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有个机关不畏强权敢与总理叫板，获得点赞

历史教科书中对北洋时期的政治统治描绘得十分不堪：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实际上，北洋政府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在司法独立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1913年3月20日，积极推行宪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举国愤怒。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察局抓获了涉案的应桂馨等人，并查获了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来往电报，这些电报公开后，舆论哗然，人们把怀疑的目光纷纷对准袁世凯。

宋案发生在上海，按属地管辖的原则，应归上海检察厅办理。那时，上海只是江苏省所辖的一个县，面对涉案人员赵秉钧国务总理的特殊身份，检察厅的工作人员没有丝毫顾虑，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5月6日，上海检察厅向北京检察厅发出传票，请北京检察厅传解犯罪嫌疑人赵秉钧到上海候质。赵秉钧当然不愿意到上海接受讯问，但他也没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挠办案或公然抗拒法律，而是以有病为由逃避侦讯，并给北京检察厅写了一份情况说明。

赵秉钧是想使案件不了了之，但上海检察厅却并不放弃。5月30日，在重要嫌疑人缺席的情况下，该厅依然开庭审理此案。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请求上海检察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秉钧等人到案，此提议得到上海检察厅的认可，但因被告律师质疑法庭的开庭资格，法官只好宣布退庭。小小上海检察厅在中国司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京的司法检察机关同样敢跟总理叫板。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向徒手请愿的学生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二百余人，人们纷纷谴责政府的暴行，政府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政府极力为自己开脱，对学生进行诬蔑。但此时，北京的司法检察机关站了出来，对该事件依法进行司法调查。他们依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公开了事实真相，指责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的可耻行径，要求陆军部严办肇事军警，并要求追究总理的刑事责任。

鲁迅告赢教育总长章士钊一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洋政府时期司法机关的独立程度。因对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不满，章士钊于1925年8月12日呈请段祺瑞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免职后，鲁迅拿起了法律武器，向平政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章士钊“程序违法”。章士钊是段祺瑞的红人，具有相当的人脉关系，但历史资料上也未见其敢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平政院施加压力。平政院最终判决鲁迅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