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电影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在问活着是为了什么 | 中村高宽 一席第614位讲者

中村高宽，导演。

主人公已经离世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导演，这部片子也就到此为止吧。但我并不想就此结束拍摄。如果不能回答米特维尔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什么，以及亨利・米特维尔是个怎样的人物，我就无法完成这部电影。从那之后，虽然主人公缺位，我又持续拍了5年。

答案仍在追寻当中

大家好，我是中村高宽。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我的第二部影片《禅与骨》，这部电影2017年在日本公映。我的处女作是2006年公映的《横滨玛丽》，也就是说，在11年之后，我才有了第二部作品，有人称我是“十年磨一剑”的导演。

其实我1999-2001年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当时我是一个留学生。17年之后，能来到这样的大剧场，以导演的身份和大家交流，我现在十分激动。

这是26岁的我。

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在留学时，同校的中国朋友常来宿舍玩，我们经常在一起聊电影。这是当时在北影留学生宿舍拍下的校园。

当时有位朋友问了我一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问我，你到中国来干什么？说实话，当时的我不知如何作答。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过一番思考才决定来中国留学的。在1997年，也就是来中国的两年前，我在松竹大船摄影所开始了职业生涯。

我是故事片的副导演，是最底层的无名小卒。我奔波在各个片场，慢慢地积累了不少经验，对电影有了自己的思考。对我而言，电影到底是什么？我想通过电影来表现什么？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在忙碌的生活中，在奔走于各个片场之时，在不断地思考中，我的心中燃起了一股冲动。形成这股冲动的契机之一，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电影。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正在日本公映，其中最有名的影片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我也看了很多田壮壮导演的作品。而之前我看的都是美国电影、欧洲电影，都是一些简单易懂的片子，也有一些文艺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影片让我感受到了文化的冲击。其实说起来，这些作品应该没有投入巨资，对于曾经学过电影的我看来也没有多少先进的技巧，但这些影片却迸发着热切的激情和能量，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我就想，如果有可能，当我思考电影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想去这些导演曾经学习的地方去学习。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的直觉。那时候我才24岁，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去了中国就能找到答案，但就是想去，所以就去了。那么到中国后我都学到了什么？

当然，我学习了电影，但更多的则是体味到自己是一名外国人。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到底是谁？我是怎样的存在？我开始思考自我认同，还有我的国家和民族。如果你问我在中国留学的最大收获是什么？也许就是这种感受吧，我想这种感受现在仍然是支撑着我作为电影导演的根基。

留学快结束时，我举办了一次电影节，称作日本独立电影学术会，这是当时的宣传册。

举办这个电影节是因为我的留学生活接近尾声，我想向同窗共学的中国同学介绍时下的日本独立电影，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些作品，从中能有所感受。我从日本拿到了15部35毫米的日本影片，在北影的电影院放映了一周，场场爆满。

当时发生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张艺谋导演潜入会场，负责接待的就是我。让我来接待自己敬仰已久的张艺谋导演，我还是很紧张的。

举办电影节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电影节的放映活动，我和日本的导演们有了交流。当时我就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作为一个电影人和他们站到同一个舞台上。

我在中国留学了三年，回到日本之后，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是《横滨玛丽》，这部作品于2006年公映。

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在我老家横滨，有一位浑身白衣的奶奶。50多年来，她一直站在横滨的街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走在街上，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白色物体。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它动了起来，吓了我一跳，我才发现原来是个人。说实话我很害怕，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奶奶是个名人。我上学时，同学们聊起玛丽都很起劲儿。大家都胡乱猜测，说什么其实她看起来像个女人，实际上是个爷们儿。还有人说，她那个样子只是伪装，其实是个有钱人，住在山上的豪宅里什么的。这些不知真假的传闻，这些流言，其实都是大家一同制造出来的。

在众多传闻中，有一个比较靠谱的版本，这是同学从爸妈那里听来的，说玛丽是个“潘潘女郎”。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潘潘女郎”，后来我才听朋友说，“潘潘女郎”是指二战后以驻日美国兵为对象的街娼。我这才知道，“潘潘女郎”是对以美军为对象的娼妇的蔑称。那时我觉得玛丽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再看到她时，她不再只是街头巷尾的一个传说，而是在真切的历史中存活的人。

虽然我开始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她，但她仍然只是大街上的存在，我充其量也只会觉得“啊，今天玛丽也在呢”。那么从这一步开始，我又如何和玛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呢？

其实，玛丽从1995年起就从横滨的街头消失了。虽然街头没有了她的身影，但因为不是什么有名的人，所以没有哪家报纸报道过她。

大家都在传，有的人说她生病住院了，也有人说她是回老家了，还有人说她是去世了。又像是一个街头巷尾的传说那样，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真的。就在那时，一个想法涌上了我的心头，玛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到底是如何度过一生的？虽然我经常在街头看到她，但却对她一无所知。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前往玛丽寄居过的街区，挨户走访了玛丽可能曾去过的门店。说是挨户走访，其实做的事再简单不过，比如说看到卖化妆品的店，我就会进去买瓶洗发水之类的，然后在柜台结账时问上一句，你认识玛丽吗？

再就是美发店，在日本美发店是针对女性顾客的，我一般只去专为男士剪发的理容店。我努力说服自己进到美发店，在剪头时问对方，你认识玛丽吗？

我坚持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奇葩，这种事也能坚持两年。其实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但就是觉得很好玩。

每次打听玛丽，大家都眉飞色舞地讲给我听，说实际上玛丽是怎样的人，又或者是玛丽跟他们搭话了等等，还有人讲起自己跟玛丽打交道的往事非常骄傲，这些又勾起了我的另一个好奇。

我原本是对玛丽感到好奇，后来我的兴趣点转向了和玛丽打过交道的人们。因为玛丽在横滨时，我并没有跟她说过话。对于我不敢靠近的玛丽，却有这么多人像朋友、熟人一般地跟她讲话，关照她的生活。那么这些人又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和玛丽打交道的呢？因此我对和玛丽打过交道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候，我还在故事片组当副导演。我想着这样追踪探访下去应该能拍电影了吧？虽然玛丽本人已经不在了，但是通过追访她身边的人，仍然可以刻画出玛丽的轮廓，刻画出玛丽为何消失在街头一事的轮廓。这样一来，这本身不就是一部电影了吗？这就是我拍摄《横滨玛丽》的契机。

之前我只在故事片组当过副导演，我也没弄明白纪录片该怎么拍，就直接开始了拍摄，所以这部片子光是拍摄，就花去了5年左右的时间。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又意识到了一点，我追拍玛丽，追拍和玛丽打过交道的人们，也意味着追拍的是他们亲历的历史，从某种意思上说，也是日本的战后史，日本横滨的历史。

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它不是所谓教科书、史料所记载的横滨史，而是实际生活在此处，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鲜活的战后史。通过对这些历史的追访，可以将玛丽从此处消失的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以及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思绪提炼出来。虽然之前我对战后史没有多大兴趣，但是通过拍摄这部影片，通过聆听人们鲜活的声音，我开始以自己的直觉去思考战后史。

说起横滨这座城市，它在日本的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在160年前，日本开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见证着这段历史的中心港口就是横滨。对横滨历史的追溯，也就意味着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追溯。通过拍摄这部电影，我终于领悟了这一点。

那么玛丽为什么要从横滨消失呢？个中原因，也是我在拍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的。

玛丽从横滨消失是在1995年，而事实上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横滨这座城市开始发生变化。玛丽过去一直光顾的门店，店主开始换代了。店主们从那些和玛丽一起经历过战时、战后的人们，变成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子女那一代了。

和玛丽经历过同一时代的人们，与玛丽有着某种共鸣，是都曾经历过那个苦难的时代而产生的共鸣。但是换代之后，玛丽只不过是个碍手碍脚的存在。

假如有家店，玛丽站在这家店的门前，说得不好听点儿，可能会影响店里的生意。而如果玛丽走进了这家店铺，也许就会导致其他客人不愿光顾，那么玛丽能去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到最后1995年的时候，玛丽实际能去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如果这么去看，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在经济腾飞中不断发展，逐渐忘记了“战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玛丽仍然背负着“战后”，但她也在1995年、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战后”本身都已遭到遗忘的背景下，悄悄地从横滨的街头销声匿迹，这是理解此事的一个角度。

从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思考玛丽不在了一事的意义之时，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我们要思考日本人应该如何认识“战后”，它也是对“战后是不能被忘却的”这一命题的思考。

这部电影在日本反响热烈。在2006年公映时，它在日本全国52家影院放映，观影人数达到了10万人，此外还在国内外摘得了11项大奖。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开拍时，我还是个无名的故事片副导演，我拿起摄像机开始拍摄，仅仅是出于对玛丽的好奇，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话虽如此，这部片子基本上都是我自掏腰包。因为是自费拍摄，没有任何资金，我只能边工作边挣钱拍摄，一直重复这样的状态。电影大获成功后，我想着终于能挣钱了，可以收回成本了，可没想到发行公司竟然破产了，所以我几乎没拿到任何票房分成。而发行公司倒闭的原因，是因为投资了某部电影，惨遭失败。他们投资的影片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当时我在就想，我和中国还真是有缘分呢。

那之后，这部电影在中国北京和上海公映了3次。这说起来其实是件伤心事，我参加国外的电影节的时候，经常会和中国导演聊天，聊的时候对方一定会说，原来你就是《横滨玛丽》的导演，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

我问对方，你看的是哪次公映啊？结果大家看的都是盗版。你们也是电影导演啊，这都是怎么回事儿？我内心有些生气，但是转而又想，电影不光是拍完就好，只有传递到观众那里才算是完结。所以虽然我内心很是生气，但又觉得有些开心，不过盗版碟的收入能不能分我点儿啊？

我平时都是在拍摄电视专题片、商业广告，还有就是在大学里教如何拍纪录片，我挣到的钱几乎全部投到了纪录片制作。我拍片时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不过电影《横滨玛丽》以轻小说的方式在去年出版发行了我也就有了一些收入，我终于靠拍电影挣了一些钱。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这本书也能在中国出版，把因为盗版没拿到的钱挣一些回来。如果现场有中国的出版商朋友，请一定要出版这本书，拜托了，我把自己全部的收入都投入了电影。

那在《横滨玛丽》之后，我又拍了什么呢？在拍《横滨玛丽》时，有一个主题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个主题就是，玛丽所热爱的美国到底是什么？对于日本而言的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不好好去刻画这一主题，我就无法回答《横滨玛丽》留下的疑问，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美国的黑船让日本打开了国门，在某种意义上，日美关系在近现代史直至现在，尤其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也是持续至今的重要课题。对于日本而言，美国意味着什么？我想再次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并将其拍成一部电影，这是我心中一直有的想法。

话虽如此，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并不容易。就在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遇到了亨利・米特维尔先生。

他是日裔美国人，在京都天龙寺做禅僧。他1928年生于横滨，在横滨长大，其实算是我的大前辈了。他的母亲是新桥的艺人，父亲是德裔美国人，是美国联合电影公司（UnitedArtist）远东总支部长，卓别林的电影就是他介绍到日本、中国等亚洲各国的。

这是小时候的亨利。

在米特维尔先生21岁时，为了寻找生父前往美国。但他实在不走运，去美国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不仅回不了日本，还因为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是所谓的美日混血，被关进了日裔美国人收容所。

光这些就称得上是一波三折的人生了，但到了晚年，不知为何他竟然来到京都的天龙寺，成为了一位禅僧。他的一生令人费解。

不仅如此，他在成为禅僧后又想要拍电影。为何禅僧要拍电影？这又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儿，但这也是亨利・米特维尔的有趣之处。

那么他想拍怎样的电影？有一首童谣叫《红鞋子》，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日本童谣，以横滨为舞台，这首歌唱的是，有一位穿着红鞋子的少女被美国夫妻领养，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说起来是首悲哀的歌曲，也有人说唱的其实是真事。

亨利・米特维尔就想把这个故事拍成故事片，也一直为此而奔走。当时我觉得这个内容和我思考的主题有吻合之处，我想正好可以通过他来描绘日美的近现代史。

我还要说一下，我和亨利・米特维尔实际是见面了，但却是史上最糟糕的见面。那天正好《横滨玛丽》在京都的影院放映，我从横滨前往京都，去了之后，就先请米特维尔观看我的电影。我想都是横滨老乡，看了电影之后总会有些许共鸣。

在电影放映结束之后有一个签售，我为买了电影宣传册的观众签名，当时大概有20个多人排队等候，我在不停地签着，就在这时，米特维尔走到我旁边向我大发雷霆。

他说，这拍的什么电影？无聊！说是纪录片，根本就没见到玛丽，这能叫纪录片？当时情况很是诡异，一个90岁的禅僧对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不知为何一直在大发雷霆。20多个等候签名的观众，瞬间就一个都不剩了。

当时只有一个观众留了下来，我给这位仅有的观众签好了名。他想安慰安慰我，就说，导演，这部电影没有那么糟糕啊。听到观众这么说，我不禁悲从中来。

可这个老爷子真有意思，一周之后他给我发了封邮件，他在邮件里写道，我要去东京，咱们见个面吧。正常来讲我是不会再见的，可是他一个90岁的禅僧，一把年纪了，估计来日也不多了，我要是拒绝他也太可怜了，没办法我就同意了。

结果他像是人格180度大转弯，摇身变成了大好人，好得让人纳闷。他语气温和地对我打招呼，木村先生呀——人还真是复杂多变呢，我觉得十分有趣。当时他跟我聊，他依旧是想要拍《红鞋子》电影的话题，他为此到东京来找赞助商，也去了很多电影公司。

他问我，中村先生，到底怎样才能筹到电影制作费呢？他有很多事问我，我一直在倾听。像这样的咨询，随后持续了3年之久。

那么那天在电影院，米特维尔为什么要对我发火呢？因为就在那前后，他去了很多电影公司，全都吃了闭门羹，都不肯见面聊一聊。怒火在他的心里积攒着，就在怒火中烧之时，我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可能他觉得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年轻人，可以任由他撒气宣泄吧。就这样我成了米特维尔怒火的出气筒，也因为这件事，我和米特维尔的交往不断深入起来。

其实从我来看，对于米特维尔，我有一种共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一直奔波在日本各地。

从电影的舞台北海道开始，他就一直辗转日本全国为电影选景，筹措制作经费，还去了很多地方求人帮忙。他有的是想拍电影的一腔热情，虽然他连怎么拍都不知道，但是他一直以一颗纯洁之心对待电影。他对电影的态度，让我产生深深的共鸣。

因为在拍完《横滨玛丽》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也一直没有拍电影。有好几次围绕着自己想拍的电影，我策划案都提交了，但每次都在开拍前，方案就泡汤了。经历过好几次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我邂逅了米特维尔。那时候，听到他一心只想拍电影，我不由得联想到了自己。我非常明白他的心情，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支持他的梦想。

话虽如此，我还是没办法下定决心立即开拍。因为他已经90岁了，而配合拍摄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我甚至想，也许我要陪着米特维尔走完最后一程。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拍《横滨玛丽》时，其中一位主人公，香颂歌手元次郎先生，就在电影杀青后不久去世了。当时我想，如果他没有参与到我的电影中，也许还可以多活一段时日，对此我一直深感悔恨。要重来一次这样的经历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我怀着这样的纠结和米特维尔交往了三年，后来米特维尔主动提出，你来拍我吧。当他提出这个要求时，我无法拒绝他。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想拍他，因此我决定架起摄像机开始拍摄。然而令人伤心的是，开机一年后，亨利・米特维尔离世了。

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体验了世间不常有的经历，那就是，我不只是拍电影，还因之直面了人的生与死。我想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能有这样经历的人想必也不多吧。

那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导演，这部片子也就到此为止吧。主人公已经离世，片子该怎么收尾，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但即便如此，我并不想就此结束拍摄。

因为在拍摄米特维尔的一年来，我意识到，如果不去关注亨利・米特维尔是如何经历战前、战时、战后一直活到现在，这部电影就无法完成。与此同时，如果不能回答米特维尔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什么，以及亨利・米特维尔是个怎样的人物，我就无法完成这部电影。

从那之后，虽然主人公亨利・米特维尔缺位，我又持续拍了5年。我还和米特维尔的长女一起，去探访米特维尔曾经待过的强制收容所遗址。

但是去美国拍摄太不容易了，因为电影全都是自掏腰包，自费去美国拍外景耗资巨大，我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真的是很艰难。

就这样，终于在2017年，《禅与骨》这部电影在日本公映了。而实际上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在拍摄过程中就去世了。主人公都去世了，影片如何完成？电影是如何收尾的？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想知道吧。

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中国发行公司的朋友？有的话，请让《禅与骨》在中国全国公映吧。如果能在中国全国公映，我会非常开心的。发行公司的朋友们，拜托你们了。

其实，我有一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电影到底是什么？通过电影我想要表现什么？我从入行以来就一直在思考。在拍摄完处女作《横滨玛丽》和第二部作品《禅与骨》之后，我心中有了一个答案，或者说是一个思考。

电影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在问活着是为了什么。而通过电影想要表现什么，也就意味着我要思考通过自己的一生，我想要表达、描绘些什么。

这是我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拍摄的对象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许我在内心深处是希望通过拍摄这些历经不同时代，历经漫长岁月，有着丰富阅历的人，从中找到一个路标来指引我该如何生活，该去拍怎样的电影。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想不能只拍老年人，也要拍拍年轻人。总拍老年人就没有和年轻女性打交道的机会，我一直想拍年轻女性。

其实说句老实话，别看我这样，我这人很容易紧张，在拍摄年轻女性之前，我可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在座的各位如果有愿意陪练的，恭候大驾。我也在此征集拍摄对象，请多多关照。

最后我想说，我从年轻时就在探索电影是什么，现在也依旧在探寻之中。当我还在大船摄影所当副导演的时候，当我去中国留学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探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当初那个年轻的我，那个20来岁的自己，现在的我想说的就是，电影到底是什么，现在的我仍然在苦苦追寻着，而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也依然在追寻着答案。唯有不曾停息的追寻答案，才是我今后也想要持续做下去的事。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