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庚子救援研究》，作者：冯志阳，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官多喜议论，如京官之聚会，除团拜等具有明显集体社交性质的聚会之外，更多是三五好友扺掌剧谈。聚会高谈阔论之外，不少京官更喜欢在日记中点评时事人物。但亦有京官如那桐、王文韶者，日记中只见每日生活的冷静叙述，绝少点评世事人物。华学澜差不多也是这样，很少在日记中表达意见，无论是对世事，还是对人物，甚至感慨也少，不多的几次情绪表达，大都是在京津断邮后对于天津家人的担忧。但在某些时候，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也能传达出其对于义和团的不屑。七月初七日，义和团传出“七月七日，家家不许动火，方能免灾”的命令，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内眷恪遵坛令，本日竟寒食饮凉水一日。余与实甫诸人依然火食，真不堪教诲矣。”次日，友人来谈，“言及义和团威令已不行，街上童谣云：‘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华学澜甚至罕见地评价道：“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华学澜在对义和团作如此评价之时，义和团的“神威”事实上早已在很多人心目中破产，围攻西什库教堂与东交民巷将近两个月仍未拿下的现实，再加上天津失陷及联军正向北京步步逼近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即使再执迷不悟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西什库教堂旧照

　　对于义和团，恽毓鼎一开始便将其斥之为异端“邪术”，主张“早为解散”：“此教起于山东，蔓延及畿辅，名为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实白莲之余烬，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而愚民趋之若骛。乃至辇毂之下，亦明目张胆，聚众为之，可忧实甚，所宜早为解散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朝廷决定恃义和团与诸国开战之后，恽毓鼎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仲丈信服拳民甚至，所论足发人志气。”不过，恽毓鼎内心深处对于义和团的不信任，又促使其“虔谒关圣帝君前默祷，拳民是否仰邀神佑？洋人能否聚而歼旃？并问京城安危”。求签问卜的结果是，“拳民必可成事”，“苟不坚持战议，国家便致羞辱”。对于恽毓鼎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斥责义和团为“邪术”，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抽签占卜的方式来确认“拳民是否仰邀神佑”。恽毓鼎的这些举动表明，他终究还是一个停留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守旧人士，但恽之守旧与刚毅、徐桐等守旧派大臣又有不同，即恽坚守的是旧学之正统。正统旧学对于义和团等“怪力乱神”是统统斥之为“异端邪说”的，恽起初对于义和团几乎本能般的不信任，应是正统旧学长期熏染的结果。而正统旧学在应对外患过程中的节节败退，又给了旧学中“异端”以可趁之机，刚毅、徐桐等对于义和团的大力支持正体现了这一点。出于各种原因，本应对“异端”极力打压的朝廷启用了“怪力乱神”，而这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视朝廷谕旨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正统旧学中人，使他们部分改变了对于义和团的观感。

　　恽毓鼎

　　相对而言，高枏与叶昌炽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未曾变化。高枏也是一开始便对义和团心存恶感，日记中常称义和团为“王八”。对于那些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官员，高枏也多持批判态度。何乃莹奉旨赴涿州“劝散”义和团，致信于式枚，表示义和团“颇有难解之势”，“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同时又“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高枏见信后，直指何“语多骑墙”。赵舒翘“送母眷过山西”，高枏又评论道：“当言不言，令其母受暑天道途之苦。”对于主张剿灭义和团者，高枏则颇多欣赏，例如袁世凯，高枏评价道：“袁办事与大指歧，而坚守不变可敬。”据此可见，高枏对于义和团的态度非常明确，且一直不变，即主剿。叶昌炽也是首次提到义和团，便认为此乃“邪术惑人”，后又评价义和团有关红灯罩的“讹言”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对于力主招抚义和团的“徐相、刚相、崇公”等大臣，叶昌炽指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叶昌炽的同年何乃莹、王培佑因支持义和团而得超擢，叶评价二人为“旧学之铮铮者”。徐桐、刚毅、崇绮素以守旧而知名，何乃莹、王培佑被叶昌炽认为是“旧学之铮铮者”，恽毓鼎则因守旧而对义和团的态度摇摆不定。如此种种，义和团与守旧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解之缘。

　　在高枏、叶昌炽的日记中，与义和团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北人”。五月十八日，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既闻宣武门人如潮涌，喊杀之声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无一非混小子也。卧后又闻喊杀声，如是者约两次，据云枪炮皆城上所发，有洋谍攀女墙而登。端邸传谕，迎拳匪首领进城抵御，此亦北人之言也。”高枏则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南城二十日下午尚有团，次日泯然无迹，北人狡狯如此”。两日后，高枏又记，“茂之圉人王三犹以为天兵将下，北方愚民如此，安得不乱”。八月十六日，高枏又在日记中写到，“芸厨夫言，良乡有‘王八’万余。恐未确。北人好张‘王八’声势”。叶昌炽至辛丑年正月四日尚在日记写道：“北人执迷不悟，街谈巷议，依然如醉如狂，杞人之忧，仍未能稍释耳。”在高枏、叶昌炽的笔下，北人几乎等同于义和团，至少也是义和团的热情支持者或产生义和团的大本营。

　　即使与义和团无关，在高枏和叶昌炽的眼中，北人的形象也是极其不堪的。联军破城时，黄曾源的管家要逃，高枏在日记中记到：“石孙管家北人也，要逃。张荣亦焦灼万状，皆怕二毛杀他们。石孙苦口开导。……土人之愚，大率如此。团匪烧教偏看得惯，今日却虑难保。”叶昌炽则在闰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在路南小胡同中，为疯人械击，旋拘之去。嗟乎！今兹北方蠢蠢之民，皆疯人也，执政亦疯人也。”又在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又闻北人无知者，尚有在街溲便，德人见之，即开枪，日有轰毙者。”对于高枏和叶昌炽而言，北人最大的毛病便是愚蠢，而且正是因为愚蠢才会有义和团之乱。同时，高枏与叶昌炽又认为北人不但自私，而且卑鄙无耻。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高枏记道：“昨日，派长麟、文润带团往通州挖濠（未明发），团去一百人。昨日，即有疑其未必往者，北民于此等处却不愚，况又无统摄。”在九月七日的日记中，叶昌炽表示，“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万民伞，美界继之，德兵蹂躏过甚，亦以此媿厉之。城内英界美界，居民铺户，无不纷纷效颦。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北人真无心肝矣”。十月廿二日，高枏还在日记中写道，“外省某公，君子人也，与其至交书，言赴秦者约百人，北人最多”。此前不久高枏在日记中表示，“先逃者鄙，奔赴者卑”。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此外，叶昌炽还常以南北对举的方式，表达其对于北人的鄙视，以及对于南北畛域牢不可破的忧虑。如叶昌炽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劫骤临，天荆地棘，北人惛然若寐，南人则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为矣”；七月初一日，阅诋抄得知“李端遇兼署吏左，徐承煜兼署礼左”，叶昌炽感叹，“南北畛域，牢不可破”。高枏的四川同乡乔树枏亦有类似忧虑，于十月六日向高枏表示欲离开京城，理由是“恐南北势成，洋另有所立，或将派事，于名义有碍”。

　　有意思的是，常在日记中使用“北人”一词的高枏、叶昌炽均为南省人，而作为北人的那桐、华学澜，在其日记中则几乎找不到“北人”或“南人”的提法。横跨南北的恽毓鼎在辛亥年（1911年）之前的日记中也几乎不用“北人”或“南人”二词，但言谈议论中往往会涉及到对于南北的评价。如在丙申年（1896年）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表示，“南中子弟极多聪俊者，然往往伤于浮薄，似宜以正心术、励品行为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恽毓鼎担任癸卯科会试同考官，在日记中评论各省考卷：“北四省（山东较好）及云贵等二场最劣，往往强作解事，尤可喷饭。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勤为督课，又多置书籍，纵其浏览，或可稍收开通之益。”可见，恽毓鼎对于南北子弟皆有不满，南中子弟病在“心术”“品行”，北四省则病在“不通”。

　　恽毓鼎对于宋儒极其推崇，“每日抽两个时辰，看宋儒书数页，为检摄身心之严师”。“世之附和新学者”妄诋宋儒，恽毓鼎则评论此辈“真聋瞽丧心者也”。由此可知，恽毓鼎对南中子弟“心术”“品行”之不满，其来有自。同时，恽毓鼎对于新学书籍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在其丁酉年（1897年）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志先送来新出《译书会公报》，每月四册，董绶金同年及诸同人所创也。所译西人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即留阅以扩见识。另有《国闻报》，陈陈相因，徒费目力，还之。”据此亦可知，恽毓鼎在癸卯年（1903年）提出“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也并非偶然。

　　但从根本上讲，恽毓鼎如前文所述，仍是一个停留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守旧之人。戊戌变法时，朝廷颁旨“汰冗官，谕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太仆、光禄、鸿胪四寺，一律裁撤。河督，督抚同城之巡抚，不押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不管地方之同通佐贰，均裁去”，恽毓鼎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我皇上毅然废之，一破宋元以来积习。彼失职者横生非议，何足窥变法之精心哉！”恽毓鼎支持的原因是，“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为“宋元以来之积习”，也就是说从传统时代的统治经验来看，这些官职也是应该被裁并的，因而恽毓鼎对此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不久，恽毓鼎“闻朝议有剪发辫、易西服之意，忧愤填膺，几至食不下咽”。此前，恽毓鼎在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近日颇有人劝余令成儿习外洋语言文字，一笑谢之”。在对待戊戌政变的态度上，守旧者恽毓鼎最为关心的是皇上的安危：“惊心时事，系恋圣躬忧危竟夕。”后闻“杨、谭、杨、刘、林、康俱斩西市，惊痛刺心，呕吐大作”。恽毓鼎评价戊戌年间事，表示“太后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迹其所为，直与郑庄之待叔段无异，而以区区书生与之角，庸有幸乎”？

　　在庚子国变期间几乎从不使用“北人”“南人”等词语的恽毓鼎，在辛亥年间则频繁使用这两个词语。如辛亥年（1911年）九月七日，面对“南省京官争遁”的局面，恽毓鼎叹道：“甚矣，南人之不可用也。余平日持论，用南人十，不如用北人一，观于此益信。”十一月十六日，“赴同志联合会，皆各省之志存皇室者（究竟北人为多，南省寥寥数人而已）”。十一月二十二日，“革党名为共和，而酷暴钳制，过于专制十倍。南人偶语君主，即毙以手枪”。在庚子年及其以前的岁月中，多与江苏同乡来往的恽毓鼎在1912年4月致其兄长的信中表示：

　　然弟所以不思南归者，非忍远离先墓也。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诈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遗经，不知革新为何事。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

　　恽毓鼎因此表示，愿“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恽毓鼎在辛亥以后抛弃了其曾经更加认同的故乡江苏，证明辛亥年间的恽毓鼎已接受了南北之见，并完全认同北方。由此前推，可知庚子国变期间的恽毓鼎对于南北并无太多成见，而这或许又与庚子国变乃北人肇祸有关。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仍停留在传统时代的恽毓鼎，从本质上讲与保守的北方更为亲近。辛亥鼎革在恽毓鼎看来乃南人祸国，因此恽毓鼎迸发出极为强烈的南北之见，斥南人“奢淫”“诈巧”。

　　从叶昌炽、高枏、乔树枏等京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南北之见在庚子年的南省京官身上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而从恽毓鼎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新旧与南北构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实际上，叶昌炽对此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当庚子祸国诸臣伏诛时，叶评论道：

　　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

　　“南人”与“北人”对应的分别是“少年新进”与“老成旧辅”。杨国强在论述庚子年的论文中也指出，“效西法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这些都使得“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常常交叠在一起。这表明南省京官在庚子年间表现出南北之见，实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作者：冯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