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方提出了包括建立华北与上海非军事区、内蒙脱离、停止抗日等7条苛刻的要求,并威胁若中方不接受条件,日军将会加紧进攻,直到彻底击败中国。月底,九国公约会议在谴责日本侵华的一纸空文中宣布休会,使得只剩下德国有望“调停”中日。

作者:Onerep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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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这场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尽管各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对此持不同立场,但想必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比当时的德国处境更尴尬。

帮中国,还是帮日本?七七事变爆发,德国人的尴尬选择

日寇铁蹄踏上卢沟桥

一方面,中国是德国获取钨等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且中德之间的军火贸易给德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另一方面,日本却是德国不得不拉拢的合作伙伴。因此,无论支持交战的哪一方,对德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不得已,德国只能宣布在中日之间严守中立,并呼吁双方停战。

蒋校长公开表示,只要日方退回七七事变前的控制区,中方的抗战就会随之停止。由于当时日军在淞沪战场遭到了国军的顽强阻击,且中方的德械部队也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再加上日本遭到了国际上的一致谴责,因此日本内部的主谈派势力有所抬头,妄图以谈判的方式得到自七七事变以来的在华侵略成果。因此,日本人秘密请德国人出马,进行所谓“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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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1937年10月30日,驻上海的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式接到了柏林的命令,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战争。他告诉蒋校长,“九国公约”以及“国联”都无法让日军离开中国,因此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解决问题。次日,蒋氏集团的“主和派”人士如汪精卫、何应钦等,同陶德曼共进晚餐商讨谈判事宜。

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方提出了包括建立华北与上海非军事区、内蒙脱离、停止抗日等7条苛刻的要求,并威胁若中方不接受条件,日军将会加紧进攻,直到彻底击败中国。面对这样明显不平等的条约,德国人却并未表现出任何不安,反而希望借助德国的压力,迫使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合约。次日,陶德曼大使将这些条件报给中方知晓。

蒋校长这时候还是清醒的,尚未丢掉作为中国人的底线。在11月5日与陶德曼的会面中,他首先表达了对德方愿意出面调停的感谢,但他仍然坚持中日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应当恢复至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

试想一下,倘若蒋校长同意日方的条件,南京当局将立即被汹涌的舆论冲垮。他表示,自己知晓中日交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国失败,然而中国却绝不会在这之前放下武器。更何况,他仍寄希望于国联能出面干预,迫使日本退回原来的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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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犯被处死的广田弘毅

然而在同一天,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淞沪战场的战局急转直下,不久之后上海失守,日军转向南京。此时德国大使与德国军事顾问团抓住中国战局不利的机会,在南京当局四处活动,鼓吹中方应当及时“止损”。月底,九国公约会议在谴责日本侵华的一纸空文中宣布休会,使得只剩下德国有望“调停”中日。12月中旬,挟攻陷南京之机,日本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哪怕是德国人也认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中方断然无法接受。1月13日,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孔祥熙在表示日方条件过于苛刻的同时,表达出愿意和谈的态度,使得德国人认为事情还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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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战场上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重机枪阵地

然而,急不可耐的日本人却希望中方更快地俯首称臣。早在11日,日本就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继续对中国用兵。15日,日本宣布调停结束,并且将不再有任何和谈的打算。18日,蒋氏针锋相对发表明,两国同时召回了各自的使节,进入了彻底的敌对状态,陶德曼“调停”的闹剧正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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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觉醒,形成抗战洪流

德国人在此次事件中犯下的错误,是低估了日本的野蛮和疯狂,同时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虽然如此,这一“调停”仍然对中国的抗战士气起到了消极影响,此外也催生了内部“投降派”与“抗日派”的进一步分歧,削弱了凝聚力。还导致淞沪、南京战场的国军畏首畏尾观望,对两次战役的灾难性结局产生影响。

对德国人而言,一个现实的选择摆在了他们面前:中国or日本?毫无疑问,对沆瀣一气的侵略者来者,答案是分外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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