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热闹繁华，但唐朝以后长安为何成为废都？

长安成为废都这个概念，虽广为流传，但细究之，大抵只是人们的错觉。唐朝之后的历史中，西安不止一次掀起过波澜。只不过往往失之交臂，而让人们容易忽视掉罢了。

宋·明·民国

宋朝是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帝国以来，第一个未定都西安/洛阳的统一王朝。但事实上，定都开封恐怕并非最高统治者的真正意图。在清代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有：

帝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群臣的谏言也是如今人提到都城变迁时常引用的理论。定都长安需要维持较高的运粮成本，看起来是不错的理由。但细究起来，显然就不妥了。看看《新唐史·卷五十三·食货志》的记载：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

（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玄宗以为然……（玄宗）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

三门峡是关中漕运的重要节点，所谓“中流砥柱”便说的是“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为漕运带来了诸多不便。但随着隋唐时期，转运制度的不断完善，漕运运量的水准足可以支撑百万人口规模的长安城的消费。甚至而言，函谷关通道不能成行之时，东南方向的丹、汉水也可以大规模补给京师的需求。如果说唐时期的漕运能力都足以供给长安城，说宋朝无力负担长安的给养，多少就让人难以置信了。

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话语，并非没有道理。尤其是在游牧民族逐渐强大的时代背景下，宋朝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和军费开支，故有鼎盛时号称八十万之众的禁军数量。然而，这仍然不足以抵抗游牧民族的闪电战。北宋被斩首灭亡，高宗整合势力，尚保半壁江山。直至宋金对峙之时，秦岭-淮河一线成为了实质的南北地理阻隔。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赵匡胤的迁都思考，还可能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与赵光义势力和官僚集团做切割。自后唐定都开封以来，开封的官僚集团愈加稳定。而在赵匡胤去世前，赵光义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赵匡胤的迁都计划，或许是为了对抗赵光义集团，然而最终的结果无疑是失败的。从洛阳回来不久，赵匡胤便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以至于，一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那就是赵匡胤是被赵光义砍死的。

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续湘山野录》

再来看明朝，西安仍然是定都的重要选项。朱元璋虽都南京，但深知东南之地，难保边疆安全，故也有迁都的计划。《明史·列传第三·兴宗孝康皇帝传》里说到：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既行，使谕曰：“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宿顿闻。

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也许是因为太子突然去世，令朱元璋深感此地不祥，迁都一事最终没能成行。而朱元璋父子关于南京的忧虑，在十余年之后成为了现实。倘若朱标没有突然病死，也许对于西安，历史的走向会有重大的变化。但历史终究不可以假设。在明朝初年的皇族相争之中，历史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北京。

除了明初，明末的西安城，也曾短暂地风起云涌。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击破北京城，一度有剑指天下之气势。然而，满清入关，大顺政权又如同流星般迅速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一次，历史的天平在西安和北京之间，再一次倒向了北京。

民国时期，西安亦是重要的后方据点和首都备选。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革命军的阶级性迅速腐蚀，武力统一和土地革命过程实质停滞。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覆灭，冯玉祥失势，国民政府中央终于得以控制河南。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及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蒋深知江浙难保，于是加紧了对西部的统合过程。三二年，洛阳也曾短暂为都。而后，“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西安改名“筹备西京市”，但此举遭到西北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导致西京市直到抗战结束也未能落地。

由于西北地方势力阻力极大，蒋的政治攻势也最为持久而困难。冯玉祥失势，旧西北军覆灭；杨虎城上位，新西北军依然盘踞。蒋利用红军、新西北军及东北军的矛盾，最终成功分化瓦解地方势力。

西安事变，是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实际是处于绝境的军阀势力，一次破釜沉舟的最后挣扎。而这种深刻矛盾的爆发点，正是地缘条件复杂又极其重要的关中。新西北军、东北军希望联合多方力量，借最后一击，让中央政府翻船。而西北军、东北军能以此维持其独立性。然而，一向精于国际形势的蒋绝非无能之辈。蒋对地方势力的最后一击，也着力在西安。西安事变之后，西北军、东北军分崩离析，为中央军收编。而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迁都重庆，全力准备对日战争。历史中的一次选择，从宏观而言，或许无足轻重；但对一城一池而言，差以毫厘，往往谬以千里。

北京兴起的意义

先前的内容，已经反驳了西安“难以补给”的废都缘由，在此不再赘述。

还有人说，西安废都，是因环境恶化、气候恶劣、水资源缺乏。这当然更是不可能成立。熟悉中学地理的朋友，必然知道，西安和北京，都是具大陆性特点的温带季风气候。从温度、降水条件而言，不具有质的不同。从地缘条件来说，又都是面对400mm等降水量线的前锋城市。而所谓水资源缺乏，更是西安和北京共同面临的问题。否则，南水北调工程，又从何而来……倘西安因此而衰，那取而代之的，当是南京上海杭州之辈。但历史的选择，并非如此。

北京的真正上位，自金朝起。北京的首都地位，以金朝末年迁都时期，反对派重要人物徒单镒的谏言可以看出了：

……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

宣宗将幸南京（开封），镒曰：“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不从。……——《金史·卷九十九·列传第三十七》

随生产力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东北平原自隋唐起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和开发。女真人自东北兴起，入主中原，需要寻求兼顾二者安全的平衡点；而北疆又有蒙古、契丹等民族，北京“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已经充分点破了北京为都的重要意义了。

北京的陆防优势，在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中，亦有充分的体现。抵御来自北疆的外患入侵，需要借助燕山-太行山脉群作为天然屏障。而明军与瓦剌的几次战斗之中，北京与塞外的几大通道：密云-古北口、居庸关-怀来、紫荆关-大同，被充分利用、反复争夺。倘若北京城破，借助白洋淀沼泽群与保定，或许尚可阻挡；但假若当时中央政府南迁，军事压力大减，北疆的外患很有可能会愈发不可控。而明朝的最后灭亡，与山海关通道对应的外患压力，关系密切……

事实上，即便是我朝，北京也是各种意义上的重心。解放战争，我朝自东北发家，使战争的天平大大倾斜；我朝建立，保障东北、维稳曹县、北拒老大哥、发展海运……北京都毫无疑义地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而前朝都南京，对北疆的无力，和自身阶级性的腐化，最终使自己在这场历史的大剧中，沦落为配角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