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1965年12月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硕士。师从邓广铭先生研修宋史。198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元研究室工作，副研究员。

宋朝立“不杀士大夫”石碑有可疑之处 或为传说

问：您一直在从事宋史研究，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说，宋代的研究似乎范围很窄，没有进行全面开拓？比如研究宋初的人很多，但是北宋中后期，尤其是南宋的研究相对来说非常的少。

江小涛：当然了，如果做一种深入的学术回顾，你确实可以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在学术的发展史上都很正常，你很难指望一个学科的方方面面都尽如人意，这个跟人才的结构，新材料的出现和时代的需求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一些基本问题下的功夫不够。社会的浮躁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很重的，你也不能说它是一种不正之风，但是它确实会牵扯很学术界人士的精力、兴趣。现在宋史里面，很多所谓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问：现在很多“宋粉”认为，宋朝之所以让很多人向往，是因为宋朝政府明确规定“不杀士大夫”，所以文人都愿意回到宋朝。有人说，赵匡胤曾专门在皇宫立过一个碑，明确写着皇帝不可以杀文人，新继位的皇帝都要去亲自看这块碑的内容。直到金朝人灭掉北宋，这个碑才被世人所知。

江小涛：从史实上来讲，立石碑这个事有可疑之处。前一阵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基本的结论是，这个事实缺乏更多的史料支撑。

宋朝除了不杀士大夫，宋朝也不杀降卒，即使是那些被征服的政权，宋朝也会予以优待。从整个宋代历史发展看，它文治比较昌盛，士大夫享有相对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仁宗时代也曾出现了后人所谓的时代辉煌，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局面。

所以在宋代的政治治理当中，它确实有一种具有继承性的精神，石碑虽然未必有，但石碑所说的精神和理念在宋代是一直延续的。

问：宋朝对知识分子极度优待，但同时也造成了党争的问题。您如何看这两方面的关系？

江小涛：在任何时代，政治上的宽容总得说来都是好事，是需要提倡的。我们用一句俗语来说：存在既合理，宋代的祖宗家法为什么会在创法立治上面有这些安排？是因为它总结了从唐代以来出现的各种经验教训，为了求得自己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它才提出了这些规划，它是时代的需要。

党争确实是宋朝政治生态中最令人诟病的一个事情，但我们也不要一提到党争就骂得不行。党争本身有一个恶化的过程，它在开始的时候，文人们还是为了天下道义才争论的。

只不过到后来，一些人才会为了利益而互相争斗。我们也要注意到，人们之所以会关注宋代的党争，是因为宋代没有爆发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宗室外戚、宦官对于政治的严重干扰。

不必为宋朝对外作战失败而痛心疾首

问：大家一提到宋代，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水平，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屡屡失败。有学者认为，这是实行募兵制导致的，因为募兵制让士兵们不在为土地、为自己而战，政府定期给他们发军饷，所以士兵不在拼命作战，只求能够在战场上活下去。但教科书又把募兵制看成是进步的变革。您怎么看待宋朝军事实力弱的问题？

江小涛：这与募兵制没有关系。 募兵制，它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讲，是极有进步意义的，它使得军队职业化。我们不能整体否定募兵制，还是要从具体的制度里面找原因。

宋太祖实行募兵制，有政治的考虑，其本身的目的是杜绝有人造反，于是他就把社会上闲散人员和凶年吃不上饭的老百姓收编。有人如果想造反，他是找不到人来呼应的，军队里如果有人想折腾，也不会得到老百姓的呼吁。

我从来不主张简单地批判宋朝的军队，认为它实力弱。

其实我们看宋代历史，宋朝的失败多是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

那个时期，与宋政权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他们各自也都有发展，不断进步。他们与之前匈奴、突厥等纯粹行国政治体制的游牧政权相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些游牧政权的基础比较脆弱，而契丹、党项和女真，他们在建立政权之前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交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时间都比宋朝要早。

契丹是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那个时候，因为回鹘帝国的崩溃，草原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这为契丹民族建立辽朝提供了空间。契丹在五代时期就已经频繁地介入中原事务了。

辽朝的统治者，比如耶律阿保机等人，他们对汉文化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这些历史现实被我们忽略了。

辽朝在建立之后，它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那个时候就有“一国两制”。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自己的发展变化。我刚才说了，大家都在进步，说到宋朝，它在军力构成上面，确实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契丹人草原上畅谈

宋朝军队对外作战失败：因获取良马的渠道被阻隔

问：宋朝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哪些问题，是不是因为禁军太多，宋代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防止不将叛乱上面？

江小涛：首先，是军队构成有问题。

在冷兵器时代，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离不开马匹。骑兵是当时的机动力量，但在宋朝的军队中，骑兵是相当比较弱的，宋朝的军队结构还是步兵。

这跟周边态势有关，西夏建立以后，宋朝从西北方向获取良马的渠道被阻隔了。南边呢？唐代是南诏政权，宋朝时期是大理政权。这对宋朝来说都是域外之地，不在他的统治范围之内。 马源被阻隔，对宋朝的军队构成是有影响的。

第二，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好像只有发动征伐性的战争，才能让别人觉得军队力量很厉害。比如，很多人觉得，宋朝如果要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就不弱了，但问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多难。

燕云十六州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带，它不但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政权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军事上的分界线。我刚才已经提到，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于中原非常熟悉，而且也都曾在唐朝帝国体系之下是进行藩镇割据，对唐朝的体系高度认可过，是这个体系当中建设性的一员。

这个地区失去以后，它确实对中原政权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地利没有了。而掌握这一地区的人，他拥有可攻可守的有利态势，往南就是一马平川。

后来，辽朝得到这个地区以后，不但经济实力大增，而且还实行汉制。所以宋朝要与辽朝打仗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然，这里边也有宋朝主观的失误，太宗赵光义这个人比较现实。 他建立宋朝以后的基本的战略取向还是对北方取守势，先收拾南边的政权，等到实力强大之后，在考虑北方政权。

赵光义一开始设想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来解决北方问题。但太宗两次决定性的战役都失败了，第一次就是所谓的高粱河之战，这个确实跟宋太宗本人决策失误有直接关系，它是在攻灭北汉后立刻就发动的，这时的宋军已经是久战疲敝之师，强弩之末。

第二次是雍熙北伐。这场战斗中也有一些失误，你很难追究某个人的失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打一场大规模的、多路协同配合的战役是非常困难的。

宋太宗最初的设想是东边曹彬和中间田重进两路，要稳步的推进。等潘美和杨业的西路军攻略云、应、寰、朔这四个州后，三军会合，再打幽州城。

但是东线曹彬一开始冒进，冒进以后后勤又跟不上，就退了回来，退回来后又着急，又往北推进，举措失当。曹彬作为方面军的将领，他的举措是有很多失误的。

雍熙北伐宋辽形势图

再看辽朝，面对宋军的来袭，它采取主动进攻。北方或者西北的政权对付宋朝，几乎用的都是同一个办法——收缩，把拳头捏紧了，尽可能的拉长宋军的后勤补给线，然后不断的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断骚扰宋朝军队，并且依托于奸臣，迟缓瓦解宋朝的进攻。

我们对宋代的军事失败，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中原王朝的文化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居于主导地位，但我们不能指望它一直都是最先进的。在历史上，北方地区的历史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是一个共同的舞台。

问：宋朝的士大夫俸禄比较高，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对宋朝憧憬的一个原因。

江小涛：但也仅限于高级干部的待遇。在俸禄制度的结构当中，中高级以上的官员生活是比较舒服的，但下层官员也很穷。

宋朝会尽量考虑官员利益 也会用竣法防止腐败发生

问：但与明清时期相比，就好太多了。明清时期，官员的工资特别低，所以腐败很严重，宋朝好像好一些。

江小涛：宋朝的腐败有它本身的特征。宋代开国的时候，贪赃事情比较多，但开国皇帝的惩治非常严厉。

宋朝一方面会在制度设计上，尽量考虑官员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肆无忌惮的贪污，就会有严刑峻法，宋朝在这文官制度方面琢磨的非常多。

宋朝在制度设计当中，也强调相互之间的牵制。它制度的结构就是所谓的“上下相维,内外相治”，在制度设计上避免任何一股势力过分的膨胀，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宋朝贯彻的精神就是分权。

问：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宋朝皇帝怕武将专权，会频繁调动军队。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江小涛：这个是有的。这个在制度设计上，确实有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宋朝的武将地位比文官地位低很多。但这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宋太祖之前的五代十国，短命王朝很多，很多军阀都是摇身一变成为皇帝。所以，宋太祖为了防止自己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只好无奈地采取这种形式。

问：大家都知道宋朝是非常富庶的，网上甚至有人说，宋朝的GDP占了世界的80%。有人给出解释，说是因为宋朝只有江南一域，那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所以才会有那么高的成就。

江小涛：首先，我不知道80%这个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现代意义上的统计学还是二次大战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根据有限的历史材料，就进行如此精密的估计，这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

其次，我们不能说宋朝的繁荣是因为它只有江南地区。

宋朝建立以后，政府为经济发展创造相对稳定的环境，也就是说已经开始的这些趋势。而且，五代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也为其提供了条件。那个时候，北方比较乱，南边虽然也是小国割据，但这些政权彼此都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彼此都有建设性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