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想简单地以西汉王莽招募“特殊人才”来影射或比附蒋介石在抗战初期要求下属调查并推荐“特殊人才”，因两者性质与语境不同，前者主动攻打匈奴，后者是抗日反侵略战争。黄炎培言犹在耳，仅仅三个多月之后，日寇在东北武装入侵，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完成了 ‘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楔子

公元1870年8月9日之夜，时为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湘军战将李兴锐特意求见直隶总督曾国藩，劝其调动湘军名将杨岳斌、彭玉麟、曾国荃、鲍超出山，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战。原来这一年六月，天津发生教案，起因是天津周围州县频发迷拐幼儿案件，被抓拐犯的口供每每牵涉到法国天主教教堂及教民王三。联想起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近期大批死亡，有悖常情，引起民众一片公愤。

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为了包庇教民，带领武弁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开枪寻衅，后又对闻讯前来的天津知县再次开枪行凶，激起围观群众愤怒，当场殴毙丰大业及护兵西蒙。群众怒潮一旦涌动，便冲入法国天主教堂及育婴堂，救出幼童，搜出罪犯王三，并先后打死各处外国机构的外邦人员二十名。教案爆发后，法、英、美、俄等七国在联衔提出“抗议”的同时，调集一批军舰逼近天津海面，发出赤裸裸的战争威胁。清政府为此急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此案。

由于国力悬殊，无法轻易对七国开战，曾国藩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行前专门给家人预留遗嘱。到达天津后，曾国藩与洋人展开谈判，英法两国领事依仗国力乘机要挟，气焰极其嚣张。据记载：“巳刻，英国领事威妥码谒见中堂，所谈天津案件，尚多龃龉。而法国领事罗淑亚决意本日入京，威妥码明日入京。居中要挟之计，已可概见。”（《李兴锐日记》同治九年七月初九日，中华书局，1987年）威妥码、罗淑亚所谓“明日入京”之言，无非是曾国藩一时不能满足其蛮横要求，故动辄声称要径赴北京直接找清廷算账。

跟随曾氏多年的战将李兴锐目睹这一番屈辱外交后，不禁怒气难遏，或许在他想来：吾府总督大帅当年曾以一介书生统率湘军，历经艰险，击败号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天国，官封一等侯爵，兼授武英殿大学士，作为中华国体的显赫代表人物，岂能随随便便被尔等几个深目高鼻虬须绕腮的外邦食羶小厮轮番恫吓羞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故李兴锐冲冠一怒，大有举湘军全体精英倾巢而出，与外敌一拼之慨。那么，一身举动系天下之瞩望的曾国藩是如何回答这位李姓下属忠心耿耿的建议呢？请看历史记载：

夜，与荔秋、挚甫同谒侯相，将进筹战之说，调杨、彭、曾、鲍诸夙将出山。侯相辩论敌情，以为各国不可猝灭，诸将不可常恃。且谓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衡虑，未可轻率开衅也。老谋见远，令人佩服，但目前和议不成，万一决裂，何以御之！杞人忧焉！是日晴。（《李兴锐日记》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

笔者认为：曾国藩这一番议论见解不失为近代史上的谠言名论，虽然它并不被人广为知悉及援引。曾氏指出：眼前所遭遇的强大的敌人，决非历史上凶猛的匈奴及金、辽军队所可比拟。换言之，在曾氏看来，眼前敌人既非迅如阵风、锐不可当的蒙古铁骑，亦非惯于使用连环马、狼牙棍之类怪招的骠悍的朔北军队，他们的强大远远超越前几位——笔者按：

匈奴及金、辽军队无论如何再凶猛，敌我双方军队依仗的总是血肉之躯执掌的冷兵器对冷兵器（自然也包含少量无关大局的简陋热兵器），但目前双方力量悬殊，几乎可说是冷兵器突遭热兵器，或者精确一点地说，是两千多年流传下来的以大刀长枪为代表的冷兵器夹带一些半生不熟的热兵器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跨代转型日趋精密的全新热兵器相抗衡——因此，眼前面临的这些敌人决非血脉贲张逞匹夫之勇所能战胜的。这是“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须待后世健者出现来应对此局。

比喻总是不完美的，倘如允许在此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的话，曾国藩之言犹如在说：这是一种以往从未见过的已经发生变异的新型病毒，来势汹汹，毒氛弥天，如用《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所传的各种老药方“白虎汤”、“柴胡桂枝汤”， 已断断乎难以奏效，只能等待后世应运而生的岐黄国医圣手烹炼新药来制服它。

“将来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衡虑”——湘人曾氏之论，谆谆焉言犹在耳，八十多年后，同是湘人的毛泽东崛起于西北崇山峻岭之中，挟百万雄兵席卷中原、奠都北京建立新中国之威，挥师越过鸭绿江，奋力击退八国联军的后裔——以美国佬为首的数国新联军，扬眉吐气，终于一朝尽吐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饱受东西洋番夷倭寇入侵欺凌之窝囊气。

一、抗战前的预测

1930年代，中华民族的整个机体仍然十分虚弱，四周各种新型病毒却十分猖獗，其中有一种源自岛国的变异病毒尤为张狂，它蠢蠢欲动，正想伺机侵袭、吞噬乃至扼杀这个东方大陆的庞大肌体。

这种虚弱性体现在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系林立，军阀连年混战，各谋私利，尚未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体，可以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早在1927年，曾为同盟会会员、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指出国内内战纷起，形同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互相残杀的那种乱象：

近日杀伐之声满全国，晋奉有战，鲁豫有战，汉宁有战，浙宁有战，粤有战，滇有战，一时戾气云挡，金鼓地震。哀我民族，何其愚谬，至于斯极也。昔日之战，尚有名义可假；今则尽揭去假面具，赤裸裸为个人之战。而含知闻政之论，则委蛇瑟缩其间，乞其余沥以苟活，其孰能独立不倚，喝破众迷而引之正路乎？五代乱相无此纷纠，吾民族之末日近矣。（《求不得斋日记》1927年10月1日，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203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

因此，张耀曾认为只有消除内战才是救国的首要之务。

1931年，黄炎培赴日考察，感受到日本侵华迫在眼前，归国后面见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陈述形势危急：

见蒋介石，述日人将〈在东北与我〉与苏俄开衅情形，并给购得三本书（见四月廿四日）嘱与王外长洽。〈见外长王正廷，王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我说：“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黄炎培日记》第3卷，1931年5月29日，华文出版社，2008年）

事实胜于雄辩。黄炎培言犹在耳，仅仅三个多月之后，日寇在东北武装入侵，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十二条铁路线，完成了 ‘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或许在国民党外长王正廷之流阔而昏的官僚看来：天下真理大概都喜欢龟缩在那顶像拨浪鼓似的官帽之中，大官帽兜着大真理，小官帽兜着小真理，没有官帽就没有一丝儿真理，因此他们自然会理直气壮地藐视像黄炎培这样一介布衣爱国人士的忠告，而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让这一班鼻孔仰天目光如豆昏庸颟顸的官僚之徒执政，岂非误尽国家社稷百姓苍生，殃及子孙后代乎？故尔还是黄炎培说得好：

民非亡国之民，官实亡国之官。（《黄炎培日记》第6卷，1939年7月24日）

此话如让国民党官员闻之，不仅刺耳，或许还要暴跳如雷，但令人感到天道不谬的是：在国民党高官漠视黄炎培发出预警之后的七年，国民党召开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其时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张群、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钱大钧、陈布雷等军政首脑中枢大员衮衮诸公一起汇聚，“蒋痛言：国民党程度低劣，有亡国之罪”（《翁文灏日记》1937年12月20日，中华书局，2010年）。

面对抗战之初因战备不足而各方告急的败相，虽然这仅仅是蒋介石在党内核心层所讲的一时愤急之言，并不是他个人代表国民党对全国民众所发布的“罪己诏”，但也足以证明社会贤达黄炎培后来所讲的“民非亡国之民，官实亡国之官”的悲愤之论，决非个人图痛快泄私愤的一家之偏见。

“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之后，蒋介石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紧“剿共”的步伐，在随后的两年中，分别进行第四次“围剿”和第五次“围剿”，企图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对日本在北方的步步入侵，蒋介石却寄希望于国联来阻止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国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引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1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仅仅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当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三省后，以美、英、法、德、意诸国参与的国联根本不可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显然，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的蒋介石完全忘记了《孙子兵法》的那条基本原则：“不恃敌之不吾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然而泱泱中华神州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对日寇凶残的本质具有清醒的认识，不抱一丝幻想，高瞻远瞩地指出中日必有一次大战，应及早在各个层面筹划各种对策。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十年，就作过一个极富远见的预测。据他的女儿吕翼仁回忆：

父亲对抗日战争是有精神准备的，而且对长期抗战也有精神准备。他认为中国同日本的战争必然是要发生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且中国人也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立足于世界。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也就是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十年，父亲就两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

第一封信上提出《一个足食足兵的计划》，希望学校提倡，学生带头，“造成能战之民和充足维持民生之食”。他认为若能做到这点，“吾国就能与人大战十年，而无粮食匮乏之患”。

写第二封信的时候，光华大学正拟扩建学生宿舍，父亲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中国目前之处境，迟早总不免与凌我者一战”，但一朝启衅，战略上不免要放弃一些地方，在不能坚守的地方，“室庐器用，必极简单，俾迁徙便利，即毁之亦所损不多”，他建议把当时的男生宿舍，让给女生居住，而在乡间另造男生宿舍，地区不必集中，建筑不必讲究，土墙茅房就可以了，一旦战争发生，这些建筑物，就不会被敌人利用了。（《先父吕思勉在抗战生活中的生活片断》，载《蒿庐问学记》第209页，三联书店，1996年）

笔者曾经感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这种洞察历史进程的远见卓识方可称之为‘知几，其神乎’。吕思勉熟读二十四史，据闻循环往复有七遍之多，此种饱览史书的深厚功底在近现代史学大师中可说是独冠群彦。

二千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决不会等闲飘过，历史上血与火的刀光剑影反复淬砺了吕思勉的火眼金睛，使他能在文恬武嬉的年代中，一眼看清日寇亡我之心不死，指出这中间没有退缩求和的余地，中日必有一战，只有打胜这一仗，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为了迎接长期艰苦的抗战，国人必须未雨绸缪，在精神与物质上预作种种应对的措施。”（引自拙文《“知几”：历史中的另一种眼光》，载《社会科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

1937年12月23日傍晚，钱塘江上一座雄伟的钢梁大桥被国人亲手引爆炸毁。这是“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较大的近现代化桥梁；在这以前，几乎所有我国这类桥梁，都是由外国人一手包办的”。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之后，至“12月22日，敌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

据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回忆：次日“午后一点钟，上面炸桥命令到达了，丁教官就指挥士兵赶忙将装好的一百几十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到三点钟时完毕。本可立刻炸桥，但北岸仍有无数难民潮涌过桥，一时无法下手。等到五点钟时，隐约间见有敌骑来到桥头，江天暮霭，象征着黑暗将临，这才断然禁止行人，开动爆炸品，一声轰然巨响，满天烟雾，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就此中断”（茅以升：《钱塘江桥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钱塘江桥是国民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在1933年提议建造的，并聘请茅以升负责设计与施工，历时四年，耗资五百多万大洋，才于1937年完工通车。然而辛苦完工之日即是自我炸毁之时，多少专家的智慧心血，多少民脂民膏在爆炸声中顷刻沉入江底，这种悲惨的遭遇在人类建桥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个巨大的决策失误自然要归咎于国民党高官毫无全局战略眼光，在国难频频逼近、北方战云弥漫的时刻，在一个不适宜的时机却要花费巨资建造一座大桥。

虽然钱塘大桥造好之后对撤退军民及物资也发挥了一两天的作用，但与数百万元大桥毁于一旦的代价相比，只能凸现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短视及昏庸。后来日寇占领杭州之后，倒是在炸毁的几个桥墩之上修造了一座简易桥梁以供运输军用物品，这无疑是对国民党主政者的莫大反讽。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抗战前十年吕思勉提出的建议：中日必有一战，大战爆发之前一切建设应该贯彻简易实用的原则。不得不感叹吕思勉见解的高明。钱塘大桥建成而即毁的遭遇在岁月如流的历史长河中提供了一个史学家的卓见是何等可贵的雄辩佐证。

在茅以升的回忆文章中还谈到一个与钱塘江大桥相关的逸闻：“在大桥工程进行时，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征求下联，文为：‘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前面四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始终无人应征，不料如今‘火’来了，五行是不缺了，但桥却断了。”恰如天上之月圆了，却残了。这首残联对于钱塘江大桥的决策者国民党高官曾养甫而言，不啻是一首战争年代一语成谶的挽歌。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对中日大战何时爆发亦作出了颇有先见之明的预测。罗家伦青年时代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他曾作为学生代表南下拜谒过孙中山，并与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国民党要角有所交往（张晓京著：《罗家伦评传》第65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早年的政治历练必然有助于他在观察及判断时代风云变幻趋势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1932年9月，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毕业同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本人观察现在国难虽甚严重，但尚非最严重的时期，五年之内，当更有重大国难发生。”（罗久芳著：《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2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933年，他在另一场“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中，详细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并作出预测：

总在1935-1940年，这个大战是再也不可避免的。（同上）

更加难得的是,罗家伦不仅有思想上的远见，而且有付诸行动的果断。据原中央大学学生杨希震回忆：“在‘七七’抗战前一年，冀东事变时，他嘱总务处，造木箱五百余只，箱子里面钉有铅皮，预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为迁移之用。不久，中日之间缓和下来，这些箱子放在那里未用。后来迁渝时在短期内图书仪器都能运出，有了这些预存的箱子，使用一部分，方便了不少。由此可见志希先生的远见。”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在此年8月至9月之间被敌机轰炸四次，“中大在第一次被炸之后，即作迁校的准备。开校务会议多次，意见不能一致。有的主张迁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牯岭，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有的主张迁安徽的九华山，有的主张迁宜昌，有的主张迁沙市……其实，志希先生早有迁移的打算，他的打算是在民国二十四年到成都和重庆。他认为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中大不迁校则已，如迁校以重庆为最好。因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大范围太大，师生众多，只能一搬，不能再迁。迁校的运输水路要比陆路方便，重庆由长江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杨希震：《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载罗久芳著：《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284-289页）

抗战开始，北方三所名校北大、清华、南开，一迁于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于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地处浙江杭州的浙大在敌寇的炮火声中也开始向内地转移。

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一迁于浙西天目山、建德，随着敌寇的疯狂南侵及步步进逼，再迁于江西吉安、泰和，三迁于广西北部宜山，四迁于贵州北部遵义、湄潭，“历经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编者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平心而论，较之中大一次直迁重庆，浙大被迫四次迁移，确实显得非常辛苦。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竺可桢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之日，百废待兴，诸事丛集，定规划，聘名师，搞建设，仓促之中根本没有时间作未来迁校的综合考量。况且他终身热爱自己的气象研究事业，自1927年开始一直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36年，在翁文灏、陈布雷的强烈推荐下，竺可桢只答应暂时兼任浙大校长，为期半年（参见《竺可桢日记》第1册，1936年3月1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

然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日寇的铁蹄已逼近杭州。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竺可桢校长所统领的教育史上罕见的四次大迁移，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敌寇的炮声中，坚持教书育人，锐意科研创新，体现了一种危难之际弦歌不辍勇猛精进的民族坚毅精神，终于把浙大办成腾誉国际的“东方剑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了一批杰出英才，这一点是罗家伦掌管的中大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我们作为后来探索者，在研究浙大与中大抗战时期的搬迁史时，在总结往昔的经验教训时，不得不承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预测与规划是何等的重要。

浙大师生在抗战时期饱受四次迁移颠沛流离之苦，这无疑是日本侵华战争所致，日寇罪不可逭；除此之外，亦不能不归咎于国民党中央教育部的主政者。

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历史足足提供了六年时间，莫非这些官老爷们不知道中日大战一旦爆发，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一些著名学府如果不愿在敌寇的刺刀下屈辱求存，不是都要向西南纵深之地搬迁吗？既然如此，何以不早早统筹制定一个全盘规划呢？石头城内自古是六朝金粉之地，秦淮河边画栋雕梁，笙歌艳舞，国府官员得风月于近水楼台，徜徉于此酒食征逐，目迷五色乐不思“蜀”，他们的智慧与远见恐怕早已在桃红柳绿的温柔乡中消耗发挥殆尽了，何有余暇余力去及早筹划当未来战火逼近之际全国莘莘学子如何迁移的万全之策划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国土大片沦丧，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进行持久的抗战，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兵工厂和民用企业必须随之内迁。当时，中国西部地区不仅缺乏铁路，而且仅有少量公路，惟一有效的运输通道只能依靠亘古已存的那条奔腾不息的长江水系。

金陵兵工厂枪弹厂需经长江西撤，杭州、南昌两家飞机厂需经长江西撤，还有千百家民用工矿企业也要经过长江而西迁。当时仅有的百艘船舶抢运能力严重不足，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次长和军委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他穷极思变，坐镇宜昌，面对两岸堆积如山的器材与满街满巷拥挤不堪的难民，征调川江之地两千艘木帆船，参与分秒必争的抢运。此时此际，上有狂轰滥炸的日寇敌机，后有穷凶极恶的日寇追兵。

苍天有眼，在急流险滩波涛汹涌的长江水面上，千帆竞发，万篙撑滩，无数赤膊纤夫在岸边岩石上奋勇拉纤向前，为了抗击日寇入侵，为了挽救国家命运，国人同胞发挥了无穷的智慧与毅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成功抵达重庆。这是一场涉及国家命运安危的战略性大撤退，也是一场关系民族能否持久抗战的大撤退，更是一场中国“敦刻尔克”式的成功大撤退，被后人称之为“数千年长江航运史最辉煌的篇章”（可参阅黄振亚著：《长江大撤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在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长江大撤退”后，笔者不能不想起著名学者谢无量（1884-1963）早先提出的战略规划。1935年，日寇在华北多次制造事端，妄图进行新的入侵。在抗日救亡声中，谢无量深思熟虑，写成一篇建设四川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国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集中在沿海一带，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在短期内即可从海空轰毁，制我于死地；（二）中国没有大陆上的交通干线，国际交通全靠上海、天津等几个重要商埠，对外作战期间，易为敌人封锁，使中国坐困以毙。

他说，要排除这两个弱点，中国必须在内地建设工业基础，同时开辟贯通大陆的铁路干线。在此基础上，再以四川为中心建设西陲（包括川、滇、黔、康、藏、青、新七省）。西陲的建设，应从建设大规模的工农业着手，农业包括粮食及工业原料的生产，工业包括轻重工业、化学工业及军事工业等。如此，西陲进可以成为建设整个中国的基础，退可以作为复兴中国的根据地，这是一条民族生命线”（杨伟立、马宣伟：《谢无量》，载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

谢无量学问渊博，在文学史、哲学史、佛学、理学诸多领域造诣颇深，有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功，与东南大儒马一浮齐名，早在民国初期即被学林中人誉之为“我土文化七百年精华，在一浮一沉”（《天风阁学词日记》第2册，1947年11月21日，载《夏承焘集》第6册第73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浮”谓马一浮，“沉”指谢无量（因其早年名谢沉）。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谢无量的先见之明，倘如国民政府及地方当局能及早采纳谢无量的战略主张，也不至于数年后发生那场手忙脚乱的“长江大撤退”，或者至少可以大大减轻“长江大撤退”中超负荷的艰难与紧张。

据说蒋介石也认识到四川、贵州可以成为抗日的后方根据地，指出：“川黔能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周开庆著：《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转引自黄振亚著：《长江大撤退》第3页）1935年6月蒋介石指示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省，并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要员来川、黔筹备整理。”（王国强著：《中国兵工制造发展史》第9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转引自《长江大撤退》第4页）

但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由于国民党一心打内战，大敌当前而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致对国防抗战有许多疏漏：“如把四川定为战略后方，未见有何战略性的建设，战略交通建设方面，对于连接战略后方的最主要的通道——长江，没有任何考虑。汉口宜昌间的航道多淤，宜昌重庆间的航道多险滩，这些原始状态没有丝毫改变……而军方改变兵工布局的设想，也只是一句空话，金陵兵工厂和上海钢厂仍在原地，新建的各兵工单位大多设立在南京。”（《长江大撤退》第4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论功行赏，鉴于卢作孚等人在“长江大撤退”中所发挥的艰苦卓绝重要作用，向他们颁发了胜利勋章。毫无疑问，卢作孚等人是国家民族的功臣、中流砥柱，受之无愧。但是，回忆往昔，我们应该对谢无量当年的远见卓识及战略规划给予足够的积极评价，否则，后来的研究者似乎总是难逃“曲突徙薪无人问，焦头烂额座上宾”那样一种近似于宿命的嘲讽。

谈到抗战前的预测，也许无法回避当年历史学家钱穆一些见微知著的发现。钱穆回忆说：

余在昆明时，有联大学生赴湖南江西前线者，临行前来求赠言。余告以诸生赴前线，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余观日军来犯，军中必有熟此书者。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径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径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219页，三联书店，2010年）

西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将奔赴抗战前线，钱穆临别赠言，告诉他们应熟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七七”事变以来，日寇长驱直入，用兵颇有章法，“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径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径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日寇何以能在战争中屡屡得手，关键之处就在于日寇军中有人熟读《读史方舆纪要》，故能做到知己知彼，偷袭吾方要害之地而入侵迅速。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系明末清初顾祖禹（1631-1692）花费毕生精力达三十年所著，“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成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魏禧《〈读史方舆纪要〉要叙》，载《读史方舆纪要》第1册，中华书局，2005年）。用兵打仗，“失其术，则据十二百二之雄，可以亡；得其术，则虽迫狭瘠弱，而无不可批郤导窍，以中天下之要”（同上）。充分表明此书在军事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同治中兴三大功臣之一的左宗棠，青年时代熟读此书，他自述：“吾十八九岁时于书肆购得顾氏《方舆纪要》一书，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左孝同《先考事略》）左宗棠原为一介举人，后因机缘凑合，率师与太平天国作战，能以区区五千人马打败太平军十多万之众，就是仰仗“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熟知山川地理形势，借助关隘险要设置埋伏，突出奇兵，在运动周旋中以局部优势打击对方，积小胜而成大胜，最终达到以弱歼强的总体完胜（可参阅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左宗棠》，中华书局，1988年）。左宗棠以战功显赫而致封侯赐爵，纵观他的一生，《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无疑在其成功的轨迹中起到了难以忽视的重要作用。

日本这个岛国民族觊觎中国领土由来已久，早在十六世纪，武酋丰臣秀吉（1536-1598）就狂妄宣称：“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引自渠长根著：《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第26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近两三百年来，日本朝野对侵华战争的发动作了种种周详的研究及预案，其中自然也包括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享有盛誉的军事地理名著的细致研究。

“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历史学家钱穆能准确预测日方学界因侵华战争需要而早已在研究顾氏之书，是由于他在日人所著的《史记会注考证》发现了种种蛛丝马迹。钱穆接着回忆说：

余之知日军中知重顾氏此书，乃自抗战前在北平读日人泷川氏之《史记会注考证》一书而知之。此书考证实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详引顾氏书。既于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详加考证，而独引顾氏书不厌其烦，故知日人于此书必有特加重视者。泷川未能免俗，乃备引不厌。而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余在北平时亦尝以告人，而不谓余言之竟验也。后余又读日人有为顾氏此书作索引者，乃益信余初料之不误。（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219页）

《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卷帙不少，名为“考证”，但考证功夫“实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详引顾氏书”，《史记》内容丰富，该书“既于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详加考证，而独引顾氏书不厌其烦”，日本狐狸尾巴在此尽显无遗，钱穆断定“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后来战局发展态势一一证实了钱穆的预测。历史学家钱穆的眼光确实不凡，他固守六尺书桌，却能预测天下之大势。此即古人所谓“唯天下之静者，能见微知著也”。

1938年9月，蒋介石因抗战初期迭遭挫败，给下属机要部门下了一道耐人寻味的命令，据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记载：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近受蒋先生命，调查特殊人才，并须按月推荐若干人。予决定请张忠绂、杭立武两君主其事，只注意专门人才及领袖人才。（《王世杰日记》1938年9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笔者往昔阅书至此，心中不免窃笑，油然会忆起西汉末年“新朝”皇帝王莽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发动对匈奴的那场战争。要打败强大的匈奴确非易事，王莽下诏书招募“特殊人才”：“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汉书·王莽传》）

“将待以不次之位”，就是说可以不拘一格躐等提升官职。在这种高官厚禄利诱之下，天下突然冒出一万多个自称有特殊才能的人物会集京城，或者声称可使三军渡江不必使用船舟，只要马儿连着马儿就可运送百万大军——这是水上“特殊人才”；或者可使三军人马不用粮食，只要服一点秘方药物，就可不感饥饿，这似乎是道家气功辟谷法的集团扩大化——这是陆上“特殊人才”；或者自称能腾空飞行，“一日千里”，可以窥探匈奴的各种情况——这是空中的“特殊人才”。

“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那位古典飞行员似乎是个仿生学家；“通引环纽”，看来身上还安装了机械装置，但不幸“飞数百步坠”——然而毕竟飞了“数百步”。这场选拔“特殊人才”的闹剧就以中国科技史上或者也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位试飞员倒栽葱似的一“坠”而宣告没有成功。

王世杰把蒋介石需要的“特殊人才”定义为“专门人才”（如各类专业的专家）及“领袖人才”（如各地素孚人望的乡绅），在认知上双方还是有差距的。蒋介石所谓“特殊人才”的内涵与外延还要广泛及复杂得多，但留洋博士出身的王世杰在思维习惯上总会有一些西方“路径依赖”：“只注意专门人才及领袖人才”——不过，无论如何，一个“只”字也透露出王世杰依稀窥探到一些蒋氏上峰之衷曲。

每当国难当头或大战来临，历史上的主政者有时往往寄希望于招揽天下“特殊人才”，能发挥特殊功效，一举击败强敌。但纵览五千年历史，尚未出现过能一招制敌的所谓“特殊人才”。平日里惯用留洋海归派而急难时欲招“特殊人才”的蒋介石，不知真正的“特殊人才”，其实有时“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如前所述的吕思勉、谢无量、钱穆诸人即是。他们能在浩瀚的史实中提炼出某些卓见，有助于国家大计方针、宏谟巨猷之制定，只是这些史学家长衫布鞋、土木形骸，不及那些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海归派引人注目而已也。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想简单地以西汉王莽招募“特殊人才”来影射或比附蒋介石在抗战初期要求下属调查并推荐“特殊人才”，因两者性质与语境不同，前者主动攻打匈奴，后者是抗日反侵略战争。但蒋委员长不是无可非议，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间的六七年，他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锐意“剿共”政策，对迫在眉睫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备的投入严重不足，以致抗战初期连连遭挫。危急之下，蒋委员长想到“调查特殊人才，并须按月推荐若干人”，以济其急——这种临渴掘井、临战铸剑式的心浮气粗，总不免使人想起那位新朝天子王莽的一些举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