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与莫斯科地下铁道设计局总地质工程师B.M.米里涅尔握手

1953年, 新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北京市委在首都城市改扩建的总体规划方案中, 从城市发展和战备考虑, 首次提出修建地下铁道的战略设想, 并得到党中央的认可。1956年以后, 地铁筹建、规划和设计工作相继展开。其间, 苏联专家对北京地铁建设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热心指导, 对其成功修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苏联专家来京指导地铁建设

1953年9月28日, 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关于《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 (简称《草案》) , 经过多次讨论修改, 于11月底上报党中央。《草案》中明确指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 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 必须尽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建设地下铁道。随后, 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北京市委提交的《草案》给予了总体肯定, 并提出“鉴于首都的建设任务十分急迫与繁重, 因此聘请一批苏联有关城市规划、给水、排水、供热、煤气和公共交通等专家设计组来我国, 专为协助北京进行下一步的规划设计工作, 是完全需要的”。

1954年, 北京市委就北京地下铁道建设事宜陈请党中央。党中央高度重视, 国家建设委员会积极与苏联政府联系, 希望苏方派遣地下铁道专家到中国帮助规划地铁。国家建设委员会还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就修建地铁一事特别请教苏方铁道部专家谢尔巴可夫、米哈也洛夫、库拉金、切列庞切夫四位专家, 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北京市将来人口发展到500万, 在城市交通和国防上有此要求, 故需要考虑地下铁道的修建, 地下铁道从开始收集资料到设计完成约需四五年的时间, 是长期的准备工作。”基于以上建议, 国家建设委员会认为, “从长远看, 北京建设地下铁道是需要的”, 并将意见报请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

1956年, 中央派出铁道部副部长于光生, 以及陈志坚、史晓昭、茅以新、韩曰翰等组成的考察团, 赴苏联考察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座城市的地铁建设,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指挥部在内的战备工程等, 为北京地下铁道规划建设积极准备。

1953年北京市委《改建与扩建北京市的规划草案 (未定稿) 》

新中国成立初期, 各方面人才缺乏, 地下铁道建设人才更是匮乏, 甚至连收集地下铁道资料工作都无从着手, 准备工作异常艰难。当时中苏处于友好时期, 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参加援建工作。

1956年1月,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莫斯科向苏共中央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援助方案中提请苏联政府于1956年第一季度内派遣一个地下铁道建设的专家小组来中国, 希望这个小组包括深部地质勘测专家和地下铁道选线专家若干名。5月22日, 李富春复函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 请他们将建设北京地下铁道的初步打算, 准备工作情况, 要求苏联在哪些方面进行援助, 所需专家的专业、人数、来华主要解决的问题, 来华时间等有关问题上报。为此, 北京市委与在京的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组长勃得列夫交换意见后, 于5月30日向李富春提交专题报告。

1956年7月, 苏联政府同意派遣地下铁道专家组来华。10月9日, 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一行五人来到北京。莫斯科地下铁道设计局总工程师 (同时也是一位科学院院士) 巴里舒尼可夫 (又译巴雷什尼可夫) 为专家组组长, 成员有总地质师米里涅尔、地质工程师谢米尔诺夫 (又译谢苗诺夫) 、设计总工程师马特维也夫、建筑工程师郭里可夫, 所有成员均参加过1931年莫斯科地下铁道建设,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956年9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对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的批复

苏联专家到京后, 很快投入工作之中, 北京地下铁道各项准备工作很快步入实质性阶段。他们利用一周的时间, 初步了解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以及相关资料。又对现有的一些地质资料进行研究, 并亲自到地质勘探现场察看钻孔位置和钻机工作情况。10月16日, 苏联专家正式提出半年的工作计划书。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收集地质、线路、结构方面资料, 研究北京交通量的规律和中国现有建筑材料的性能, 编制北京地下铁道远景规划方案和一期工程的计划任务书, 为一期工程的初步设计做好准备。

按照地下铁道建设的程序, 首先要对北京地质情况进行勘探, 在此基础上, 再研究线路和结构等问题。由于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 (简称专家组) 工作期限为半年, 所以各专家和业务室直接联系指导工作。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从编制的13个地下铁道远景线路总布置方案中选择了两个较好方案:第一个方案由7条线路组成, 全长170公里, 车站114个;第二方案由6条线组成, 全长168公里, 车站111个。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的第一期工程线路有两个具体线路方案:第一方案是从东郊红庙 (当时即将兴建的热电站附近) 起, 经建国门沿东西长安街到西郊五棵松, 全长18公里;第二方案是从龙潭起, 经天安门、南长街、西四、西直门, 到达颐和园, 全长21公里。第一方案线路经过的地区, 中央机关多, 交通量集中, 建成后, 对防空和交通都能起很大作用, 但是, 战时只能利用隧道掩护居民, 不能使地下铁道同西山联系。第二方案的好处是能够直接同西山联系, 但中间一段线路, 平时交通量不大。苏联专家组主张采用第一方案。

苏联专家组对第一期工程线路东西线 (红庙—新北京, 现五棵松) 埋设深度作了四种方案 (即全线浅埋、全线埋设30—40米深度、全线深埋于第三纪地层、混合埋设即西段深埋、东段浅埋) 对比研究后, 根据北京地质情况, 提出浅埋的建议。1957年1月14日, 巴里舒尼可夫代表专家组形成《地下铁道专家组关于北京市地下铁道埋设深度的问题建议》。

在技术资料方面, 苏联专家组提供了苏联地下铁道设计图290张, 其中车站图120张、隧道图170张、设计技术规程及有关资料约35万字。

苏联专家在京期间还开展了多次技术专题讲座, 系统地讲解地下铁道设计、地质勘测技术规范、结构等技术业务知识, 以及编制远景规划和计划任务书的原则和方法。结构专家谢米尔诺夫从11月10日起对工程干部、技术人员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培训, 围绕地铁工程结构共举办专题讲座19次。

1957年苏联专家绘制的北京地下铁道路网规划方案

1957年3月底, 苏联地下铁道专家先后分两批回国。在半年时间里, 苏联专家带来了先进的地铁规划理念与经济、技术方法, 对于新中国地铁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开展地质勘探工作, 编制地铁路网规划

对于地下铁道来说,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是确定合理埋深、选择施工方法的先决条件。1956年10月苏联专家来京之前, 地质部水文地质局901大队为北京寻找地下水源已在北京开始地下勘测, 当时已钻探21个钻孔, 由于采取灌浆钻的办法, 土样结构被破坏, 无法获取地下铁道所需的资料。苏联专家来京后, 地质勘探工作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主要是探查北京地质、地貌、水文地质情况, 为地下铁道选线开展基础性工作。

从1956年11月开始, 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 采用干钻方式展开钻探, 截至1957年4月, 初步摸清了北京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

1957年3月12日, 北京地下铁道筹备处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线路方案的报告》, 初步选定七条线的路网方案, 其中第一线 (东西线:红庙—新北京, 全长18公里) 和第五线 (西北—东南线:龙潭—颐和园, 全长21公里) 作为第一期线路工程。因此, 从3月份以后, 地质勘探的重心转到这两条线路上, 在勘探过程中, 筹建处对第五线末端迟迟未定行, 6月份以后, 减少了第五线勘探量, 转移到远景规划其他线路上。截至当年12月上旬, 基本上弄清了第一线中公主坟到中山公园段第四纪地层分布厚度、第三纪地层岩性, 以及水文地质条件 (自上而下要通过四个含水层) , 为该条线提供了初步设计所需的工程地质资料、水文地质条件、隧道结构的土壤物理力学性质及水文地质性质相关数据。对远景规划其他线路的普查, 积累了地下铁道工程地质资料, 为选择合理的埋深提供了依据。

1959年2月, 工程局钻探队成立。根据地下铁道勘测设计、试点工程的需要, 钻探队与北京市地质钻探大队共同完成第一、第五两条线路, 共39公里的地质钻探任务, 进行工程地质钻探561孔, 合计67118米。6月份, 开始石景山至模式口, 中国人民大学至颐和园, 昆明湖东南以及飞机场西南的电探工作, 完成第一、第五线所钻孔位的地质剖面图、柱状图和说明书等编制工作;解决第一、第五线两线的地质主要问题包括解决东单至北京站的第三纪岩顶覆盖的黏土层的厚度和土质分析, 文化宫以东埋设中间大厅深度范围内黏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分析, 基本上摸清第一线全线第四纪含水层渗透系数变化规律和深层含水层的涌水量及水压问题, 基岩起伏状况和基岩风化程度, 并确定隧道通过各类地层的强度系数值, 摸清八宝山断层、玉泉路基岩构造及破碎带分布范围, 以及古河道位置及深度, 基本上摸清第五线全线基岩起伏状况。

从1956年10月至1962年地质勘探共钻探2100个孔, 总进尺13891126米, 经过多年勘探积累, 为北京地下铁道合理规划线路、选择正确的埋设深度、采取有效的防水措施和衬砌厚度及施工方法提供了必要条件。

自1956年1月起至1961年底, 北京地铁先后共提出过31个地铁路网规划方案, 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6年1月至9月尚未成立组织机构的时期。在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勃得列夫指导下, 配合北京城市整体规划和改建, 由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编制提出了三个北京地下铁道远景规划方案, 经过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与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多次讨论, 建议用第二个方案。

第二阶段是1956年10月至1958年9月地下铁道筹建处时期。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编制完成了13个路网规划方案, 即 (4—16方案) 。经市委、总参、公安部门领导多次研究, 最后, 决定提出两个基本方案, 第15和16方案, 以16方案作为建议方案, 并将这两个方案分别绘制出不同比例尺的规划图。

第三阶段是1958年10月至1962年9月地下铁道工程局时期。与北京规划管理局合作, 先后三次总共提出15个方案, 即17—31方案。1960年5月, 在北京市委召开了北京地下铁道修建委员会, 会议决定采用第31方案, 暂作为初步设计的依据。

这31个方案, 基本上反映了不同阶段路网规划各自的出发点。第一阶段主要考虑到人防原则是城市人口向西部山区疏散, 线路全部考虑深埋;第二、第三阶段人防原则采取就地待避, 但是, 线路埋深方式有所不同, 前者以浅埋为主、深浅埋结合, 后者是先深埋, 后浅埋。

在六年多的时间里, 北京地下铁道的路网规划方案不断调整, 提出的31个方案, 每个方案都具有不同的优缺点, 究竟采用哪个方案, 并未经中央领导批准。

北京地下铁道考察团赴苏考察

埋设深度是进行地下铁道勘测设计的依据, 是设计之前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原则问题。1957年1月, 苏联专家组建议采用浅埋方案。但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认为修建地下铁道主要是战略上的需要, 应当深埋。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右一)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梁思成 (右二) 和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米里涅尔 (右三) 、谢米尔诺夫 (右五) 交谈

1957年3月12日, 北京地下铁道筹备处党组在《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线路方案的报告》中, 对第一期工程线路的埋设深度, 东西线提出六个方案, 西北—东南线提出五个方案。市委就北京地下铁道的埋深问题请示党中央, 李富春在听取地下铁道筹建处党组的汇报后指示:从防空角度看, 深埋比浅埋好。但是, 目前资料不足, 根据不够, 应该进一步摸清北京地质情况, 对于在北京地质条件下, 如何解决深埋隧道的技术问题, 地下铁道在国防上到底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浅埋隧道施工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等问题应深入研究。为解决上述问题, 应该继续在国内搜集有关资料, 同时, 派些人出国考察学习。

1965年7月1日,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朱德 (中) 、邓小平 (左二) 、李先念 (左一) 、彭真 (右二) 、罗瑞卿 (右一) 等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奠基

1958年3月, 经党中央批准, 组建了赴苏联的北京地下铁道考察团 (简称考察团) , 包括地质、线路、结构、人防四个专业八人和两名翻译, 以筹建处主任刘德义为团长。考察团主要任务是参观和了解苏联有关建筑地下铁道设计、施工、运营等方面经验;与苏联有关专家一起, 研究在复杂的北京地质条件下, 如何正确选择北京地下铁道合理埋设深度的问题, 其中主要是研究现代化防空对地下铁道的具体要求、在北京深埋隧道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埋设深度方案, 在施工方法、运营技术、工程造价、所需材料、施工机械、工期等问题上, 提出比较方案。重点考察莫斯科地铁, 考察时间三个月。

5月20日, 考察团从北京出发, 27日抵达莫斯科。9月16日, 考察团结束考察回国。在三个多月里, 考察团在苏联考察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下铁道的管理部门、施工部门、附属工厂、设计部门、科研单位和人防指挥机构。苏联专家系统地为考察团讲授各专业基本知识, 介绍有关图纸、技术资料和文件。

考察团在考察期间取得的最大成果, 是经过与苏联设计、施工、人防部门专家共同研究北京城市地质水文资料后, 认为:北京地质条件不好, 地下铁道不应该考虑深埋。因此, 考察团建议采取“浅埋”加“防护”和混合深埋的方案。这也成为以后北京地铁建设埋设的总体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 北京地铁从规划、筹建开始, 得到苏联专家的大力支持。中苏双方精诚合作、攻克难关, 使北京地铁从无到有、从美好的梦想成为现实, 成就了地铁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