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融媒体讯（记者黄征）在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和黎黄陂路交叉路口，有一座3层居民住宅楼，红墙赤瓦。路过的中外游客都不禁赞叹“好漂亮的一栋老房子”。他们或许不知道，这是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心脏”，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以及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位于汉口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记者詹松 摄

“2012年3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不知有多少次进出这栋老房子，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也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赵晓琳是参与筹建这座纪念馆的党史、文博专家。6月27日，她带着长江日报记者再次探访这里时，依然充满了感情。

　　“61号”曾是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代号

　　以“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命名的纪念馆全国唯一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内还原的长江书店场景 记者詹松 摄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由一栋坐西向东的3层红砖瓦房及其副楼构成，砖混结构，临街有两个门可出入，左右对称，建筑面积为1140.78平方米。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由旧址和与其毗邻的唐生智公馆、怡和洋行公寓3座老建筑组成，重点展示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是全国唯一以“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命名的纪念馆。

　　赵晓琳介绍，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于20世纪初，建造者是“中国矿藏之父”、中国冶金学家王宠佑，华侨富商伍永洲曾是房主。1926年底至1927年夏，大革命中心移师武汉，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租用了汉口原俄租界四民街61号、62号（即今胜利街165号、167号、169号）这栋楼房，将中共中央秘书厅设于此。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和秘书厅办公的地方，陈独秀等数十位党中央重要领导人在此居住或从事过重要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给各省发指示或者文件的时候，落款都使用代号进行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此地时对党内的秘密代号是‘61号’。一说到‘61号’，党内同志都知道是这个地方，是党中央所在地。”赵晓琳说。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内复原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 记者詹松 摄

　　走进旧址大门，沿着狭窄的木质楼梯蜿蜒而上，经过复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接待室等展现在眼前，空间不大却饱含着历史的沉淀和沧桑。常委会会议室在2楼，几张桌子拼成的长桌上放着旧式热水瓶，旁边一张桌子上摆放着老式打字机、笔墨、纸张等。1926年至1927年，这间看似普通的会议室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革命的中心。特别是1927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这里异常繁忙，经常是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召开了40多次会议，包括筹备中共五大。他们在这里分析革命形势，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研究决定各省的省委书记和一些重大的人事事项。当时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赵晓琳说。

　　在武汉期间，面对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作出了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等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记载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也留下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身影，作为我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见证，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和森抱病参与筹备中共五大

　　给党中央写7封信阐述革命主张

中共中央在武汉期间，革命面临着非常复杂而严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日夜操劳，为挽救革命苦苦地思索、不停地探求。

复原的蔡和森办公室内办公桌上的玻璃药瓶 记者詹松 摄

　　2楼的蔡和森办公室兼卧室，陈设十分简洁。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两个玻璃药瓶十分打眼。

　　赵晓琳介绍，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也是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蔡和森对中国革命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革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特别是大革命后期，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都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蔡和森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赵晓琳说：“当年，他在这里参与了党中央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会议。筹备中共五大时，他参与起草了大会的文件。”

　　在筹备中共五大和后来的工作期间，蔡和森的哮喘病很严重，只能边吃药边工作，不分昼夜。中共五大之后，蔡和森的身体越来越糟。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他搬到武昌都府堤，在毛泽东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生病住院前后，面对大革命失败，蔡和森带病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7封信，阐述自己对挽救革命的一些主张。

　　“这个房间见证了蔡和森如何为党辛勤工作、挽救革命。我们恢复他的办公桌时，特意复原了两个药瓶，让讲解员给观众讲这些故事。”赵晓琳说。

　　2016年9月30日，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受邀专程来观展。赵晓琳说，生于1928年的蔡转退休前是武汉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当时，她已年近九旬，虽然腿脚不便，但依然拄着拐杖，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四处参观。

　　听工作人员讲述两个药瓶的故事时，蔡转静静地听，频频点头，并盯着墙上父亲的照片，若有所思。蔡转对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母亲李一纯很少向她和弟弟讲起父亲以前的事情，因为母亲总是认为，有太多共产党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她不必向子女过多讲述他们父亲的事迹。蔡转说：“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了解。谢谢你们为留存历史做出的努力。虽然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但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人为革命做出的贡献。这些革命旧址纪念场馆将永远激励一代代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党史专家流泪写陈列方案

　　没有照片的展板感动观众

位于汉口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内，1927年，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特务工作处，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的党的秘密工作 记者詹松 摄

　　“中共中央在武汉”是武汉中共中央旧址纪念馆的两大基本陈列之一，用5个部分再现了1926年9月到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武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以及作出的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反映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虽然不是周末，但仍有很多观众来参观。“这个人怎么只有姓名没有照片啊？”中共五大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介绍农委会成员的展板前，一名观众发现，其中一位叫任旭的成员，其展板上只有头部轮廓和姓名。另外几位农委会成员是，谭平山、毛泽东、周以粟、瞿秋白、蔡以忱、陆沉。

　　“任旭在八七会议之后参与领导了湖北的鄂南农民暴动，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我们在筹备展览时没有找到他的照片。”赵晓琳说。那名观众听到专家的解说，不禁在展板前伫立良久。

　　只有姓名没有照片的展板，在纪念馆的其他展厅也出现了。“当时很多革命者才20来岁，有的还没来得及拍一张照片就牺牲了。哪怕没有照片，我们也要给他们留一个位置，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也要传下去。”说起这样的研究过程，赵晓琳十分动情。

　　从事党史、文博研究数十年的赵晓琳是一名老党员。她说：“筹建这个纪念馆时，有时候写陈列方案都会流泪。‘砍头只当风吹帽’，对于他们来说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他们面对酷刑和死亡，一点都不畏惧，如果不是信仰坚定，他们怎么做得到？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深受教育。”

　　民间收藏家捐出珍贵证章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从社会人士征集的各种纪念章　记者詹松 摄

　　赵晓琳和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负责人袁钢还讲述了几个让他们感动的事情。

　　纪念馆陈列了近百枚极为珍贵的证章，它们见证了中共中央在汉期间领导的重要革命斗争。其中，有关工人运动的数十枚证章摆成了“工”字形，有关农民运动的数十枚证章则摆成了犁形。

　　据了解，在目前的收藏市场，1927年以前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实物非常难找到，所幸的是，几年前武汉一位知名的证章藏家为了支持建馆，最终同意向馆方有偿捐赠了几十枚大革命时期的证章，其中很多都是绝版。赵晓琳说：“此前曾有南方的藏家想从他手里高价买走，卖到国外去，他都没有同意，他说这些东西和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有关，就是要把它们放到最该放的地方。”

　　袁钢介绍，纪念馆已成为湖北武汉乃至全国的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开馆两年多来共接待观众30余万人次，通过巡展参观的超过百万人次，“在节假日，特别是小长假，有的外地观众直接拖着行李来参观，参观结束后再赶火车、赶飞机回家”。

　　在纪念馆出口的展示墙上，长江日报记者看到不少观众的留言。署名“一康”的观众写着，“一座老城，一段记忆，品味经典，发扬传承”；观众张志龙的留言是，“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为中国梦加油”；6岁小朋友邱淑云，用稚嫩的字体写下了“我要好好学习，祝福祖国强大”。

　　【编辑：叶圣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