也就是搞一个小报，因为在法国那个时候巴黎共产党有过一个油印的(或许是铅印的)小报纸，叫《救亡日报》。

那时候，中国学生大概有几种：一种是上学念书不问政治的，是极少数；一部分是国民党派着来的，带着政治色彩的，一般是他们参加“蓝衣社”，那是国民党派进来，给国民党收集情报的，他们念书都不怎么好；还有少数的一些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比较“左”派的。

左派的这方面我们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我们就知道巴黎的那个《救亡日报》，《救亡日报》在法国巴黎的那些人大概都是地下党，我因为同情他们，我也给他们带过几十英磅去作为捐献。

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还吃过一次饭，聊了聊。我们想英国也应该有一个报给华侨们看，我们说就办一个油印的小报好了，就叫《抗日时报》。

主意是我出的，另外一个年轻人，那时候和我常在一块玩儿的，叫李赣鹏，就是现在的民革中央的李赣骝的哥哥，李烈钧的大儿子，那个人回国以后就失踪了，大概是死了。李赣鹏也是一个大少爷，在伦敦没什么事。

我们就想给华侨搞一个抗日的报纸，我就拉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后来的北大教授(历史学家)向达，还有一个语言学的吕叔湘，后来是语言学所所长教授。我们买了个油印机，大概李赣鹏去买来，花了一部分钱，我也花了一部分钱，结果我们就办了一个《抗日时报》，一天一份。

李：中文的？

杨：中文的。消息来源就是英国报纸、外国报纸，包括各方面的报纸。关于抗日战争的消息，像林彪打了惟一的一次胜仗，平型关的消息，我们用中文翻出来，印出来。

那个时候，伦敦的华侨差不多有八百人，一般一天是一千份左右。有一个爱国华侨叫王礼锡，他的爱人叫陆晶清，后来也是一个民革的成员。陆晶清后来回忆，他们搞的那个日报，其实是从我和李赣鹏开始的。

不过是陆晶清帮忙，因为他们在伦敦是中国人的一个据点。后来，熊式一也住在那儿，蒋彝写了一本书也在那儿。陆晶清没有事做，但对伦敦东部的华侨团体比较熟，所以，她就负责搞我们的发行，每天跑。

李：报纸是收费的吧？

杨：不收，白送的。每天晚上都到一、二点，我提供消息、翻译出来，向达再润色一下，编成稿子，然后再由吕叔湘刻腊纸，因为吕叔湘小字写得漂亮。李赣鹏和陆晶清两个人发行，忙过一段这个事。

《抗日时报》我在伦敦那个时候搞了半年，后来又找了别人，增加了好多人，帮忙发行。

李：这张报纸英国的博物馆里还会有吧？

杨：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它是中文的，不公开发行的，是散发给华侨的。

李：主要是消息吧？

杨：是。不过，有人还会记得这事儿。《抗日时报》是三七、三八年左右，报纸发行了一年多吧。

李：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

杨：1940年回来的。

李：萧乾是1939年去的，你们在英国见过面吗？

杨：见过。不但见过面，我们还一块到英国北面的一个湖区旅游，在湖区逛了一下子，可能是两次。

李：对，好像他的回忆录里还写过，那时候太平洋战斗还没有爆发，还可以坐船到香港，是吧？

杨：太平洋战争没有爆发。不过是希特勒已经开始轰炸伦敦了。

李：1940年你回国怎么走呢？

杨：平常我们回国最短的路程，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坐，都是坐船。原来最快的路是走红海，走苏伊士运河。后来不行了，希特勒挺厉害，潜水艇很厉害，放的水雷很多，把英国船炸的一塌糊涂。

所以走那条路就很不方便的，已经把英国船炸沉的不少了。后来到中国来，就得从加拿大、太平洋走。结果我买了船票，通过大西洋到了加拿大，到了蒙特利尔，从蒙特利尔坐火车一路又逛了几个地方，到了西雅图，从那儿再坐海船到上海，再到香港。

李：这样走，绕一大圈。那时候，国内也是战争，为什么要回来呢？是毕业了，还是……

杨：一个是毕业了，一个是自己觉得是中国人嘛，在那儿呆着干什么呢？没有别的什么目的，知道抗日，当然是希望能够参加抗日，不过我也不会打仗，也不会放枪，回来也就是做点宣传。

李：你回来先到的重庆吗？

杨：本来是回来以前是吴宓、沈从文两个人写信来，知道我在牛津念过希腊文学、拉丁文学，要我回西南联大去教希腊文学、拉丁文学。寄了聘书，我写信回去，接受邀请，结果我坐飞机从香港进来。

我到了重庆以后，我母亲从天津也到了重庆，我母亲好多年不见了，说你不能再到昆明去，那时候日本人刚轰炸过昆明，那个地方太危险，后来把我留在了重庆，西南联大那边我就毁约了，就没去西南联大。

李：在重庆做什么？

杨：在中央大学教了一年。在那儿特务监视的很厉害。在学校里，我订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我想多看一看国内的消息，就又订了一份《新华日报》。

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磨擦已经早开始了，不过说起来还是共同抗日，所以，《新华日报》在重庆还有的买，但是，这个买《新华日报》的人总是要被监视。《新华日报》总是些年轻人或小鬼来送报。

我订了一份《新华日报》后，中央大学就更怀疑我们是不是红色嫌疑，尤其是戴乃迭又是一个英国人，更觉得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其实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回到中国的漩涡

李：你和戴乃迭结婚一块回来的，是在英国结的婚，还是回来结的？

杨：在英国订的婚。1941年春天，回到重庆结婚。那时候周恩来的秘书徐冰是在重庆的代理人，徐冰的办事处我去过一次，此外和共产党没有更多的关系。

不过那时候怀疑我，对我还客气一点，第二年给我续聘了，可是戴乃迭就没有给她续聘。我们当然就离开了，就到贵阳刚成立的一个贵阳师范学院教了一年书。

杨宪益和戴乃迭新婚合影

1988年郁风画戴乃迭肖像

李：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处在一个很特别、很尴尬的位置上，是吧？

杨：对，对。

李：是不是哪一派的都可以怀疑你？

杨：尤其是英国人，他闹不清你是右派，还是左派。

李：有一次你好象提到过你有一次历险，生命很危险。

杨：是有一个惊险的经历，几乎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从国外回来以后，头几年就是教书了，到处跑。

头一年是在重庆中央大学的分校，第二年在贵阳师范学院教了一年书，第三年到了成都光华大学又教了半年书，在这期间还有别的学校，中央戏剧学院等一些地方，又兼为别的学院教书。

当时，我母亲也在重庆，那几年，就是这几个地方坐着车子到处跑。每次，从重庆到成都的路上，那时候没有关系，搭车很困难，搭别人的车子叫黄鱼，那时候搭邮政局的车子，后面都是信件，前面可以坐人。

我去了好几次前面都没有位子了，司机总是让一位女的坐，我就在邮包上爬着，也就是大半天的时间。事先司机对我说要拉紧了，睡着了上面邮包太多滚下去就摔坏了，前一次有个人把脸都摔坏了。

那时候的司机，多半都有小老婆，除了有老家的小老婆外，沿路有一路的小老婆。这个司机出去，一路就打麻将，找他的小老婆去。

那天晚上，从重庆到成都的路上，又去打了一晚上的麻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要早一点走赶到成都。

他前一天打麻将、喝酒，第二天起来就有点糊里糊涂，结果开得太快，国民党刚抓的壮丁，躺在路上睡觉，我就发现一上一下的，结果后面就嚷嚷开了：怎么把我们的弟兄给压死了？司机有点害怕就跑，后面的国民党就追，看着我们要跑，国民党兵就都把子弹上了膛，对着我们让车停下来。

我躺在邮包上，国民党兵都上来了，打不死司机，可能就先打死我了。幸好司机停车了。司机又和他们说好话。两个人就商量，一个国民党兵说，你车子开得那么快，把我们弟兄压死了，我这壮丁值几十块大洋。

最后，他们商量好多少块大洋，算是了事。可是司机说，我身上没钱，我到我老婆那儿拿钱去。当兵的说：不行，你要开车走了的话，不回来怎么办？这样好了，你们同来的那位先生，拿他做抵押算了。这样我做了抵押，就下了车。

正好要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午饭，完后司机就赶回去拿钱去，开着车子去了，把我在那儿做抵压押。

丁聪画杨宪益肖像

陆灏画杨宪益肖像

李：没想到你还当过人质。他不回来你也没办法。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找都没法找。

杨：我想国民党兵或者把我抵押，或者是把我放在军队里代替这位死了的兄弟。结果，司机还不错，走了四、五个小时，下午回来了，把钱带回来给了他们，他们也高兴，没事了，大家又是一家人了，一块又大吃了一顿，又喝了酒，我们又往前走，到了村子里。

李：这事很悲哀。那个壮丁就白死了。

杨：那是。当官的有钱就行了，买一个壮丁也只是二十块大洋，你想买一个人的命还抵不上二十块大洋。上头交待，今天抓多少个壮丁，你要是少一个有钱顶着，无所谓。

李：死也白死了。这种事你遇到不少。有什么特别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还不少。你比如说，解放前夕，我跟南京美国新闻处的处长，中文名字叫卞承修。我跟他很熟，常在一块玩儿，结果，他大概感觉到我跟共产党有点关系，不过我没泄露过。

李：你那时候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吗？

杨：参加民革的地下组织。那个时候叫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地下组织。跟我一块参加民联地下组织的有个邵桠秋，现在也是民革的中央委员，还活着，过去当过民革的组织部长，我们很要好的。

他有不少小册子，从地下党那方面拿了毛主席的一些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论持久战》、《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新民主主义》好几本，我们那个时候常传着自己看。都是地下党传播的一些文件吧。

都是桠秋那儿保留这些东西，别人都不相干。那时候，南京的国民党开始搜查家里面，邵桠秋就很害怕了，他把这些文件放在一个大箱子里，就跟我说这一箱子怎么办，你什么地方可以好藏。我说好办，你把它贴上封条，交给我好了，我就交给了美国新闻处处长卞承修。

我说，你替我保留这些东西，国民党看起来快垮台了，这箱东西我怕被抢走。他说，放我们这儿你放心，所以就摆在他们那儿啦。

解放以后，从他那儿拿箱子时封条还封得很好，我就还给邵桠秋了。我从前看电影时，有人要藏一个什么东西，就藏到不显眼的花瓶里面，看起来很危险，结果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也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保险的地方就是跟外国人、尤其跟官方有关的人，那儿就更保险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得意。

李：你的经历很特殊，社会关系也很复杂，特别是还有一个英国妻子。后来“文革”中被抓起来，看来也有必然性。是吧？

杨：当然跑不了。我们被抓起来是在一九六八年。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跟我们作对的。

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李：这下子你们就多灾多难了。

杨：我们是四零年回国的，这也是很可能有特务嫌疑的，加上我本人在南京时有一段跟英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军事参赞很熟悉。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我参加了地下民革，我也有意思要把一些军统、保密局等有关的方面找一点材料，况且跟英国大使馆这个军事参赞很熟悉。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常常在江南一带很多地方跑。他有个汽车，带着我和乃迭，我们到处去玩儿，到了扬州、杭州、宜兴、无锡等地跑了好多次。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那个时候的政策是很快承认新中国，但是，留下一个尾巴，就是跟台湾要保持联系。

所以，英国方面提出来的要求是承认新中国，可是使馆这方面，要在台湾搞一个办事处。跟我们交涉，我们不满意这样。

苏联是头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英国大概就是欧洲第二个承认新中国，可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许他在北京搞一个大使馆，把大使馆从南京搬到北京，成了领事馆，降一级。

我认识英国大使馆的那个军事参赞呀，这个时候，因为使馆降了级，变成一个公使馆，他这个军事参赞就给了他一个临时领事的职务。后来把他派到了台湾去了。

他到了台湾不到一年，出去爬山，也是出去玩儿，摔死了。摔死了，查无对证，这边也查不出来了。这样一来，这边就觉得这个事情更值得怀疑了。

李：怀疑什么？

杨：觉得这个军事参赞没有真正的死，是假造了这样一个消息。我在北京和他那么熟悉，有在他家的照片，还有和他出去玩儿的照片。

他们就收集了一些，觉得你和这个英国的特务关系比较肯定。又说那个人已经死掉了，又到了台湾，更值得怀疑了，所以，更增加了我们可疑的一个证据。

李：因这些材料的关系，是到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五十年代没怀疑，是文革的时候吗？

杨：不是。五十年代初我在南京的时候，柯庆施，安徽人，他到南京来做市长，一看我也是安徽人，他想结交一些文化人，我又是南京民革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很要好。

我五二年要调北京来，事前他也有一些对我不太满意。我以前认识一些国民党的那方面的、跟他们不友好的一些人，比如：有一个卢冀野，南京的自由才子，一个胖子，我们常一块做事、喝酒，一起玩儿。他还有个朋友叫易君左。

卢冀野写过讽刺毛主席的诗，因为这个关系，柯庆施后来就有点…… 柯庆施后来把他自己的统战部的一些人都当作特务告发了，都给弄死了。

我那时候到北京来，他大概送了一些材料过来，我的感觉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大概他们内部都收到了一些柯庆施的反映我的材料，以后就不像早期毛主席接见我以后，一些部门常请我们到中南海去玩儿，看戏，吃饭。

后来就大不一样了，态度上就对我有点怀疑了，但还是客客气气。

李：“文革”前你们的日子总体还是平稳和舒适的，是不是？

杨：倒霉就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因为文革以前我又写了几首诗，拥护赫鲁晓夫，骂霍查是鱼目混珠。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又坏了，这样一来就认为我一定有问题了。

至于我到底是跟苏联的修正主义有关系，还是和英国的特务有关系，两方面他们都不敢说定。我老婆又是英国人，所以总是特嫌了。其实，到底怎么怀疑我，我到今天也闹不清楚。一九六八年“五一”节的头一天晚上，就忽然来人把我和乃迭都逮捕了。

李：找时间再听你讲讲监狱里面的事儿。

杨：好的。那里面的事儿也有好玩的。

杨宪益先生漫画像

意想不到的灾难

李：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

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李：你们那时候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渴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

11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一个《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打成反革命。

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

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鸦鸦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戴乃迭与儿女在一起。右为儿子，“文革”后期不幸自杀于英国

李：当时多大岁数？

杨：1968年我50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

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

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做为法律的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

我当时惟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踏踏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

我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没有人，我们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李：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还是过后抓的？

杨：当天晚上，把我抓上车不到半小时，另外一个车就把她带走了。

李：车上就你一个人吗？抓就抓你一个人吗？

杨：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兵的。抓就抓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去了先到一个房间里，把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去掉，把皮带、鞋带拿掉，我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

我这个人的裤子是靠皮带的，没有皮带裤子总是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只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了给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是一个建筑，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

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了望台，大概有机关枪，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层吧。带我上了楼，到了一个房间里。

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抓得人已经挤不下了，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房间里相对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其实，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躺了26个人，一个靠一个，和沙丁鱼罐头一样很挤了，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又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因为已经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9点一定要关灯睡觉的，已经快12点把抓进去了，挤在那儿睡觉，大便小便有一个大铁桶子，我就躺下睡觉了，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熏熏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什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

杨宪益戴乃迭在霍去病墓前合影

李：他还问你喝的什么酒？

杨：你喝的什么酒？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多可惜呀！我们都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李：怎么提审你？

杨:过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审我。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拿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待，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

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在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 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还有恐吓，就你们屋里住的遇罗克，我们就把他毙了。

李：遇罗克也是你们那个屋里关过的？

杨：是。他说是说了点话，也没有别的事。他们还说，他就是死不改悔，我们就把他毙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后就问我，你到过扬州、苏州、宜兴没有，我说去过，他们又问，干什么去了，我跟朋友一块喝酒。

什么样的朋友？我说一个英国朋友。他们问，那你们到那儿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你还不好好交待。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当成英国的特务了。后来他们让我回去，给纸和墨水，说好好写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实交待的话，要把你拉去公审。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玩儿写了几句。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来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满意，拍桌子，恐吓了一阵说，再考虑考虑，再给你一个星期。

弄了那么两三回，看我说不出东西来，我说的就是些喝酒、玩儿的事，没有大事。后来他们就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认为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交待出来。

给我一大叠子纸，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150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都说的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一个人写了200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100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也不审问了。

过了差不多两年，林彪事件出来了，就宽松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给一份《人民日报》，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来了，大家学习一下， 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来有学习时间，给了早饭两个窝头吃了以后，就是学习，我是念过一点书的，要我当学习组长，管别的犯人，让他们背老三篇。

那时候，我老三篇背的蛮熟的，就让我带着别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个老头，一背老三篇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杨宪益夫妇与端木蕻良夫妇等在一起

李：提审多吗？

杨：提审就是刚来时、林彪威风时多，头两年就是三、四天或一个星期左右提审一次，就是骂一顿，给下马威，后来，1971年林彪事件出来后就没有了。

以后造反派在外面忙两派斗争，就轻松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后就缓和了，后两年差不多没什么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风，放风是到另外一个广场，是一个四面有墙的、类似于天井的那样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坐得太久了，怕我们身体不行了，就让我们跑步，然后再把我们领回去。

洗澡也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有时候10天一次。那是一个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进去，也有时间限制，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时间。

李：你好像说过有个人进来关了几天枪毙了？

杨：那个人是后去的。我们的牢房有的时候还换，监狱的人看你在一个牢房呆久了，跟牢里的人太熟了不合适，就给你换牢房。我那回换的是一个小房间，只有四个犯人，我和两个犯人在一起，后来又来了这个年轻人，这个人跟我聊他的事情。

他本来是一个部队下来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爱上了一个北朝鲜的姑娘，可是后来回国了，把他安排在医院里当干部，又呆了几年，他对这儿的老婆不满意，总是想北朝鲜的那个姑娘，就想逃到北朝鲜去。

他对鸭绿江水也很熟悉，身体又好，就跑到那边去了。那时候，北朝鲜和中国关系非常冷淡，那时北朝鲜相信苏联，不相信我们，那个人就想借助这个机会表示对北朝鲜忠诚，想呆在北朝鲜不回来，就拿出红小书扔到地下拿脚踩，北朝鲜也没有表示态度就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养着去了。

李：跟那个女的见面了吗？

杨：没有，也没让他见面。后来我国跟北朝鲜的关系又缓和了。他在那儿正是等待发落的时候，北朝鲜就把他装在一个邮包里面送回了沈阳，在沈阳又招待了十天，也是关起来了，但吃、住都很好。

问他在医院做过什么坏事情，也交待了，他说拿过两次公款，那方面看起来态度很和缓，没什么事，就把他从沈阳又弄到我们这个牢房里来。他以为是一、二天就放了。

那天早上，突然把他提出去了，人们以为是放了，其实，当天公审做为叛徒被枪毙了。大概是北朝鲜把他去时的表现说了，怎么样骂毛主席，怎么踩了红宝书。

李：大家对你怎么样？

杨：坐牢的时候，别人对我都还尊重，反正是不要乱说话，客客气气的，背书、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的熟，每天早上要读一篇报纸，我读的比他们顺口，也没有错误，他们对我都挺客气。

当时，每个犯人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个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且说得意事

李：我听说过你在监狱里还有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

1971年秋天，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

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吵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

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

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有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

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

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得呗！

杨宪益九十大寿

庆贺杨宪益九十大寿。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一起出版《三家诗》

李：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渣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说，过一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李：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沙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李：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李：唱什么歌呢？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

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儿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

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10点钟，晚上是5点多钟。

李：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菜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李：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那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李：你们关起来的时候3个孩子都在吧？

杨：3个孩子都在。

李：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李：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是破破烂烂了，半年的时候，允许你写个条子，要几件换洗的衣服，通知家里送到监狱门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检查，怕里面藏着东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东西在牙刷，肥皂里，放点辣酱、果子酱或者是黄油，每到半年他们都让你跟家里说。

杨宪益致李辉信

李：那你在里面一直穿着那双拖鞋？后来也没要求送鞋来？

杨：一直那双拖鞋，我也没让家里给我送鞋。后来要求送过一次棉制服，出来时也破破烂烂了。

李：你在监狱从没有见过乃迭吗？

杨：没有。年轻犯人都调皮，想办法从窗户的缝里往外看，说有外国女人从这儿过去，她们去洗澡。

李：你们在二楼还是三楼？

杨：二楼。

李：男监、女监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分楼层，还是里、外之分？

杨：女犯人在另外一栋楼。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绪化，在那儿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这种事比较少，男人找些无聊的事做，没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李：她进去是用英文审查，还是怎么审查？

杨：用中文。她们审查很客气。

李：也让她写交待吗？

杨：好像不写，好像也逼她认错，认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时候有过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二次。吃饭也比我们好，有时候有饺子，有时有炸酱面。

李：戴乃迭在那里是几个人关在一起？

杨：她一直是单间。

李：单间其实最可怕，一个人很寂寞。

杨：单间闷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洁、糊箱子，待遇比我们宽松得多，有外国杂志，都是极左的，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过去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样把《资本论》好好的通读了一遍。

李：最后放出来也没什么结论？那是怎么放的呢？

杨：1972年5月间放的，整整4年。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

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

回去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像，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杨宪益戴乃迭劫后重逢

李：你那档案都还给你了？还是扔了？

杨：我没要。他们说你要就都还给你，我没要，就烧毁了。我想，都是我在监狱里面写的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出事前谁揭发的什么材料，我后来也都知道情况了，没什么值得保留的。

还有照片，就都没要。后来想想，把档案，照片都不要，挺可惜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李：放你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杨：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就说，收拾行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是跑了21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李：要填什么表吗？

杨：只签个字。进来时候的东西还给你，最后又说，你们家搜查的东西我们就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收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诗人奥非特的《爱经》，里面有点关于性交的黄色的东西，他们觉得好玩儿，拿去了；还有点日记本，不是我的，是我儿子的，都用过的也没用了，就不要了。

我说《爱经》这本书给我带回去好吗？还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四大名著他们全拿走了，我说那就算。

李：《爱经》后来译成中文了吗？

杨：有过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译，解放后大概也有。

李：有人接你吗？

杨：后来我就到了门外，外文局来了个吉普车接我的，来了几个办公厅的人。我那时候算是一个钱也没有，他们临时给我几十块、还是一百块钱，说要我先拿去用。然后我到屋子里一看，我的房间一切还照常，就是灰土大的不得了。

封了四年，结果耗子都做了窝了。我看见书柜里面一大堆耗子，见我来了都很不高兴，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面一洞一个洞，全都不能穿，都让耗子咬烂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窝了！

2009年3月22日在杨家，这是我为杨宪益拍摄的最后一张吸烟的照片

2015年3月1日 前去南沙沟探望百岁老人杨敏如。她说，你不要来看我了，我还要写《红楼梦》的文章

2015年3月1日前去探望杨敏如，一起合影

2018年圣诞节期间，前往看望杨苡先生。2019年9月12日，是杨苡先生的百年诞辰

李：你先回的家，戴乃迭过几天回去的，对吗？

杨：我回了家后，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了。我先把房间整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来她会伤心的，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

我用了三、二天的时间刚把屋子擦干净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烂烂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诉我，戴乃迭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李：你那个半瓶酒是不是还在呢？

杨：那半瓶酒还在，盖子没盖好，颜色变黄了不能喝了。

李：那半瓶洒是伤心酒，也不喝了。

杨：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也没有人浇过水，我以为还活着，我一碰，哗一下全变成灰了，干透了。戴乃迭过了一星期回来，我把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杨宪益诞辰百年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文景出版杨宪益的中译作品集

世纪文景设计的杨宪益中译作品集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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