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來自西方的瑜伽小故事

我從不熱衷於任何有關思想和社會系統的東西，但是至今爲止我練了將近12個月的瑜伽，我發現瑜伽教義給了我身體和思想非常強大的影響。除了每天的體位法練習，同時我也開始將一些有關道德、哲學以及神學教義涵括到我的生活中去穩固和加強我的墊外體驗。鑑於我以前對遵循統一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排斥，瑜伽的對我的吸引讓我感到無比困惑，直到最近，我開始研究西方瑜伽的歷史。對於我對瑜伽練習出乎意料的熱衷以及我對它道德指示的服從，西方接納瑜伽的軌跡給了我一些答案。它不僅揭示了是什麼讓我如此接納瑜伽道義，而且告訴我，對那些非印度和哲學教徒的西方人來說，爲什麼現在瑜伽成爲如此有吸引力的一項練習。

西方知識分子在19世紀“發現”了瑜伽，最初，歐洲人和美國人對這項練習的興趣圍繞着它的哲學基礎演變，早期對印度教神學著作的迷戀是向西方推廣瑜伽的第一步。在體位法練習的背景下討論瑜伽才具價值。在20世紀前期，體位法練習的樣板開始零星出現，直到20世紀中期，瑜伽體式的練習纔開始引起公衆和學術界的注意力。

作爲羅馬尼亞學者，Eliade在他的處女座《Le Yoga：不朽，自由》中，記錄了對瑜伽體式的完整解讀。英、德雙語翻譯廣受歡迎，也因此讓它成爲西方國家最常引用的瑜伽大全。雖然他將體位法視爲調息和冥想的準備工作，但Eliade着重強調，15世紀的瑜伽練習指南強調來自個體的身體能量與精神狀態之間的聯繫，瑜伽練習的最終目標是身體和心靈的和諧，這種平衡帶來靈魂的解放。

許多後來的習練者設想精神自由有助於人們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壓力中解放出來，促進體位法在西方國家的傳播，在12世紀中期，它見證了初次繁榮，實際上Sri T.Kirshnamacharya的學生加速了瑜伽在西方大衆中的普及，到了20世紀40年代晚期，Indra Devi開始在美國的好萊塢圈子教授體位法，她在那裏呆了幾十年，後來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之間往返旅行，直到1982年去了阿根廷。1966年，B. K. S. Iyengar（艾揚格大師）出版了瑜伽之光，一個體位法練習的綜合指南，20世紀70年代後期，阿斯湯加瑜伽的創始人K. Pattabhi Jois，同時在美國和澳大利亞教課，Yogi Bhajan更加固了瑜伽在西方國家的普及，他在1968年定居加利福尼亞教授昆達利尼瑜伽，從那時起，各種各樣的瑜伽流派開始系統地在西方國家發展起來，他們分享精神和身體平衡的意義，這成爲了全球瑜伽習練者的基礎。

雖然關於平衡的基本概念的解釋往往在各行各業都有所不同，但瑜伽修行者似乎在對平衡生活的渴望上擁有更多的共同點，將身心合一作爲目標，是瑜伽習練的中心，即尋求解脫的另一種表達。然而，從哪裏獲得解脫這個問題再次引出一系列答案，爲什麼這麼古老的練習會在今天如此受歡迎，瑜伽席捲西方時面臨的歷史性考驗給了這個問題一個可能的解答。

20世紀60和70年代，當社會和文化衝突在公衆中引起反響，後現代時代開始了。早期對技術進步和社會平等的深信不疑，伴隨着性別和種族制度的紮根，開始被大衆質疑。當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文化、基督教義、老歐洲社會秩序、性別和種族制度被瓦解，文化空間爲持有變革思想的習練者而開放，一些積極的社會變革開始在那時發生，比如，國家承認少數人的權利，並制定進步的性別政策保證女人在職場上擁有平等的地位。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危機很快開始具化。當國際媒體市場伴隨着電視和網絡的發展開始擴張，公衆演說趨於民主，很多歐洲和美國的市民發現自己漂流在信息的海洋，科學和知識在基督教義下挑戰着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認爲淹沒在充滿選擇和速度的生活中，沒有單獨穩固的哲學傳統作爲研究疑惑的背景，這樣一來，從舊的文化管制中衍生出的新自由充滿焦慮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們的後現代時代被社會學家視爲“痛苦”和“恐懼”，以及“文化風險”的時代。

當代人充滿前所未有的壓力和焦慮，這就是爲什麼，伴隨着對精神平和的訴求，瑜伽在西方的後現代時代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一旦播下練習的種子，許多人利用它來尋找治療生活失衡的方法，瑜伽現在開始幫助習練者們從對失敗、痛苦和改變的畏懼中解脫出來。

對我來說，瑜伽也讓我從生活的焦慮感中得以解脫，給我一顆平靜的心，既不渴求世俗的快樂，也不因痛苦分心，她給予快樂的人們強壯的身體和堅定的靈魂，在無法預料的時間長河中給我堅定的精神支撐，當我向數以百萬計的其他練習者分享瑜伽的解脫力量時，瑜伽的根本還有另外的意義。我們獻身於這門古老的練習讓我們從焦慮和不安中解放思想獲得自由，因此，我對瑜伽的理解是站在個人立場來談的，但是我不否認西方中立而模糊不清的現代文化某種程度上促使我去做瑜伽，以此逃離日常的焦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