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故居椿荫堂的私塾馀居，他小时候曾在这里读书。

黄药眠的故居椿荫堂在梅州江北老城攀桂坊内。

《黄药眠口述自传》以轻松诙谐的形式回顾了黄药眠的一生。

黄药眠（右二）与朋友、老师们。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流水一去是决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瞭望故乡。”……黄药眠在他的散文《祖国山川颂》中如是写到。

黄药眠，原名黃访、黃恍，“药眠”是他的笔名。他以诗人、教授和文艺理论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鲜明的倾向、独特的见解、丰硕的成果享誉国内外。他同时也是积极投身革命的战士，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著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黄药眠散文集》、论文集《批判集》等。

他的一生动荡而充满传奇色彩，正因为丰富的经历，让他的文字充满诗意、富含激情。在抗战时期，他创造了大量饱含悲愤之情的诗歌，对民众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他的指导下，学校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

尽管命运多灾多难，但他用自己优美的诗句和散文热情歌颂祖国、党和人民，从未诉过苦道过怨，他说人生历经风风雨雨，说来也很自然。

●张柳青

在书香世家长大

少年时期加入革命运动

“百花洲尾齐洲前，此地出状元。”

在梅州江北老城攀桂坊内，门逆周溪河而立，与东山书院隔河相望，状元桥与屋门口的道路相连，有一栋五堂两横两围殿堂式围龙屋，这是黄药眠的故居椿荫堂。

椿荫堂五个厅堂高于四周的房屋，与横屋之间的天井缩小到不到1米宽，横屋的高度和阔度与邻居差不多，远处眺望，周边的屋子以它的厅堂为中心，既形成了“鹤立鸡群”之势，又与周边融为一体。这种五堂结构在客家建筑中较为少见。

步入椿荫堂，一阵阵幽香飘来。“我们家族一直有养兰花的传统，代代不衰。”屋子的看守人黄先生说，椿荫堂内的天井都种着兰花，淡淡清香，仿佛告诉来人，这家人浓厚的书香气息。

在《黄药眠口述自传》里写到：“我的母亲是被人放在草堆里的弃婴。不晓得碰到什么好运气，被一位路过的女子看见了，把她抱回家去，准备作为她的‘等郞嫂’。”而关于他的亲生父亲，据这本书记载：“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母亲等来的‘郎’，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也就永无消息了。”后来母亲与黄氏再婚，便一直居住在椿荫堂。

黄药眠出生在1903年，他戏称自己：“诞生那天，肯定不会天上云中有什么隐约的仙乐奏鸣之声，屋上也不会有什么祥云缭绕，室内也不会有异香盈室。我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赤条条地来到人间了。”

黄氏家族历来注重读书，拥有诗书传家的良好氛围，所以黄药眠从小便在书堆里长大。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小时，家里就为他请来了教书先生，让他获得了对文学最初的认识，小学时他便已能读《唐传征东》《唐传征西》《三国演义》等书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彼时黄药眠仅8岁，从身边的人获得了许多关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故事。少年时期，黄药眠就读于梅州中学。当时的校长黎贯十分热爱国家，时常声泪俱下地痛斥日本人的行径。黄药眠在自述中说，校长的演说“忍令国土沦于夷秋，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等句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学一年级的黄药眠，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并在中学三年级时加入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担任秘书，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中学毕业后，黄药眠来到了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现中山大学）英语系读书。大学时期的黄药眠喜欢诗歌和哲学，他最佩服的是两个世人，一个是尼采，一个是泰戈尔。抱着澎湃的心情，黄药眠在大学期间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并开始学着写诗。

书写大量抗战诗歌

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1925年，22岁的黄药眠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并开始了教书生涯。在家乡教书期间，黄药眠时常寄一些诗歌给郭沫若，郭沫若回复：“诗好！”这让黄药眠十分高兴。

虽然梅州地处偏僻，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一定成功”的歌声却遍传山野。黄药眠意识到，不能再躲在偏僻的山区里教书，他写信给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希望去那里工作。一个星期接到回信，于是他毅然辞去家乡学校英语和国文老师的职业，来到了风起云涌的上海。

1927年，在上海创造社下，黄药眠开始在《创造周社》《流沙》等报刊上，发表了《晚风》《我死之夜》《黄浦滩的中秋》《握手》《五月的歌》等诗，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从而奠定了他浪漫派诗人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充满诗意、激情的文艺论文，如《梦的创造》《非个人主义文学》《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等，为探讨当时创造社文学发展方向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使他在文艺理论界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决意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他，潜心研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黄药眠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与夏衍等多次商讨筹办“左联”事宜。

1929年秋冬，黄药眠被派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并在此期间，学习了列宁主义。4年后，黄药眠放弃了莫斯科平静的生活，绕道海参崴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向上海党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之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黄药眠被判处10年徒刑。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即奔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38年到武汉养病。后撤往长沙，加入“青记”，并同范长江、胡愈之等一起创办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

在此期间，黄药眠创作了大量的饱含悲愤之情的抗战诗歌，对民众中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作为中国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他实际上负责着除四川之外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文艺的理论导向工作，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等长篇论文。

同时，他还负责组织了桂林文化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经常组织举办有关诗歌创作、诗歌形式的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诗歌批评的论文，像《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论诗歌的创作方向》《论诗歌的手法及其它》《论诗底美、诗底形象》等，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业余时间里，他举办各种文学讲习班，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因而在当时的桂林文化界被人们称为黄大师。

命运动荡起伏

始终心系国家和文学

皖南事变后，黄药眠逃亡到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常为《国际时事论丛》《华商报》撰稿。

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黄药眠回到家乡梅州，潜心着述，为《当代文艺》《文艺生活》等报刊撰稿，写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诗论》、译有俄文诗选《莎多霞》等。

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黄药眠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1944年日军南侵，他撤往成都，为《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文艺副刊撰稿，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黄药眠再度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兼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人民报》主笔。后为培养革命人才，与友人创办了达德学院，任文哲系主任。同时，黄药眠兼做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的宣传工作，主编《光明报》。并活跃在香港进步文坛上。这一时期，黄药眠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学》，小说集《暗影》、《再见》，长诗《桂林的撤退》，散文集《抒情小品》，政论集《民主运动讲话》等，并兼任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的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到1957年，这段时间对于黄药眠来说，是动荡生涯中少有的平稳安定而又意气风发的几年。在他的指导下，北师大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黄药眠担任教研室主任。

同时，他领头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美学系列讲座，他自己也身置其中，对美学、文艺学问题的思考是具体的、深入的和带有独创性的。正是在他一手操持与积极努力下，北师大文艺学学科逐步确立起来，并且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随后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平待遇，但黄药眠仍坚持写作，短论集《面向生活的海洋》，就是在他受监护期间慢慢写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药眠恢复了名誉。在《面向着生活的海洋》散文诗集的扉页上，他题了两行铿锵有力的句子：劫余留铁笔，白首写苍生！

直至去世前，80多岁的黄药眠仍坚持着自己的工作。他一方面亲自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和进修学者，努力为国家培养学术人才。另一方面，还潜心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甚至积极参与当时的朦胧诗、美学和人性论等学术争论。直到临终前，他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自传著作《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1987年9月3日黄药眠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对于家乡，黄药眠始终充满感情。他参加工作后曾两次回故居椿荫堂，在《黄药眠口述自传》中详细地描绘了梅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政治、婚嫁、丧事、山歌、过番等情况，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客家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