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隶属北方局情报系统的李时雨打入汪伪集团，并逐步获得大汉奸、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的信任。

1942年，李时雨担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

李时雨

1943年5月，平津情报站站长李才派杨宁到上海协助李时雨整理情报，与李时雨及他的妻子孙静云组成一个情报小组（党小组）。

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除建立平津联络组、联络站外，另还有5个主要的情报组。

王定南

1942年7月，王力（王宗浚）被派往天津建立王力情报组，由平津联络站站长李才直接联系。 北平王定南（王佐宾）情报组主要成员分头联系4个支小组，成员中有教授、讲师、记者及敌伪关系等不少上层人物。

黄浩、王佩芝夫妇

1939年7月后，许建国接手原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领导的黄浩情报组。黄浩及夫人王佩芝不仅本人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其情报组构成为家族亲友系，子女、兄弟、子侄、亲友等几十人从事地下抗日情报工作。

董雄飞利用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齐燮元、门致中等人的同乡同学关系，打入东北保安军任团长，以此为掩护，发展成员，建立董雄飞情报组，收集日伪铁路运输、伪新民会等方面情报，并在北平其住处设立秘密电台。

陈卓毅利用在东京结识的日本人关系，曾任石门市伪社会局长、代理市长，后回北平经营工商业，开设大兴三轮车公司。

1943年夏，建立以陈卓毅、郑大堃为首的陈卓毅情报组。陈卓毅在北平东板桥西河沿1号的住宅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地下交通站，后来又成为中社部的秘密交通站。 北平情报工作“异地领导、分头派遣、单线联 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形式，其形成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一，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外，北平周边有平西、平北、冀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从客观上提供了“异地领导”的条件。

二，随着中共情报工作的不断丰富和成熟，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异地领导、分头派遣、单线联系”一方面保证了情报领导机关和组织工作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保证了敌区潜伏人员的隐蔽性，防止情报工作遭到系统性的损失。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北平情报工作在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在根据地采取公开的方式，以获取并侦破日伪特务、奸细潜伏等情报为主，配合反“扫荡”斗争，保卫根据地安全；在游击区，采取半公开、半隐蔽的形式，以获取倒向日伪方面的一面政权或摇摆不定的两面政权、汉奸特务活动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摧毁倒向日伪的一面政权，反抗日伪军的“蚕食”；在敌占区则采取“打入拉出、统战联络、内线为主”的工作方式，建立各种情报渠道，以获取日伪战略情报、军事情报、经济情报、敌特组织情报等，向根据地提供情报及物资支援等。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

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

所谓“打入”就是选拔在日伪内部有相当社会关系的党、团员和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基本群众，经过训练，利用有利时机派遣打入日伪内部以获取情报。

“前总”情报处姚继鸣情报站王文治打入伪华北治安军第6团团部，利用担任帖写的职务之便，搜集、整理该团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情报。

王岳石情报站宁至远打入伪北京市政府，利用到山东、河南两省与当地日伪军头目接洽、交流“建军”经验的机会，把胶东和中原一带日伪军配置图默记于胸，回到北平绘制成军事地图，提供给“前总”。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保卫部）刘新系统情报人员王栋岑打入伪“建设总署”文书科，将日伪绝密文件《军事工程月报》等送到“前总”。

汪若琰利用担任伪“建设总署”档案机要员的有利条件，从伪“建设总署”档案中查找日军驻防的绝密资料，之后绘制出一幅颇为完整准确的北平日军城防图，由专任交通送交“前总”。

据不完全统计， 由“前总”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 75 人。

另外，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张植凡利用担任伪天津警察局外事科外事股长、河东分局外事组长之便，收集日伪华北、平津城市的政治动态，及时获取有关军政情报。

所谓“拉出”就是在日伪内部发现、争取有正义感、有抗日思想的人员，进而发展为情报关系以获取情报。 东北情报组许多成员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又有留日背景，很多人占据伪满洲国政府或军队的重要位置，具有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的良好条件。此外，东北情报组不少成员出任伪满洲国中层职员，职位虽不太高，但能接触机要秘密。主要部门有：

伪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八大部和弘报处、伪官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门海关、伪满图书公司、 中央银行、兴农金库、商工银行、志诚银行、商公工 会、奉天省广播电台等。 日本投降前夕，东北情报组达120余人，其中除张为先、陈卓毅等少数领导人之外，大部分属于“拉出”人员。

李苦禅

所谓“统战联络”就是广交朋友、宣传政策、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为我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情报关系，建立情报组织，把上 层联络与内线工作配合起来。 黄浩奔波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南洋等地，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在爱国华侨、工商界人士中发展了数十名统战关系。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工商界人士刘仁术和费璐璐夫妇等都是其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北平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大夫以及安国天主教兄弟会北安河分院的安定、安禄兄弟，都为该情报组做了 许多工作。

许宝骙

王定南情报联络组联系的上层统战关系较多，计有燕大教授张东荪、中大图书馆主任许宝骙（后任汉奸王克敏的机要秘书）、北平宝商银行经理王泽民（后任伪内务总署局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俄文教授王之相等20多位。还有一些国际情报关系，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

“打入拉出、统战联络”的基础上，建立“内线为主”的情报渠道，这种工作方式是抗战时期北平情报工作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在抗战中，虽屡经危险，但成绩斐然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