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这要从1972年许老（许杰）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说起——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从我国抚顺掠走了大量琥珀昆虫标本，当时正在进行研究。更让我们感慨的是，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琥珀昆虫研究的喜与忧，感受到支撑洪先生潜心研究的爱国热忱。

原标题：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我国古昆虫学研究的奠基人洪友崇去世

2019年7月4日，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我国古昆虫学研究的奠基人、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洪友崇先生因病不幸去世，享年90岁。

“造化无心运神笔，琥珀有幸藏昆虫。

集珍喜揭沧桑变，华丹烁光亮长空。”

这首诗是多年前，著名昆虫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钦俊德研究员专门为洪友崇先生题写的，今日品读，也是对洪先生科研成就和学术品格的高度评价。

洪友崇先生长期从事抚顺昆虫化石和地层学等研究，取得了大量重要科研成果，为我国古昆虫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耄耋之年，洪先生仍然退而不休，坚持科研和写作，其严谨、勤奋的科研精神和矢志不渝、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令人感佩。

2013年1月，大自然编辑部曾专程拜访洪先生，并在当年第2期《大自然》刊发采访文章。今日惊闻先生仙逝，重读此文，先生的慈祥面容犹在眼前，先生那带着浓重粤音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

一位研究并命名了185属172种琥珀昆虫的老人走了，

定有奇珍琥珀照亮天堂之路，

更有无数美丽精灵漫舞相随……

访我国著名古昆虫学家洪友崇先生

洪友崇先生1929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是我国古昆虫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学科带头人，在地层古生物学研究中成绩卓著，特别是在琥珀昆虫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琥珀昆虫研究第一人”。2009年，洪先生荣获第十一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孜孜以求，笔耕不辍。

洪先生与琥珀昆虫有着怎样的情缘？研究这些久远的生命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2013年1月，隆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为采访洪先生所做的“功课”却让我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不断升温。更让我们感慨的是，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琥珀昆虫研究的喜与忧，感受到支撑洪先生潜心研究的爱国热忱。

《大自然》杂志编辑（以下简称“编”）：琥珀是有机宝石的一种，其外观晶莹润泽，惹人喜爱，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它是怎样形成的吗？

洪友崇先生（以下简称“洪”）：琥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几千万年前， 甚至更久远的时代， 原始森林中的一些树木流出黏稠的树脂，散发着香味。昆虫等小动物若不慎被树脂粘住， 很难再有逃生的机会。于是， 树脂像水晶棺一样， 将这些冒失的小家伙包裹起来。在漫长而复杂的地壳运动过程中， 这些森林、树脂和其中包裹的昆虫被深埋， 在地下极高的温度和压力等复杂地质作用下，经历着成岩变化。最终， 森林成为今天的煤层， 树脂和其中包裹的昆虫变成了如今漂亮迷人的琥珀和琥珀昆虫。

编：琥珀颜色不一， 透明度和光泽也不尽相同， 可以根据琥珀的颜色或光泽判断它们形成时间的早晚吗？

洪：曾经有美国学者认为，琥珀颜色的深浅可以作为鉴定其地质年代的依据，深色琥珀形成得早，浅色的形成得晚。究竟是否如此呢？

20世纪70年代，我和同事在复旦大学分析中心做了专门试验。我们首先在抚顺西露天煤矿古城子组的同一煤层中采集了深浅两种颜色的琥珀，又在河南西峡的琥珀中选取颜色深浅不同的琥珀标本。在郭时清教授的协助下，我们对两组标本进行了核磁共振实验。结果表明：颜色不同但产自同一层位的琥珀，其地质年代是相同的。这说明：颜色的深浅不足以作为鉴定琥珀地质年代的证据。

编：相同层位、地质年代也相同的琥珀，为什么颜色深浅不同呢？影响琥珀颜色的因素有哪些？

洪：影响琥珀颜色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树种。不同树种分泌的树脂可能存在色差；在树脂成为琥珀的漫长地质过程中，地层中的其他物质可能渗入，也会影响琥珀的颜色。另外，成岩过程中，独特的温度、压力等地质条件也能影响琥珀的颜色。正因为琥珀颜色与诸多因素有关，单凭颜色判断其地质年代似乎欠妥或不全面。

编：如您所说，琥珀的形成源于植物的生理现象，再加上地质作用等偶然因素，才得以形成并保存至今。那么，来自远古时代的琥珀珍藏着什么重要信息呢？

洪：琥珀中的动植物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树脂包裹起来的，因此避免了绝大多数生物死亡后必经的腐烂过程或被捕食而消失的命运。琥珀中的昆虫通常个体小，往往立体保存，结构完整，姿态栩栩如生，因此与其他沉积岩层中以压扁形态保存的化石截然不同，也格外珍贵。

昆虫分布十分广泛，无论高山、低谷、森林，还是沼泽、湖泊，都有它们的踪迹。因此，通过研究琥珀昆虫，科学家可以直观地了解古代昆虫的形态特征，分析其繁殖和演化规律，进而为探索昆虫起源与演化、划分对比地层、确定含矿层位与地质年代，以及分析古地理、古气候和古环境等提供重要依据。

编：如此珍贵而重要的琥珀昆虫在哪里能找到呢？

洪：从3亿多年前的石炭纪到中生代，直到几千万年前的古近纪等形成的地层中都发现过琥珀，但各地层中发现琥珀的数量不尽相同。总体上，古生代的琥珀较少，中生代的较多，古近纪的最多。

世界著名的琥珀昆虫产地有欧洲波罗的海沿岸、美洲的多米尼加以及亚洲的中国和缅甸等地。总体来看，波罗的海沿岸产出的琥珀质量最好，含琥珀地层大多位于水面以下。琥珀质轻，被水流侵蚀冲刷出来后，往往浮于水面随波逐流。所以，波罗的海周边的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波兰等国，均可见到精美的琥珀，但其产地不集中。

我国抚顺西露天矿产出的琥珀昆虫是世界琥珀中相当精彩的一部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云南腾冲一带产出琥珀的记载，其实古代云南等地的琥珀多产自缅甸，应该是由于当时的贸易活动流通而来的。研究表明，我国云南腾冲一带是不产琥珀的。

编：我们了解到，您从事抚顺琥珀昆虫研究近30年，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抚顺琥珀昆虫的特点和重要意义？

洪：抚顺昆虫群目前已知8个目计223种，我研究并报道过其中9个新新、5个新亚科、8个新族、185个新属和172个新种。

这个昆虫群的独特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抚顺昆虫群为东亚古陆所独有，在世界古昆虫区系中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性质和地质时代上与世界著名的第三纪琥珀昆虫群（欧洲波罗的海琥珀昆虫群、地中海琥珀昆虫群和中美洲多米尼加琥珀昆虫群）都不相同。二是抚顺昆虫群反映了古近纪较早的一个昆虫繁盛期，是昆虫群从中生代向新生代演化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既呈现出现生昆虫的基本面貌，又带有古老性状的若干特征。三是抚顺昆虫群为地层研究和地质矿产勘探提供了可靠的古生物依据。

编：对大多数人来说，琥珀珍稀而美丽，琥珀昆虫更是奇特而且难得一见。但是您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么多的琥珀昆虫，我们很羡慕您、敬佩您，同时我们也好奇，您是怎样开始抚顺琥珀化石研究的呢？

洪：这要从1972年许老（许杰）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说起——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从我国抚顺掠走了大量琥珀昆虫标本，当时正在进行研究。

许老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层学家，是中国笔石动物、淡水软体动物化石研究，以及生物地层学的重要奠基人，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现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与此同时，许老还是一位爱国者和革命家，192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开始担任地质部副部长。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身份和经历，许老对这一消息极为重视。考虑到民族大义和国家尊严，许老心急如焚，希望我国尽快启动相关研究。

1953年，我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毕业，随即开始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地质填图，以及古生物研究等工作。1958至1960年，我被选派到苏联科学院水生动物研究所，学习淡水软体动物化石和昆虫化石的鉴定，回国后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继续从事古生物研究。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与琥珀昆虫结缘。在许老的倡导和力促之下，“中国琥珀昆虫研究”于1972年被紧急批准立项，我被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

许老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对中国琥珀昆虫展开大规模的深入研究，要维护琥珀昆虫标本产权国的尊严和声誉，争取早日取得成果。正是在许老爱国情怀的感召下，在神圣使命感的激励下，我开始了中国琥珀昆虫的研究，自始至终不敢有丝毫懈怠。

编：很多科学家由于对自然的好奇而踏上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研究之路。而您，却是因为承担了沉甸甸的历史责任，真是令人感动、感慨。那么，研究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困难或阻碍呢？

洪：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谓数不胜数。首先要面对的是文献资料短缺。20世纪70年代，我来到抚顺琥珀昆虫产地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偌大的土坑深深凹陷下去，最深处达一千多米，产出的大量琥珀昆虫标本已流失海外，我国当时的琥珀昆虫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由于侵略者对抚顺煤矿实行掠夺式开采，当时能找到的地质资料十分有限。我心里十分焦急，更深感责任重大。

没有基础地质资料，我们就要自己搜集整理，因此，第一件事就是野外实测地质剖面。

测制野外地质剖面一般需要前测手、后测手、分层员、记录员和采样员等几人分工合作，互相配合，通常至少需要三五人才能完成。但是，当时项目组的专业人员只有我和助手王士涛两人。面对困难，我当时只有一条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任务。我们二人硬是克服困难，最终高质量地完成了煤矿地质剖面实测，进而厘清了地层关系和产状，为进一步的琥珀昆虫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工作人员不足，绘制地层剖面图和昆虫形态结构图等很多辅助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回想当时，工作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我所在的办公室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寒气逼人。无论查阅资料、观察标本， 还是撰写论文、绘制图件， 伏案工作是我的常态，因而双腿经常被冻得失去知觉。

令我感动的是，琥珀昆虫研究一直得到许老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他多次亲自把电话打到我的工作单位，询问研究进展和研究计划。当时我的办公室没有电话，我要跑到单位唯一的电话室去接听。当然，这种颇受领导重视的情况也让我赢来不少羡慕的目光。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亲人的理解，以及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成为我最终圆满完成抚顺琥珀昆虫研究的动力。

编：听说您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后，日本同行被迫放弃了相关研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洪：我关于琥珀昆虫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1974年的《地质学报》上，此后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专著。1985年日本的研究人员邀请我赴日访问，其时我对抚顺琥珀昆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果，但因当时忙于项目结题工作，我没有应邀出访。1987年，我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世界琥珀展的开幕式，与会者对中国琥珀昆虫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中国人的气节。

后来一位专门研究琥珀昆虫的日本学者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看到我发表的研究成果后，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相关研究工作。我能体会到他的无奈，更由衷地为我国领先于世的琥珀昆虫研究成果而高兴。

编：2002年出版的《中国琥珀昆虫志》和《中国琥珀昆虫图志》是您多年心血的结晶，堪称我国琥珀昆虫研究的两座里程碑。我们注意到：这两本著作中有多位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许杰、谭娟杰、顾知微、杨遵仪、钦俊德、孙殿卿、吴汝康、王鸿祯、朱弘复、郝诒纯和周明镇等）的题字，足见您的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时代精神。我们希望借这次采访机会，请您为广大的科普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提一些建议或希望。

洪：我想，我大概可以算做一个为抚顺的琥珀昆虫“做传”的人吧。我希望自己能够将这项研究做好，为我国古昆虫学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说到做科学研究，我想，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欺瞒。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或失误。早先我因为查阅文献不全面，发现的新种中有个别的是已经被别人命名过的，我的命名应属无效。发现这种情况后，我都郑重声明并及时更正。人们通常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对自己却过于宽容，其实对自己应该严格一些，因为每一次自我纠正都是一次自我提升。

其次是要懂得：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做科学研究必须脚踏实地。知识的积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功近利、仓促而成的结论往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最后一点，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我从事琥珀昆虫研究多年来，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一点左右才休息。这般废寝忘食、争分夺妙，就是因为感恩国家和那些帮助我、支持我的人，心里想着报恩。自己唯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心中无愧。

我想：每一位科学和科普工作者，都应该怀着感恩之心，为国家、为社会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才智。

来源：微信公号“北京自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