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辉 | 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更合于我的本性

摘要：当代书法创作在注重笔墨与空间形式现代感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历史、书写时代的使命，而如何使书法这一传统民族艺术形式真正成为反映今人高尚人文精神的物态载体，从而成功实现民族性、时代性、个性的高度统一，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艰苦的山村耕读和时代给予我们这代人的人生磨难，以及西昌山区壮丽雄奇的自然风情（迥然不同于成都平原）深刻改变了我的气质，陶冶了我的性情，孕育了我的审美理想，对我的人生艺术追求的基调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一个人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与地域条件的滋养和制约，但更为直接的还是以下两点：一是个人的先天秉赋、后天修炼与社会经历的性质；二是学习的对象与特殊途径。

对我而言，首先是来自家庭的艺术浸染。我自幼在外祖母的督导下习字，强烈的兴趣和不竭的热情驱使我历经了数十年的艺途跋涉。这种家庭翰墨书香的熏陶濡染，使得我在学生时代气质性情文胜于质，书法学习的基础也是二王一系的文人楷、行书。

何应辉草书东坡题跋

进入青年时期，我经历了十年知青生涯。艰苦的山村耕读和时代给予我们这代人的人生磨难，以及西昌山区壮丽雄奇的自然风情（迥然不同于成都平原）深刻改变了我的气质，陶冶了我的性情，孕育了我的审美理想，对我的人生艺术追求的基调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其次是那段时期，我师从施孝长先生，对秦、汉、魏金石的研习。这对我向往刚毅、质朴、深沉厚重与宏博清超的审美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一时期以碑为主的艺术追求，正是出于一种内在需要，自然十分卑视帖学末流的姿媚、文弱、平庸。我在西昌曾有《临池》诗云：“洗心驱媚俗，渴骥振奇雄。夜雨潇潇冷，临池意正浓!”（刘君惠先生评为“气象沉雄”）。

何应辉行书对联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我还有幸拜陈子庄先生为师。很有意思的是，第一次面谈，陈先生让我挥毫，但不写字，只在纸上纵横曲直自由画出各种墨线，由他所说的笔资来对我作出判断。

先生性情的机敏、真率，见识的广博、深刻与超然不群，对我的艺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那个年代，他的高论如暗夜明灯，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此外，还应一提的是，在十年耕读生涯中，我对中外文学特别是传统诗词的兴趣沉酣与刻苦研习。尽管当时书籍资料极难寻得，我还是读了不少名著，十分庆幸的是借得并全文手抄录存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著作，同时亦得刘君惠先生的指教。

何应辉草书东坡题跋

对艺道学理的忘我追求及由此获得的真正纯粹的心灵陶冶，虽苦至乐，令我终生难忘并至今受益。拙诗曾云：

来觅屐痕归路长，此中风骨几多霜。

画沙颓指骄阳炽，抚卷惊心残月凉。

且抱江河润肝胆，但凭风雨铸词章。

一挥千楮十年去，还识西昌是故乡。

一九八五年重回西昌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深刻与文化修养的深化，观照书法传统视野的扩展，对于书法本体理性思考的深入，同时也随着生活条件、环境的改善，在精神修养上我渐以质为本、质而文为旨归，亦即质与文、朴与华的统一。

其间，对儒、道文化精神的参悟与吸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此，我既以碑书雄强苍浑的力量气势为本，同时也激赏帖书自然、潇洒、俊畅的意韵之美。在实践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我一方面把精力集中在《石门颂》为代表的汉代摩崖，同时在帖学方面着力于孙过庭、米芾等二王一系的行草书。

何应辉草书世说新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曾重点关注过北魏碑刻，尤其是摩崖与墓志。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则是秦汉魏碑刻与二王一系帖学两头并进，力求在创作中综合融汇。这么多年来，从古代到现代，从经典到民间，摩挲浸染过的前人书迹应该说已不算少，但从对传统学习研究的方法来看，我还是重在概括、抽取书法本体的内在规律，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运用、变化、发展。我不主张“偏食”，也不重在技法形式和风格样态上直接去跟定哪一家哪一派。

孙过庭言“偏工易就，尽善难求”。我主张在坚守当代立场、内在需要立场的前提下化取、运用传统时力克其难，力求艺术涵量的富与大。我认为，学愈通脱，愈不必分碑分帖，关键是在博涉多方、碑帖兼取、质文并重的基础上，锤炼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写出自己的性灵、自己的精神来！而且作为真正的创作，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时境、心境中，作品自然应有不同的风情变化。

何应辉行书对联

这一时期以来，在不断丰富修养、深入传统和审视当代的双重语境中，我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向着理想之境探进。期间，最重要的体会是对于道的自觉。有此，方能独立而善行，不为成见所囿，不为物议所惑，冷暖自知，不断检点、修正自己，难中求进。

“高、大、深、新”是我自己在创作和欣赏中推崇的审美标准，也就是理想之境吧。前三字来自清代刘熙载《诗概》中的诗论，过去刘君惠先生与我论艺亦多次提及，我以为用于书法审美至为恰切。

“高”，指格调、境界、品位高，相对于低俗、平庸而言。刘熙载云：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之谓高。“大”指气象雄浑、宏大和艺术涵量博富，相对于猥琐、怯弱、雕琢、偏狭、小器而言。刘熙载云：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之谓大；“深”指意韵深厚，相对于贫乏、简单、浅露而言。刘熙载云：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之谓深；“新”是我加的，指风格、技法的独创性、开拓性，亦即鲜明而成功的个性，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超越。我想，四者兼备即是最优秀的作品。

何应辉草书东坡题跋

前三者是艺术质量的基本保证，也是“新”的前提。执此四者，何苦在意于什么流派之争！刘熙载的“高、大、深”，我以为是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审美理想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基本特性，很值得研究思考。

如何能达于“高、大、深、新”呢？对于今天的书法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针对当今的创作，不能不辨的是：“新”，作为一种成功的个性，既然是以前述艺术质量为前提，即必非皮相样态的刻意造异，而是自然生长于书法历史基础之上并寓时代精神于其中的。而“大”，亦绝不等于作品体量的巨大。

何应辉草书东坡题跋

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博大精深，代有杰创，而且从古至今是一个环环相扣且并未中断的连贯发展的历史过程。史上精品无不渊源有自、风格特立、格调高雅、内涵丰富、技巧高超，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典范例证，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事实上仍是当下学习与创作中须高度重视并亟待很好解决的问题。此中的关键，是研究、发掘、借鉴、活用古代优秀传统时应持的科学态度与当代立场，以及预流而不逐流，清醒地判断今人是非，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

当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与形式语言特征，但人文精神内涵与形式技法本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现代空间形式追求不应当成为精神内涵苍白、文化品位低下的借口，而形式技法的锤炼与通变也绝非很多人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孙过庭所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早已道出书法艺术天人合一、技道一体，“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