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新体育”

　雷　颐

“体育”这个词，耳熟能详，但却是百余年前的外来词，确切来说，是“日本新词”。虽然没有这个词，但一些今天有关“体育”的身体活动，武术、球类、棋类等等，中国却是古已有之。当然，传统中国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育体系，没有一个专门概念统一指称这些身体活动。

体育在中国整体地位先秦时并不低，标准的教育内容“六艺”中“射”、“御”两项，就约等于现在的体育。但以后地位渐低，特别是宋以后更是一路走低，甚至被认为是一些“无赖子弟”所为。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明末清初大儒颜元曾说当时：“衣冠之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兴乡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

反观西方，“体育”一直有相当高的地位。在古希腊甚至有崇高的位置，四年一度的祭奠宙斯神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是各个城邦神圣的节日，甚至有“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之说。中世纪骑士、贵族，都注重体育，一直发展到现代体育。英国尤其注重体育教育，据说在滑铁卢之战中打败拿破伦的惠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曾说：“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The Battle of Waterloo was won on the playing fields of Eton.”）

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新事物逐渐传入中国，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传入中国。租界和教会组织、教会学校是最早的现代体育活动集中场所。租界西方人赛马，上海市民尤其是租界华人观者如云，传统看热闹，无人参与。教会学校将音、体、美作为学校课程，但学生开始也认为体育举止不高雅，有些排斥。

1872年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生，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但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这些学生，大学还未毕业，清政府强迫他们中断学业回国，理由是多方面的，如已背诵儒家经典，有的学生偷偷剪了辫子……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喜欢体育。推动这次留美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说这些学生到美国后，“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认为这种新变化大大有违读书人行为规范。

19世纪80年代之后，洋务派兴办一些新式学堂，引进以西式“兵操”为主的“体操”，当时没有“体育”一词，所有体育课程均称为“体操”。但跳踯驰骋确实不合读书要“步从容”的规范。体育仍被人看不起，读书人尤其不应“体育”仍是普遍的、正统的观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千百年来为中国不屑一顾的日本，中国人受到空前震撼，开始派人到日本考察、留学，探索日本崛起的奥秘，其中当然包括了解日本教育制度。康有为在著名的《日本书目志》中列举日本体操书了有二十多种，1898年，湖北武备学堂总督姚锡光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教育。他意外地发现日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日本教育之法大旨分三类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并且盲哑人与女子也同样要接受适当的体育教育。几乎同时也到日本考察的罗振玉写了《日本教育大旨》，他写道：“体育与德育，知育当并重。从前虽各学堂皆有体操游戏，然尚未大进步，今则全国尽力补此，盖立此竞争之世界，若人民身体孱弱，国力即不得而强，事业学问无所附丽，其害不小。”他们都重点提到了日本学校的“德智体”三大标准，并且把身体、体育与国家强弱联系了起来。

在“东亚病夫”、“亡国灭种”的背景下，又受到日本“军国民主义”的影响，体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强调身体强壮救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1903年，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要“全无力气”的中国人，把体操练得好好的，身子活活泼泼，路也跑得，马也骑得，枪也打得。就在这一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尚武》也宣扬军国民主义。体育与救国救亡，紧紧联系一起，地位也空前提高。当时日本学校体育最为经常、最受重视项目的是从普鲁士引进的体操，所以中国一些新式学堂最先引进的也是以西式“兵操”为主的“体操”。当时尚无“体育”一词，所有体育课程均称为“体操”。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体操”正式进入国家教育体系，意义匪浅。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胡适为代表提倡美国“自然主义教育”，批判、反思“军国民教育”，强调个性解放、身体解放为目的的体育观念兴起。1922年，新学制正式将带有“军国民”色彩的“体操课”改名为“体育课”。文革中，一度又将“体育课”改为“军体课”。

不管怎样，中国教育最终与国际接轨，承认“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成为中国学校教育的“三好”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