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君王，最悲剧的莫过于大明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李自成的平民革命军攻陷大明首都之日，崇祯帝去煤山上吊。人死不算什么，无限悲剧的是，崇祯帝在上吊之前，为了防止爱女被叛匪凌辱，亲持宝剑把公主砍重伤，不过更悲剧的是：皇上去煤山上吊时，文武大臣不但没有一个追随他，还争先恐后去迎接“叛军”首领，妄想谋得一个能继续贪污受贿的官位……可以说，崇祯帝临终前的众叛亲离可谓前无古人，孤家寡人破了历史记录。

崇祯帝是史学家挽惜的一位皇帝，他和其他亡国之君不同之处在于，他积极应对末世危局，勤俭勤勉，大有尧舜之治的决心，试图通过治道变革，以一己之力改变明王朝将倾的命运，但崇祯帝的“垂死挣扎”未能突破古代王朝“生命周期理论”。以史为鉴，崇祯帝治道变革的失败对今天领导干部应对单位管理机制变革创新有一定借鉴意义。

崇祯继位时，正是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面对千疮百孔的现状，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除弊革新才能挽救明王朝的危局。因此，面对明末危局，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予以应对。

崇祯帝继位之初面对的首要对手就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阉党集团在天启朝后期权势熏天，把持朝廷各要害部门，魏忠贤更是被称为“九千岁”。崇祯帝孤身一人皇宫，可以说无依无靠，他通过不断暗中观察和麻痹对手，找准时机一举诛灭了阉党魏忠贤，为国为民除去一大祸害。之后，崇祯帝“钦定逆案”，趁势又清算了阉党的余孽，做出势必清查到底的态势，使得审判阉党的官员敢于做出公正判决。有关资料表明，共清查阉党261人，这些人大都身居六部要职，可以说朝廷内部得到了“大清洗”。这也为日后的人事安排做好了准备。崇祯帝拨乱反正的决心和澄清吏治的勇气得到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认可，也为日后的用人改革奠定了基础。

崇祯帝求贤若渴，在抑制了宦官集团后，对文官集团寄予了厚望，敢于破格提拔重用人。明代中期以来，用人只重进士一途，许多有才干的举人、监生却没有机会为国效力，崇祯大力主张用人不拘资格，只要有才干便可，这种打破资格的做法是十分可取的。举人能当到巡抚级别的，隆庆朝只有海瑞1人，万历年问只有2人，而崇祯一朝便有刘可训、何腾蛟等11人!崇祯十三年，崇祯帝更是一举擢用二百36名举人和贡生，史称“庚辰特用”。明代中期以来，有非翰林不急于求成的直接后果是用法严峻，崇祯共诛杀了总督7人、巡抚11人，害怕崇祯追究责任而自杀的大臣则更多。因此，许多大臣胆战心惊不敢任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纵观大明王朝，相比于任何一个朝代而言，它最没有亡国气象的一个特征就是将星如云。如孙承宗、袁崇焕、孙传庭、满桂、祖大寿、左良玉、曹文诏、卢象升、洪承畴等等，就连在后来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此类人，在大明当时都排不上号，真可谓是人才济济。

崇祯帝虽然渴望人才，但选人屡屡失误，任用了许多误国的庸臣。对于宦官，崇祯帝前期视其为仇敌弃而不用，然而崇祯四年之后，出于对文官集团的失望，他又重新起用宦官。这摇摆性使得各类势力均心怀不满，不愿且不敢担当。自古帝王对臣下均有一定的猜忌心理，这属于正常，崇祯帝这方面更突出。他十分警惕臣下的结党营私，常怀疑臣下欺蒙自己，比如著名的诛杀袁崇焕一事。

面对内部农民起义和关外的敌人骚扰，崇祯帝选择了“两线”作战，结果顾此失彼，逐渐捉襟见肘。如果崇祯帝能够暂时跟后金议和，一心稳定国内局面，待到国家团结和富强了，外患自然消除。

由于这个大政方针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崇祯帝的变革无论如何努力总归是在一个死胡同里打转。本来由于税赋不均、土抛荒等原因，明朝的财政收入就十分窘迫，南北同时作战更是加剧了财政困难，将士动辄没有军饷，严重影响了士气。而朝廷的解决办法是不断给农民加税，这无疑是官逼民反。税没收多少，农民起义军却越来越壮大，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军饷，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最后明王朝在某种程度上是“饿”死的，也是直接亡于农民起义军，关外的敌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从崇祯帝的变革历史实践看，只有突破那句“不变等死，变了找死”的转型期“理论”，才能使其重新焕发活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实中，如崇祯帝治道变革一样的单位管理机制变革创新有很多，崇祯帝的治道变革失败对今天有一定借鉴意义。

1、判断好改革的局势再决断。

崇祯帝的一些变革措施，是被动地和零碎地进行的，有些变革脱离了实际情况而不够务实，没能取得政策合力和实际效应。因此，领导者必须踏踏实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全面准确地掌握好局势再做出针对性的有效决断，而不能凭一腔热情主观决策。尤其是年轻领导和新任领导，由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锐劲，容易犯轻率变革的错误，脉还没把准就下药方无疑是不正确的。研判好局势后，应加强上层设计，争取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务实而不是形式地进行变革，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变革实践后，领导者还应跟踪问效，对于变革中出现的问题和苗头性倾向及时加以解决和纠正。

2、领导者应争当表率，并着力做到沉稳坚毅。

领导者欲实行变革，首先自身得带头。崇祯帝这方面做得几乎无可挑剔，他勤奋敬业，严于修身。虽然种种原因之下，下面的各级官员恪尽职守的仍不多，但他这种严于律己和严于修身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崇祯变革失败的个人方面原因，主要是他过于性急多变，不够稳健。

因此，领导者欲行变革，尤其是面对复杂局面，既要敢于变革、勇于创新，又要学会不急不躁地稳步实施自己的意图；既要有时不我待的变革精神，也要防止激进式的做法。事实上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一旦急迫，便容易犯错误。此外，崇祯后期变得不坚定、没主见，摇摆不定，过于姑息舆论，臣下议论纷纷之际缺少乾纲独断的自信，事情多议而不决，错失了许多机会，比如与清兵议和、南迁等。

3、坚持正确的用人观和用人法。

一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用人应看大局、看主流，不能看一时一地的表现。崇祯用人过于急苛，后来出现了滥罚滥杀的情况，基本上失陷一个地方就杀一批官员，导致人人自危，为了白保相互推诿、各种掩饰甚至掩败为胜。领导者应以人为本，从爱护同

志出发，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棍子打死，而是观其后效。对于有缺点的同志，要注意扬长避短，用其所长，只要有一才可用，便不应放弃。二是用人不宜急于求成。人才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不可急于求成，这样会给人才带来极大的力，也会助长弄虚作假、敷衍应付的风气。三是严把选人用人关，杜绝带病提拔。吏治清明是改革成功的人才保证，应完善选人用人制度并切实执行，防止投机巧者及各类渣滓浑水摸鱼。

4、改革不可制造新的矛盾和弊端。

崇祯变革用人制度时，出发点是好的，比如破除资格论，主张不唯进士，诸途并用，这固是好的，却引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心怀不满、百般阻挠和暗中阻碍，还引起了一些进士身官员的恐慌感和消极怠工，这是应该正视的问题，并应该制定相应的对策。而裁减驿站带来的驿卒失业问题，崇祯帝及当朝者也没能全面考虑到，导致许多失业驿卒加入了起义军，比如李自成。因此，领导者应有一盘棋思维，以审慎的态度详细谋划好变革全局，注重统筹兼顾，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用一种矛盾代替另一种矛盾，用一方势力取代另一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