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浙人的精致生活

江浙一带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为何能做的有声有色?

2012年的《中国国家地理》第一期为浙江专辑,开卷语就是“因为有了她,中国才精致起来”。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浙江,也可以用在今天我们所说的江浙地区。江浙自古繁华,历史以降,自汉末始关中衰落、中原频乱,江南崛起,而江浙就是江南的核心。繁花似锦,魏晋风流、家学世风、吴侬软语,自古繁华地、世代传承风,造就了江浙的“精致”,人是“精致”的,生活是“精致”的。

江浙人是“精致”的,不论生活贫穷富贵,人却始终活得“精致”,江浙人会在意自己的外部形象,会把自己整理得体面,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衣服行头干净利索,从容优雅,自带气质。

江浙人“精致”,生活更是“精致”,吃喝玩乐居,从小处透着精致。吃喝玩乐自不必多说,“淮扬菜”名满天下,出奇的精细,八大菜系苏菜浙菜全部位列其中;越剧、昆曲、评戏、杨剧、苏剧……抑扬顿挫、百转千回、声声入耳;“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江南姿色迷人,自魏晋始江南人对山水就钟爱不已。

江浙人的精致生活也浸透在居所方面,一栋房子在江浙,能呈现不一样的味道。同一栋房子,如果放在广东,首先考量的是建高些、再高些,丑没关系,面积够大就能收租子,拆的时候补偿就多些;如果放在中原地区,那就是尽量满足生活需求,可以放更多的粮食、放更多的杂物、如果能把菜也种进去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放在江浙,同一栋房子,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精致美观,要生活舒适,小二层或小三层的别墅,门前花植,屋后花园,美不胜收。不会为了几个租子,委屈自己跟租户住在一栋楼里,也不会为了功能大全,啥都往房子里放。别墅就是门脸、就是面子,精致漂亮就是要务。因此我们能在全国其他地方看到一模一样的别墅,标准化的房子,而在江浙,即便初建时房子都是标准的,各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去改造、去装饰、去美化。

二、精致生活促进精致市场的发展

江浙一带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为何能做的有声有色?

探讨两个案例,一个是蓝城农业,一个是莫干山,透过花样繁多的操作手法、名目众多的各类概念、高大精深的各项政策,还要到本真,我们要看到的是江浙这个特殊的消费市场,一个精致人群形成的精致市场。

先说说蓝城农业,据说其农业种植本身基本可以实现自我造血,他们通过选种特色的品种,其中种植的稻米能够实现稻谷1.75元/斤,精米能够买到20元/斤;蔬菜类,其中引种的番茄能够到达188/5斤。一开始我还是挺质疑的,因为同样的有机农业的产品,在深圳顶级的超市中,番茄也是不超过20元/斤的,江浙这边的消费能力是否比深圳还高?但是事后一想,又释然了,江浙总体的市场消费能力不一定比深圳高,但属于精致市场,对于精致市场而言,精致的产品是受欢迎的。宋卫平一直在倡导新生活理念,比如 “桃李春风”小镇的过亿一套的中式园林别墅等等,而且一直有一批宋卫平新生活理念的追随者,在锲而不舍的追逐这种生活。其实与其说宋卫平在倡导新生活理念,不如说是他在孜孜不倦的挖掘江浙人的这个精致生活的市场,这个市场一直存在,源于魏晋,承于唐宋,兴于明清,源远流长。

莫干山也是如此,并不是十来年前新近开发了莫干山,而是它一直就存在,只是精致市场再次想起了它而已。莫干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得名源远,一直是文人墨客踏青之所,及至近代,又留下数百栋别墅,民国时期蒋介石亦有府邸于此,只是建国之后逐渐衰落。它现在的兴起脱离不了江浙这个精致的市场,只有这个市场才能在十余年前就能支撑起一间民宿三五千的消费,只有这样的市场才能支撑起对生活追求更甚于对生活的算计。

这是精致市场,它不仅仅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更多的是由懂得精致生活的人决定的。而江浙却恰恰有这些,江浙有这些精致的人,有这些对生活的精致追求,从而构成了一个精致的市场,人们愿意为精致生活而买单。在别的地方只是冲动性消费,在江浙,这是生活。

三、镇域经济在地发展显成效

江浙一带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为何能做的有声有色?


“乡村振兴、特色小镇,怎么样能够留住人,特别是人才?大城市总是汇聚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还有教育、卫生等稀缺资源,人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农村大多留下的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江浙地区,却不那么明显?虽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城镇化的裹挟,却最终还能够自成特色?这就跟江浙地区的镇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了。江浙自古就是镇域经济发达的地方,周庄、西塘、乌镇、同里、南浔、甪直、木渎……江南这些镇的发展很多都超过千年历史,镇域经济一直繁衍不息。

真正探讨镇域经济大放光彩,就在改革开放之初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模式”与“浙江模式”,这两个模式都有共通点,那就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村工业为主导,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市场调节是主要手段,县乡干部是实际决策人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县、镇(乡)、村、大队分级负责,行政命令直接影响产业的布局和发展、引导城镇化的方向和进程,形成的是一种大政府、小城镇的模式。

而镇域经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就是“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镇”的在地城镇化,在江浙地区可以看到镇域集体经济非常发达,镇域能够解决乡镇范围内的大部分就业问题,江浙人出外打工的少。这一点不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这些地方,大量的是出外打工人群,人随业走,对于乡里是没什么太强烈的感情的,最近这一波东部制造业转移,又回到这些省份。但大产业不会朝乡镇转,而是朝大城市转,因此这些地方的大城市还会集聚,如果要强行扭转,也是事倍功半。

所以江浙在发展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方面,因其镇域经济的良性发展,能够留住人、能够吸引人,人们也愿意在此长情居住发展,天下灯火万家,愿终老于斯。

四、乡土守望的能人长情发展

江浙一带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为何能做的有声有色?

“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镇”这些是江浙镇域经济的特点,更特色鲜明的是乡贤治乡的传统。对精英阶层的尊重、叶落归根的自古承接、造富乡梓的乡土情怀、以及镇乡集体经济的长期熏陶,让能人治村、能人治乡、能人治镇成为可能,在江浙能够找到一大群乡土守望的能人名单,华西村的吴仁宝、乌镇的陈向宏、灵山的吴国平、鲁家村的朱仁斌……

在很多地方,特色小镇、乡村振兴都是一个政治风潮,一波涌过就过去了,而在江浙却是先有了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实质,而后才有的名号。鲁家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但它不是从2016年提出乡村振兴才做的,而是朱仁斌在2011年开始就在逐步的实践,慢慢的启动,有条不紊的展开;拈花小镇火爆之前是吴国平在灵山二十多年的发展,没有特色小镇概念,却在地方带领乡里做着这方面的探索;乌镇是陈向宏十多年的在地实践,从西栅到东栅,从乌镇到乌村,一点点的在地实践。

这些人生于斯,长于斯,在外面受到教育、发展产业,然后回村、回镇引领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能人,能人领军,致富乡里,带动发展。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对于村镇了如指掌;因为乡情守望,所以能够长情发展,不会涸泽而渔;因为在外有成,所以能够将外界的优秀经验模式引入乡梓,而不会局限眼光。能人治村、能人治乡、能人治镇,长情发展、在地开拓、融合发展,这也是江浙地区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能够很好的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与别的地方有很大不同,比如广东,曾经也是镇域经济,也有一村一品,也有许多村镇能人,但很多都出走了,很多开拓产业去了大城市、去了港澳、去了海外,村镇也曾繁华,却难以持久。当然江浙的能人能够在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中撑起一片天地,也是与服务型政府是紧密相关的。不是管控型政府而是服务型政府,让这些能人有了生存和发挥的空间,加上民众对于政府,对于能人的信任,使得这一助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作用。

汤俊,现任北京创行合一规划设计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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