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关于美国民权运动，国人最熟知的就是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但更应知道，祈祷、斗争、坐牢……金演讲中每一个跳动的字节背后，都是心血、鲜血甚至生命的付出。

金的演讲固然直抵人心，但他的不屈与坚韧更令人折服。当然，除了金，还有很多与金并肩同行、与金共渡难关，甚至还有与金貌合神离的民权运动同路人。

事实上，这也是阅读《分水岭》这本书最令人头痛的地方——书中提及的名字实在太多，并且每个人的行动都揭示得那么具体细致，读着读着往往就很难一一对应了。

不过，没有关系。正因为这本书规模宏大——汉译本长达969页，也正因为这本书不吝笔墨——提及民权运动领导人物多达上百人，且注重雕琢每一处至关重要的细节，所以总有一种力量始终催着你读下去。

这种力量，就是印在《分水岭》扉页上的一句话：这一步，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方向。

二

一则纪念纳尔逊·曼德拉的广播短片有这样一句台词：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伟大，可谁又甘愿承受他的苦难？

这句话用在马丁·路德·金身上也十分贴切。在阅读《分水岭》的过程中，一定会被一种强烈的感受所支配：金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伟大与梦想的。

这并没有丝毫贬低金的意味，相反，这也正是《分水岭》的成功之处，当然，更是金的伟大之所以真实、之所以难以复制、之所以值得铭记之处。

金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崭露头角，是因为他成功领导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事后回顾起来，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波澜壮阔的历程总是起于一次看上去被随意打破的平静。

1955年12月1日，一位叫罗萨·帕克斯的黑人女性，很晚才离开蒙哥马利的一座百货大楼，搭乘平常乘坐的巴士回家。巴士上有36个座位，很快就坐满了，14个白人坐在前面，22个黑人坐在后面——这是种族隔离时代的美国最平常不过的场景。

但是，信奉白人至上的巴士司机布莱克看到有个白人站在车厢前半部分，就让坐在白人区后面一排的4位黑人乘客站到后面去，有3个人同意了，但罗萨·帕克斯没有。于是，令人咋舌的一幕发生了：这位巴士司机宣布帕克斯被捕了，因为根据种族隔离法律，司机竟也能与警察一样的执行种族隔离法令。很快，警察来到后，真的把帕克斯关了起来。

帕克斯是一位“足够谦虚，能得到大众认同，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也足够庄重，能赢得社会上层尊重”的具有良好教养的优雅女士，但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

这就是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的导火索，黑人精英们成立了蒙哥马利进步协会，金被提名为主席。迅速地，金展示了自己出众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华。

在当地教堂举行的抗议集会上，金大声疾呼——

“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就是为了权利而抗议的权利。

如果我们错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庭就错了；

如果我们错了——那么全能的上帝就错了；

如果我们错了——那么正义就是谎言。”

一次成功的抵抗运动，当然需要振奋人心的演讲鼓动，但更需要在与意料之中、更多是意料之外的琐细凌乱“作战”中展现超凡的耐心和勇气：筹集资金用于保释运动中被捕的黑人，动员私人车辆组建车队解决黑人出行，平衡组织内部的种种争议和不一致看法，与媒体和各类公众打交道。除此之外，金还经历了深夜恐吓电话中死亡威胁带来的本能恐惧与自我调适以及家中遭遇炸弹袭击的心理煎熬。

书中详尽记述了金第一次接到白人至上分子恐吓电话后，由恐惧逐步转向坚强的心路历程：

“金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把脸埋在手中，他承认自己害怕了，如果人民想要从他这里寻求力量，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了，到时候人们就会因为犹疑而动摇。想到这些，他要多大声就有多声地开始祷告起来……”

“祷告结束前，他说：‘我走到了自己不能独自面对的地方。’突然间，恐惧开始融化。他强烈地意识到，这就是他所谓‘内心的声音’在告诉他，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奇迹发生了，他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和面对一切的勇气。”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心理涅槃。几天后，当他在一次黑人集会上发表演讲过程中，听说自己家中被炸弹袭击时，他“内心极为震惊，但在表面上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对于这些天的情绪过载，他几乎已经形成了惯性的应对”。

终其一生，金始终承受着情绪过载，也始终在以一种超越苦难的惯性在应对。

三

在所有支撑金在民权运动的惊涛骇浪中踯躅前行的力量中，人格的光辉是《分水岭》一书倾力揭示的，也是感人至深的。读完这本书的许久之后，你或许会遗忘大半内容，但一定会记住金凭着人格力量战胜司法迫害的一段经历。

1960年，金声誉日隆，也因此招致种族隔离当权者们更多的忌恨和打压。在蒙哥马利市所在的阿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授意下，金被指控伪造纳税申报文件，这可能使他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也使金成为阿拉巴马州第一位因逃税重罪而被提起诉讼的公民。

“一个接受并缴纳了州定税额的纳税者被提起诉讼并成为罪犯几乎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书中写道，“一旦逃税罪名成立，锒铛入狱的公众形象将给金蒙上阴影，他将成为说谎、贪婪、道貌岸然的布道者。这些都是金在教堂布道时最为虔诚地决心要摒弃和尽其所能去改变的缺陷。”

就在金的同事、支持者以及众多律师一筹莫展时，年轻的税务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出现了，他拿到了金记录自己日常收入和支出的袖珍记录本后，“回到酒店面对日记、计算器和试算表，度过了不休不眠的一天”。第二天一早，他向同伴们宣布“金博士没有挪用一分钱”，而激动的金像是对待久未谋面的亲人一样，一把抱住了艾斯克里奇，这意味着对他的莫须有指控被彻底推翻。

“他坚信金会是他今后遇见的最诚实的一个人。”书中写道，“从那时起，艾斯克里奇对金忠心耿耿，一心一意投入民权运动中。就在金被刺杀的那一刻，他就站在金倒下的孟菲斯市的那个阳台下。”

的确，在逐梦的年轻人眼中，没有什么能比表里如一的伟大人格更值得终身追随。

四

《分水岭》的作者泰勒·布兰奇曾当过记者，这让他善于捕捉一个时代内在的反差与对立。

金领导民权运动的时代，是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的时代。“国内表现出一派平静乐观的气氛。”书中写道，大部分员工成了白领，经济学家苦苦思索过剩之谜，不知道人们还想要什么。大人孩子们跳起了一种新兴的“扭腰舞”，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起来——大人们变酷了，青少年不那么疯狂了。

但背离了公平正义，表象的繁荣挡不住追求进步的巨浪。

1963年，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爆发百万人大游行，呼吁通过新的民权法案，给予黑人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核心的平等公民权。

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时，“人群中央爆发了一阵呐喊，距离之远让金直到一两秒钟后才听到”。《纽约时报》称这一天为“这个首都会永远铭记的一天”。

时代不会因为大人孩子们爱唱爱跳《小苹果》而变得更好，何况人们的健忘往往就在于对已经习以为常的进步并不珍惜，一些来之不易的制度共识往往就这样随着时间而流逝、而脆化甚至瓦解。

泰勒·布兰奇记录美国民权运动的根源就在于他小的时候曾目睹警察严厉镇压反种隔离的游行。是的，忘却惊涛骇浪，又怎会珍惜岁月静好？这正是《分水岭》对人们灵魂深处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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