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实上我也是想写这么一种人物，这种人叫“苍蝇”，你说他是个害虫，没做天大了不得的事，他就吃点腐肉，在你身边“嗡嗡嗡”烦，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对付这种人。说到头，如果没有一个电影制片人来做我这个戏的话，我就把这剧本扔了，或者就搁那儿。

他是2019年中国电影审查的一条“漏网之鱼”。

还是条“杀伤力”不低的大鱼。

鱼鳞上，镶着阶层差异，教育死角，婚姻拷问，师生不伦。

每一张鳞片撕下来，都能划伤你，抱着它滚一圈，你会遍体鳞伤。

这是一部每分每秒都处在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负能量里的电影。

主人公傅重，是位大学副教授，他就想买一套学区房，钱不够了，于是围绕在他身边的离异前妻、腹黑同事、外地保姆、学生恋人全部乱成一锅粥。

粥最后煮好了，但吃着还是有股糊味，因为，整个社会盘旋的道德底线全被碳化了一番，你对谁都不报以希望。

就这样一条“毒鱼”，在与捕鱼者反复缠斗的过程中，竟然“脱逃了”。13天拍完，审查修改了一年多。

这就是陈晓鸣和他的导演处女作《学区房72小时》，但它最终没有像《药神》《无名之辈》那样，封神，有名。今天它票房刚过100万，对于几百万的投资，基本算交了学费。

是的，这片名也不对，一听就不想看，很像随便蹭了一个已故的热点。

好在，这条大鱼最终找到了属于他的大海——豆瓣评论区，516个短评，7.2分。

以及一个对他又爱又恨，又赞又骂的女制片人，亏了钱，还坚决与他捆绑，哪怕他下一个动作，更挑衅嚣张，甚至还没开机就被毙，那也要合作。

前言就写到这吧。导演闭关太久，已然是一个巨型话痨，有的没的什么都说，两个多小时，几万字的采访，勉强精简到8000字。

但足够让你相信，电影这个行当里，这样自负、要强的织梦者还大有人在，他们为了胶片转动的一道光，不问所以。

小心，也可能是道鳞光。

01

审了1年多，经历了什么？

我昨天还在和屠画（戏中扮演傅教授的学生恋人袁航）道歉，整部戏剪得最多的就是她这个车震戏。

当时我们是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边上的通宵咖啡馆拍的，很简陋，什么人都没有，然后我就把摄影、屠画跟傅重留下了，交代这段戏动作该怎么做。

我想体现出这场戏跟前面傅教授为了买学区房而奔波的巨大惊诧感，前面是生活流的，可当观众看到这里却产生惊讶，傅重干嘛呢？这是个什么人啊？这场戏绝对通过视觉来产生的。

演员屠画和男主角管轩

我想让它能够过审，几次跟审查进行一个陈述，不行，第一轮送审就是个巨大问题。这个师生恋本身就难过审，但（删了这场戏）在戏剧冲击力上它是绝对的伤害。

最后就变成了我预案当中的小树林空镜加声音了。

我跟屠画说对不起，没有能够坚持住这个东西，然后她就说，没有啊没有啊⋯⋯

其实那天天特别冷，我们把车正面的窗户卸下来，机子才能放。那半夜的冷风，我们自己都穿一个袄，抱着好几个暖宝宝，还吃着特别热的东西，可她是演员，就得脱了开始演。

《学区房》总共审查了一年多，除了车震，其它删改的地方，我写了五六千字的陈述，来说明我为什么这么拍。

最初的有两条致命性的意见，都在我的沟通之下缓解了，没有做大的修改。

一个是对贾教授这个人物要做严肃处理，另外一个就是袁主席这条线要大改，因为袁主席要求作弊，家长跟老师之间体现出不正当的交易，这种影响不好，负面。

看过你就知道，这根本就没法改，它这个就是颠覆性的改动。又是长镜头，我切哪一段出去改？镜头语言都碎了。

那我问贾教授哪一点看出来需要处理？他很有可能是拿学生红包，改学分，但是我可以保证文本上抓不着我的把柄，贾教授也可以一件坏事没干。

事实上我也是想写这么一种人物，这种人叫“苍蝇”，你说他是个害虫，没做天大了不得的事，他就吃点腐肉，在你身边“嗡嗡嗡”烦，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对付这种人。

结果，审查也满满地看出这个意思来，他就感觉这个人好像干了坏事，就说你把他一句台词改掉，就是他跟那个塞红包的学生说，“我有数，我有数”（暗示能帮学生改学分），让我把“有数有数”改掉。

因为那个孩子是之前试图贿赂傅教授的人，贾教授对着这个孩子说“有数”，两者连在一起，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傅教授没接受改学分，但贾教授接受了。

好，让我改我就改，那就改配音吧，我把“我有数我有数”改了一个“替我向他问个好”，其实意思一样！跟“有数有数”没区别！观众一看还是能联想，俩人谈妥了呗！但是我这么一改，审查就过了，就动了几个字。

还有，傅重和前妻刘家园在厨房聊天说的话，说“咱们这里是菜小，什么叫学区房？人家华明小学那个校友簿打开口全是社会名流”，原来是这样说的。然后“社会名流”四个字审查不让说，那我就改。

幸亏我这片是沪语，上海话，我想“社会名流”不让说，我怎么体现华明小学校友录就牛B呢，改成叫“戴面落亲”（音译），普通话叫瞪眼落睛，就眼珠子一瞪，眼珠子要掉下来，上海话的一个意思，瞪眼落睛就是说这个不得了，很厉害，这个意思，变成了俚语，改掉了。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就是袁主席在揍傅重的这场戏第一句话，本来是“上床了没”，审查说这句话不能说。

这个镜头是一个近景，四个字，口形还不能太偏，你怎么改？

又是上海话救了我，普通话改不过来的，上，床，了，没，然后就改成“作锅了伐”，就“做过了吗”，你没有别的词可以弄了！真想不出别的词！结果效果上对上海人可能更好了，“作锅了伐”，很搞笑，好像又产生了多一层意思，一个母亲得知自己上大学的女儿和他的老师发生关系，她不好意思那么暴露地说这句话，用另外一种说法。

最后就是结尾。

原结尾挺灰的，挺暗的，学区房在72小时里顺利买到了，但拿的钱是自己学生恋人的母亲袁主席的钱，他并没有把房子卖给更弱势的牛阿姨，但是他也正因此而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愧疚中。

大家在剧照中可以看到当时拍过的戏，后来删了，就是一群孩子在五颜六色的小学校里坐着，听老师教他们一起唱《If you are happy》（这也是本片的英文片名）这首拍手歌。

然后在这个欢乐的歌声中，很多家长也笑着拍着手，唯独傅重是苦着一张脸，最后我想让镜头推到他的大特写，让他看向镜头，看十秒再结束。我的制片人一开始看剧本也不喜欢我这个结局。

我想写的就是傅重这样一个中产，受过高等教育，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如果作为教育者，他是不是得对自己的道德底线要求更高一点，就像他给孩子起名都叫诚诚一样。

然而，他刷牙时水喷在玻璃上，印证了泼到牛阿姨脸上的这杯水，不是泼在了牛阿姨的脸上，而是泼在他自己的脸上，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你以为中产都是想清楚的，其实哪有那么清楚，拿住拿不住都先走着再说，它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

我们得到了审查意见，回来以后，制片人就让我冷静之下，冷静个几天，不怕时间，我们现在审查没那么快沟通。

回来我想了3天左右，我说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这段时间过掉，拍成一个月之后，前面的台词改掉，把刘家园原本的台词“不够的钱问别人借借看”改成“不够的钱问爸爸借借看”，这个扣得解在刘家园爸爸身上，然后把傅重原来说“要不问别人借”之类词改成“不要问老人借钱”，这两处台词改了之后，说明他买学区房的钱是前妻爸爸借了40万出来的，不必背负那么重的道德问题去向袁主席求救。

我每次就等待制片人去拿修改意见下来，通过电话会议，完整地讨论它每一点的修改意见，然后该申诉就写，几千字地写，然后申诉不通过，再想招儿改。

改完就出带子，新带子出完寄北京，寄北京以后，制片人再跑，那也真是跑断腿了。

当然制片人因为长期做电影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经验，那么可能还问得着。

所以我在想，如果没有制片人，是我跑，今天咱这片还没上呢可能就！

在这样的情况下审了一年多，除了题材本身有社会敏感性以外，还有就是从去年以来，大家都知道电影局和中宣部的一些人事调整，岗位上内部需要谁干什么都重新捋一遍，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岗位机制的轮换，但是对我们具体的制作来说，可能就在时间等待上要付出更多了。

你原来可能几个工作日，30个工作日会给你信。从去年开始就不是这样了，我等俩月才给你个信都有可能。

每次等审查意见的这段时间我干嘛呢，我啥都不敢干啊！

有人找我拍网大，拍电视剧，挣个钱什么的，我都不敢去。

为什么呢？我一去拍，拍到中间的时候局里来意见了，我在剧组我不可能回去改。

所以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要等这个修改，那么与此同时我还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在去年又完成了两部电影的剧本。一个是儿童冒险电影，冒险喜剧电影。另一个更社会性、更接地气的《学区房》的升级加强版，已经改了三稿了，容我保密一下。

但是你不能因为那个困难就裹足不前，我就一个个攻克。用我制片人的话就是说我跟你合作真累，我得把我朋友圈从局级单位上升到部委级单位才行。不然她招呼不了这些事。

过完年，制片人找到了卫建委相关管剧本的人，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找到的，反正我该给的压力得给到她，你去找啊。

这也证实了人的能量是无限的。当然也是基于剧本，我们现在也在等待审查领导给新的意见。

电影这个东西，它是提出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也没答案可给，给答案的是记者。我干过记者，追求真相，事实上记者也是个玄学，根本TM没有真相可以提供。

我是导演，我只是提出一些有趣的观察，有趣是什么？就是你明明有差异，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把你们“唰”拉平，就像我是贵族，你是我仆人，但大家都是犹太人的时候，在集中营都光着是一样一样的，仆人可能最后还救了你呢！

这种人物的势能的转换和物件的势能转换是最有戏剧性的，所以我其实特别关注势能转化，阶级差异这些我可能有，但在我创作中它绝对不是主体，创作中我只关注势能转换。

说到头，如果没有一个电影制片人来做我这个戏的话，我就把这剧本扔了，或者就搁那儿。

多亏了我的制片人，她叫冯郇。

02

神之制片人，怎么“勾搭”来的？

2017年的时候突然就很奇怪，一个至少得有八九年没联系的老同事问我在干吗。我说我在家里写电影剧本，他说你要搞电影啊，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然后就把制片人冯郇介绍给我。

之前他没敢介绍，他怕我不靠谱，很久没见了，对不对，现在骗子也多，然后我把《学区房》故事大纲先给他看了一遍，这个大纲就得有快8000字了，大纲都写这么多字，这个人应该不是骗子，就给冯郇介绍了。

冯郇老师正好是到上海来一次，我就赶紧去跟她见了个面。去之前我稍微了解了她一下，知道她很早就开始搞电影投资，也做过各种类型的戏，不管这个参与的浅还是深，都接触了。

我不是说她一定行啊，我也要聊，我当时也不是一个没头苍蝇似的小年轻，扎到谁身上是谁，我要知道她的能量有多大，制片人能量就是社会协调能力、社会关系的组织能力。

她见到我就问我，你这个故事说什么，她当时还没看剧本，我说就是讲一个大学副教授在72小时之内搞定一套学区房，为了自己的女儿幼升小。用了一句话，就这么一个故事。

她说这个有点意思哦，因为她们家孩子也大了，也经历过买学区房，北京四中，然后她又是上海人，片子有相当一部分沪语。那么她就特别有兴趣，之后说你把剧本发给我看看。

我就发给她了，发给她了之后一个礼拜没动静，正着急挠头，她唰唰唰来了最起码二三十条语音短信，然后说这个剧本怎么打动她，怎么从她这个七八十个电影剧本当中脱颖而出。我肯定是有点受宠若惊，我也没正儿八经接触过电影界的制片人。

我不是说她就夸我两句算了，她二十多条语音，很多是谈看法和道理，在我的设计思路当中有吻合度，这说明她是看进去了，而且她是认同的。

我就觉得这个人靠谱了，同时她也觉得我是靠谱的，我就说我到北京来一次，我们面谈一次。我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就在丽都附近一个咖啡馆，又遇到很多电影界的人什么的，很多，都在那儿喝咖啡。

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因为她说我还不能多聊，因为待会儿她跟刘镇伟导演正好谈一个戏，晚上要跟刘导去吃饭。然后我说我不耽误你时间，我晚上也飞回上海了，就看这一小时聊得怎么样。

我的意图就是说，请你来做制片人，那我就准备干了。

她还挺保守，她说这样吧，我这边可以帮你推这个戏，你拍完我可以帮你看，拍的过程中我看几眼都行，还没答应做制片人，还挺矜持。

那么我就有一种冥冥之中感觉我得干这件事了，不知道哪来的判断。

飞回去第二天就招募人了，把我电视台的一些老同事，比如说技术部门的一些领导叫起来，说我要干这个事，大家给我配点人吧，我先垫钱，制片人哪怕不来，我100万也把它拍完了。

我觉得人应该受到磨炼，凭什么我第一次写的戏就能拍？很多编剧写了好多剧本，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的全部废掉，没有见到天日的，多的是。

导演陈晓鸣在片场

开始干活三天后，冯郇跟我联系，打电话，说你怎么样。我说我已经开始了，她一惊，什么开始了？我说我电影已经开始做了啊，景有些已经找起来了，发给你看，演员我都咔了。

因为有长镜头调度，所以我用我的手机做了一些模拟，我前面一周当中有三天，主场戏全部用摄影机走一遍，不然我不敢拍。她想我怎么说得那么细了，然后“哗”就带人就过来了，带两个制片就过来了。

过来一看，我已经按时按点，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的五点，就在我们的一个据点，二十多个人，各工种全在那儿开会，我轮番布置。

这个天是快11月了，外头很冷，进到我们这儿都没开空调，都得穿衬衫，这个场面热腾腾的。她一看是这种劲，当下就决定，就跟我说，晓鸣，这个我来帮你弄。

她说这句话我一下子心定了，因为现场这些人都得我招呼，细枝末节特别多。我当时就想好，我就专心弄剧本和镜头上各方面的事，然后她就开始帮我重新整合所有的盘子。

这个非常幸运的一点是，我们这次的投资方，包括参与进来的人，你是个什么人，你周围的人就会是什么人。

一听说来了个新的制片人，大家不认识，但通过我的介绍，大家一接触，充分信任她，大家无条件全部认同制片人的一切指挥。冯郇后来跟我说，这也是在她的电影生涯，或者是她见到的导演的电影生涯中很少的案例。

创作，都很容易撕的，但《学区房》没人撕，到现在我们亏成这样了，没人撕！大家能够容忍失败，我们能往一个方向走。

我其实找到冯郇，是一个长远的想法。我现在后面的剧本创意，都第一时间给到她，让她知道，让电影尽快落向实处。因为我是性子相对有点急的人，但是我也是比较务实的，就是执行力相对比较强，就是说这事说到这儿了，我就要求这个事马上得干到这个样，有个明确的目标。

这种影响哪来的呢，得谢谢我特别“痛恨”的姜文。

03

很多事研究差不多就开始干！

我高中的时候在复旦大学的附中，在一群学霸当中，根本就不知道有戏剧学院这个事，我们都是想着北大、清华、复旦、交大。

但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是文学社社长，什么话剧社的，就喜欢这个。那我就翻报考的本子，翻到最后有电影学院、中戏、上戏。

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没有在上海招生，我就考了上戏导演系，考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编导系播音系，都考上了，但因为广播电影学院它在北京，所以没去，那年我外婆生病，很严重，没敢离开上海。

当时指导我的是梁波罗老师，是上影的一个老演员，他说你考考表演也可以，我就对表演没太大自信，更愿意做导演，在后面指手划脚的，挺好。

狂看电影是念大学的时候，但是上戏跟电影学院有些差异，因为我们是叫这个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影视课是一个辅助课，它不是主体课，我们主要是舞台，戏剧本体的东西。

但是这所谓辅助课，平常看戏、看录像带，那个就是很猛。

我想电影学院、中戏的该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不眠不休地看，那就是雪花啥都看不见的看，三级片看，毛片也看，反正这些戏就是有暴露嘛，特别好看。

国外艺术片一开始是看不懂瞎看，慢慢慢慢就是看进去了，你量多了以后有个质变。

看进去了以后，你才懂得去看颜色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对录像带不满意了，这个颜色肯定偏么，开始讲究了。我们想方设法从各个地方找片，学校也有这样的通路，学校是干这个专业的，它就应该去传播这个见识。

我念中学的时候有看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看完我当时就想我拍第一部电影就把《动物凶猛》给拍了，太有感触了！

虽然说的是北京的事，但上海那个期间闹得也很厉害，我们有很多60后的哥哥什么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拖在他们后面，就看到很多，上海的流氓帮派、地痞跟普通市民这种市井的生活，其实在那个年代虽然有南方、北方，但是整体很相似，那种力度很震动我。

当时我觉得特郁闷的事，是突然有一天，看到报道说姜文要拍这个片，我急得啊！我想这怎么办！我念高中，他就想说拍了，等我进了大学，他拍完了！这戏还得了奖了！然后姜文被邀请到我们学校做演讲，我看着他就生气⋯⋯

《动物凶猛》被姜文改编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但是，姜文当时说了一句话，是让我到现在还记得的。他就说，很多事研究差不多就开始干，想差不多就开干了！就别墨迹！东想西想的，想差不多就开干吧！

这句话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当时没有理解，就吃了很多“暗亏”，没准备好就干了，吃亏了。

1997年大学毕业，很多人以为我是个80后，其实我是个70后，看着显年轻。然后我就去了电视台，工作了十二年，做过记者，做过主编，做过制片人、编导，各种类型节目都做过，但是，我其实一直想拍戏，主要是想拍电影。

电视剧如果能拍，作为一个往电影导演走的一个过程我也愿意拍，但是没有人会愿意找一个电视节目编导或者说一个记者去干这个事，对吧？

零几年的时候有人找过我拍电视剧，但一去就是三个月，我要去的话，整个部门的奖金就全没了。我还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我还得退党，就是很多处分等着我。我现在还是党员，最近党费还欠点，准备交呢。

到现在三十多岁了，我想我再不做个改变怕来不及了，你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这个还没特别感觉，三十一过，这种感觉就强烈了。

这是你不经历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我就痛下决心，很多人说在台里先干着，外边再怎么（弄自己的事）。我干不了，跟欠谁似的，就是我要出去自己干个别的活，每周还有例会，台里还有工作，那么我似去似不去的这种样子，不是我的一个自我认知了。

我挺难干这样的一个骑墙的事，我就决定彻底退出来，那么就写了辞职报告，也周折一番，那是2009年。

出来以后，首先前两年啥都不干，重新开始拉片，电视剧我也看，我都没想着能一下子拍电影，我想我先把电视剧看看，原先国产电视剧我是不看的，我想不行，这还得跟平台（合作），万一我做个电视剧跟平台接触，肯定国产电视剧，我得看看，现在国产电视剧到什么水平。

我毕竟工作十几年了，我在这个当中小有点积蓄，也是趁早就把房子给买了，当年的这种经验，跟我今天说《学区房》这个戏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关联。

过了几年，不挣钱也不行了。电视台很多我的以前的部下也好，以前的同事也好，也都纷纷成为领导了，说哥你再来，再做个节目什么的，报个奖什么的。

为什么？电视台里比我们年轻一辈的人也走差不多了，不是那个新媒体起来了嘛，没人做节目了，那么我当时又承包了一揽子节目，搞了一年两年，挣钱。

但是很累很累，它是个脱口秀节目叫《今夜说点事》，写笑话，结合社会，因为我对社会新闻还比较关切。

我当时在北京出差不知道干吗，就拿一碗方便面，一瓶可乐，花了一晚上，写了8000字，一个一气而成的脱口秀，一边说一边演一边换装，从古代说到现代，但是说的都是当下热点事件。写完以后给他们看，就成了他们这个新节目评审一等奖。

然后就找陈赫，一来一看，日播啊，周一到五天天播，我差点也死了。这8000字还不是说你说相声段子，按段子写就行，不行，全得是最热点，当下新闻，一边搜，一边怎么把这段子，怎么演化矛盾冲突，还得换装，还得道具是什么，全得码齐了，它是个完整的演出剧本。

天天8000字，我是写了个十几二十个，瘫了。

陈赫七天以后就练瘫。

他就说我实在不行，我推荐王传君吧，王传君他适合主持。其实陈赫他想溜，确实也累，每天从白天拍到半夜，后来有一天后半夜他就开吐了，身体实在不行了，哗哗吐。

这一吐我一想，糟了这事，不能这么干。那时候还年轻，还就能写，能动，动动动，最后也不行了，那个是2012年左右，我到这个时候才想，还是得继续往我写戏这个角度走。

好，我啥都不弄了，闭关。

差不多在2016年自己投了150万，拉团队练手，拍了两个小的测试片，告知我平台的朋友我有这么一个方案，剪得很短，十几二十分钟就行，我们要做成一个网台同步的一个周播剧。

拍完以后，他们说，现在有个东西叫网大，你们剪吧剪吧弄成网大吧。就是连特效都没钱做，就送了网大了。然后跟网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对接，他们就送上去，然后人家一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回款。

但是这个过程里，我是自编自导还自己演，等于温故知新了一下，就是作为演员在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候需要把握什么，摄影和美术在前期的工作有多长的时段是不可或缺的，等等，其实理论上都知道。

但你有了深切体会和亏了血本的这个经验以后，你这种体悟是特别深刻的，150万就打水漂了，后来我也没去问，问还能回来点，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空去纠缠这个business的事情了，我想彻底跟这个生意无关。

亏了就亏了，我下面好好的，往院线的电影去做一部，但是前提是，我剧本做扎实的前提是我要请到一位真正的电影制片人。

故事就说回来了，这是我预期，我不知道她会是谁。

然后从2016年底我开始放弃所有的关联，放弃能挣钱的一切可能，就在家里每天你这个15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工作强度，分别拉片。

每天拉片在三部左右，然后剩下的时间积累各种素材，查看各种信息，跟一些朋友电话聊聊，听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设计很多故事框架。就这么累积累积累积，到2017年，开始写《学区房》这部戏。

现在想，姜文指的“想差不多”就是指人的一种魄力，一种决断力。当你水到渠成有一股力量推动你的时候，你自然义无反顾去做了。那这个时候你的执行力和决断力是自然出来的，不是要下多大决心。

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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