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诺奖有多稀罕？远的不说，就拿咱中国当下的情况来看，要是能多一位诺奖得主，恐怕头版是妥妥地拿定了。然而，当小说获奖的消息被告知后，帕斯捷尔纳克却发了愁——国内没有半点掌声，反而骂声一片；文坛同僚们甚至骂其“败类”，嚷嚷着要把他开除国籍。结果，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拒绝领奖。对一位作家来说，生生推掉足以名垂青史的机会，这其中的痛苦怎能说清？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苏联作家，《日瓦戈医生》头一回出版是在意大利，连语言都是意大利语。原来，这部小说的视角有些露骨，作者以60余位角色的视角，把苏联一整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下层百姓的压抑与无奈深刻地反映出来，政权的更迭、战争和某些政策对国家与社会带来的摧残和盘剥，都被作者刻画地入骨三分。也正是如此，小说被赋予了极高的境界，然而当作者将其拿到出版机构时，编辑们大惊：卧槽？嫌命长？结果，《日瓦戈医生》被打上了“仇恨苏维埃政权”的标签，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被狠狠地批了一顿。

从咱们的角度来看，小说毕竟是小说，看看就完了呗。对于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而言，敢于正视历史、积极反思，包容并听取不同声音，这是宝贵且必须具备的。恰恰如咱们所知，苏联人特喜欢歌舞升平的盛世局面，甚至到了“报喜不报忧”的地步。因此，像《日瓦戈医生》这样的小说，看起来尤为刺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区区”一部小说被拽出来挨批，造成的后果可远不止与一个诺奖擦肩而过这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了苏联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症结之一，而当时那位拿着手术刀的医生——权势如日中天的赫鲁晓夫同志却选择了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病情恶化直至病入膏肓。

事情要从1956年初说起。当年2月24日，赫鲁晓夫目送着其他国家的代表退出会场，随后他吩咐工作人员关上门，在1400人的注视下做出了历史上著名的“秘密报告”。按照赫鲁晓夫塑造的说法，当时，会场一片激昂，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实际上，在千余与会者中，有40%的干部是前任最高领导人一手提拔的。与之相对的是，会场气氛并不怎么好，有人甚至当场晕倒。单从当时的结果来讲，赫鲁晓夫还是凭借一己之力为苏联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勇气与魄力绝对是值得肯定的。

一个人的性格究竟如何，从一些潜意识的动作上就可窥见一斑。赫鲁晓夫做演讲，无论是在一群基层民众面前还是在联合国会场，基本上都不需要演讲稿。他口才极佳，语速很快且语气铿锵有力，引经据典又不失幽默风趣，听他做演讲很容易被震撼，简直是一种享受。从这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是一个强悍且自信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勇敢者；恰恰相反，他的内心矛盾且懦弱，而关键时刻的懦弱又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改革的条条框框我们无需赘述，肯定的是，这位在苏联历史上评价并不很高的领袖却是历任最高领导人中为基层百姓考虑得最多的一位。他在经济改革中有一项“壮举”，那便是在一定程度内开放了自由市场，允许民众将部分货品放到市场上做交易。对于奉行计划经济的苏联来说，这项决策看起来很奇葩，但它的意义又是非同寻常的。然而，当有人质疑他“犯了修正主义错误”后，占据绝对主动的赫鲁晓夫居然认怂了，当即就宣布农民的自留地上不得种植经济作物，自留畜不得超过一头奶牛和一头小牛，自由市场也只能出售自产的多余农副产品，这样的“自由市场”还有啥用？

历史上，每一场足以扭转一国命运且改写历史的改革，背后的阻力都是巨大的，更不用说以政治环境复杂压抑的苏联了。当赫鲁晓夫一次次试图冲破“斯大林模式”时，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为他提供了一个真正掰正人们思想的绝佳机会。

原来，在对文化改革的过程中，赫鲁晓夫采取了积极且宽容的政策。从前许多被封禁的作品得以解冻，而一些抨击社会弊病甚至是直接揭露政坛丑恶的作品都得以出版。纵使有些作家的言辞太过露骨，赫鲁晓夫也是以批评代替惩罚。可能批评的话说得很难听，但“卢比扬卡空空如也”。在最初的一段时期，苏联文化与思想界一派繁荣，局势喜人。然而就在这在这个节骨眼上，《日瓦戈医生》诞生了。

《日瓦戈医生》有它独特的内涵。我们刚刚讲过，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长，作者本人曾说：“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从沙俄政权末期一直到二战结束，整部作品描绘得大多都是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凋零和人为的毁灭，可谓是“负能量”满满。换句话说，那些所谓“敏感”的作品，大多批评的都是前任最高领导人的过失与当下社会的弊病，前者是赫鲁晓夫愿意看到的，后者则大有“就事论事”的意味，说出来也无伤大雅。而《日瓦戈医生》却把整个苏维埃政权拎出来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遍。这部作品无疑是伟大的，但苏联人无法接受它，这也并不很难理解。那么，赫鲁晓夫对此又是啥态度呢？

1956年，一部叫做《不单单是面包》的作品顺利发表，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在其中直接肯定了赫鲁晓夫“粉碎个人崇拜”决策的正确性。纵使这部作品在国内掀起一阵巨浪，这样的场面也是赫鲁晓夫本人愿意看到的。最终，苏联社会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不单单是面包》。然而，面对《日瓦戈医生》时，社会极端激烈的抵触令赫鲁晓夫大感意外。原本，他曾打算批准这部小说在苏联国内出版，但社会各界一致的口诛笔伐令他感到恐惧，最终选择了屈服。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赫鲁晓夫改革这种级别的历史活动而言，几年十几年的铺垫可能还没有关键时刻的一锤定音更奏效。悲剧的是，《日瓦戈医生》一事也仅仅是个缩影，赫鲁晓夫在改革的方方面面都遭遇了强大的阻力，而并不足够勇敢的他，一次次地选择了逃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提起了这件事，语气中充满了懊悔。他说，自己当时离批准这部作品出版只差一个念头，他也明白它的意义；然而，经过长时间的纠结后，他非但没有批准，反而“顺从潮流”地批评这部作品“思想基础是错误的”。

在那几年里，赫鲁晓夫划开了病人的肌肤，手术刀尖已经挑到了藏在脉络和骨骼间的肿瘤；不过他并没有下刀，而是叹了口气，把刀口又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