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驰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来自网络

一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孟子在《离娄·上》中的原话，因符合国人的意愿，广泛流传，常盛不衰。中国人最讲孝道，而最大的不孝既然是无后，早娶媳妇早生儿子，再给儿子早娶媳妇早抱孙子，便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在早年家乡的婚俗中，婚礼食品中要准备红枣和栗子，也是取谐音“早立子”之意，“喜得贵子、儿孙满堂”是常用的恭贺之词。人们在婚礼上或结婚后大谈生儿子的话题时，是冠冕堂皇毫无愧色的，因为这是为了最大的尽孝，是实践古训的传统美德；假如有人在婚礼上道出如鲁迅所说“结婚是宣告从此合法性交”的实质，不被视为下流坯也被当成神经病。

如我等后学者，国学的基础很差，对“四书五经”虽略知一二，毕竟如过眼烟云，所以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也就从未深究。前些时候，同样退了休的一位患过脑栓塞却自视学问颇高的邻居，郑重其事地写了封信让家人给我送过来，求教“无后为大”只是“不孝有三”的内容之一，那么不孝的另两项内容是什么呢？

要答复这位老邻居，我只好自己先翻书，要当先生先当学生么！果然在“不孝有三”这句话的注解中，找到了答案。不孝的三项内容其大意是：一、明知父母有过错不但不指出来使其改正，反而曲意顺从，实际上陷父母于不义；二、家中贫穷，也不到外面谋个职位赚个俸禄来供养父母，却一味守在父母身边以示亲近；三、自然就是“无后”了，即不娶妻子，没有儿子，断绝了祭祀祖先的后。于是我在答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明白了，这“不孝有三”原来是个让人尽孝的整体，涉及到父母，也涉及到在世和过世的长辈。对父母的过错要使其改正，不能一味屈从；对在世的长辈要使其过上象样的生活，不能死守贫困；对去世的长辈要“慎终追远”，不能没有后代来祭祀祖先。所谓“无后为大”，也是为了祭祀者能源源不断。如果辈辈都能如此尽孝，这个家族岂不兴旺发达，生活美满？

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华文化的环境里，我们对孝敬长辈不仅耳熟能详，简直也有点麻木不仁。在有些外国人看来，“孝道”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最近有位欧洲朋友谈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个观点颇令人深思。他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现在都使用拼音文字，为什么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汉族人至今还用象形文字？难道创造出那么灿烂文化的人还造不出几个拼音字母？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国人恪守孝道，是对长辈和祖先的尊重与推崇。其实各民族初始阶段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尊崇“孝为先”的中国人绝不肯放弃甚至擅改祖辈的成果，才把象形文字一辈辈继承并发扬至今。可见，对我们的孝道，连外国人都是作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来对待的。

二

作为滦河岸边的一个男孩，虽然出生时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冀东大暴动刚刚发生，但还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熏陶，接受过不少“孝悌忠信”的言传身教，“让梨”、“温席”自不必说，连“卧冰”、“埋儿”之类极端尽孝的故事也被灌输了不少。回过头来审视，故乡父老对“孝道”的理解和贯彻，在当时其实是很全面的。假如父母爷奶一时想不开，不同意孩子参军上前线，孩子一般是不会屈从的；参军上前线或就地参加革命，固然是为国家为民族，但换一个角度看，也是为家庭为自己。我们知道，教育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即不管原来的出身地位财富如何，通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总会获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改变，即所谓“教育脱贫”；我个人以为，战争同样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参军参战是为“保家卫国”，保家是为家产不被破坏，家人不被杀害凌辱。对个人来说，光荣献身了，是为国捐躯，经过战争洗礼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都会改善，这岂不是“忠孝两全”的体现？

阔别数十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硕果累累，生活水平日新月异，村村户户奔小康的今天，家乡的“孝道”是怎么个状态？虽未进行也不可能进行社会调查，但在与亲友接触中，还是下意识地留意这方面的情况。

大约五年前回乡，到苇厂村看望我小学的一位老师。他的隔壁，就曾是我少儿时寄居并度过六年小学时光的姥姥家。怀旧心理使我很想过去一看，只是不知如今房舍及其主人发生了何等变化，因为离开那里毕竟已五十多年。询问老师，得知还是表兄猷哥一家住在那里，并且是刚刚翻盖完新房。

猷哥长我一岁，是舅舅的独生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其实舅舅并非亲舅，他跟我姥姥叫表姑，只是姥姥租住了他家东厢房，又共同经历过跑敌情、待军队、搞土改、闹互助等大事，才显得关系较密切。表兄和我同一天上小学，一年后他因病休学，我们就不在同一个年级了。我上中学以后，和姥姥都离开了那里，就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他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中学，就到哈尔滨去找二姐二姐夫，在那里学习后当上了兽医，但不久又回到了老家，不知是因在那儿没有户口还是为照顾年老的父母。后来听说，舅母和舅舅相继去世了，表兄自然成了一家之主。

我是从老师家后门越过篱笆墙到表兄家后门的。当年的菜园子和两棵高大的香椿树已不复存在，后房门却是开着的。新盖的房子，比当年宽敞了许多也漂亮了许多，连过堂屋的地面都铺着瓷砖。我走进去，虽见东屋也开着门，并有几个年轻女人在说笑，我还是大声问：“家里有人吗？”一个女士问：“哪耶？”“我找李猷，他在家吗？”“他不在这儿住。”说完，她们继续自己的说笑，把我这陌生老头干鱼一样晾在了那里。

我悄悄退出，怀疑老师提供的情况有误。假如表兄的家就在那里，大开房门在屋说笑的女孩中，就该有他的家人，甚至跟我答话的说不定就是他的儿媳，怎么会说他不在这儿住？即使他不在这儿住，也该问问我这个陌生老者何许人氏，来自何方，找他何事啊？人家一概不问，会不会根本不是表兄家的人？

我满腹狐疑地回到老师家，简单讲述了我的所见所闻。老师的儿媳一听，快人快语地接过话茬：“咳，怪我爹没说清楚。那就是我猷叔他们家，您去的东正房屋，就是他儿子儿媳妇住的地方。可是猷叔真的不在院里住，他在盖房子的时候，专门在大门外原来猪圈的地方盖了间小厢房屋，现在老两口就住在那里。”

于是我从前门又去了表兄家，见到了大门外高墙下那间小屋。虽然低矮，却也崭新。因猪圈和对过的磨房都已荡然无存，孤独的小屋颇有门卫的风韵。此刻，屋门锁着。伫立在屋前，我不禁思绪万千。舅舅、舅妈去世后，表兄成了掌门人，他虽务农但有兽医技术，家道当属上乘，新盖成的院落就是证明。但给儿子娶了媳妇盖了房子，自己却“扫地出门”了，只捞了个临街“当门卫”的差事。

我这次没能见到表兄。即使见到了又如何？会不会无言以对？与熟人谈起来，却都比我豁达得多，说这事怨不得表兄的儿子儿媳，是表兄自己不愿住在院里，说免得磕磕碰碰地自找烦恼，莫不如弄个小屋自己猫着心静。和县城的弟兄提及，更是见多识广地说：“能在大门外给你间小屋就不赖了，一般２００米以内是不会让公公婆婆落脚的。”如此看来，表兄的孩子还是孝顺的，是我少见多怪，杞人忧天了。

三

孩子结婚，做父母的要花多少钱？曾见过社会学家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做过抽样调查，家乡是否有这类调查资料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没有独门独院的一处新房，大多是难把媳妇娶进门的。盖新房需要批宅基地，在大力保护农田的今天，这是父母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再有钱，没地方也盖不成房子。

一个远房堂弟的儿子有了对象，同时有个能在村里买一处现成房子的机会。房子盖成不久，原住户是离休的老两口，如今搬到南方城市去住了。经和未婚儿媳商量，她同意重新装修一下作为新房，就不用再盖新的了。未婚儿媳的豁达让老人喜出望外，房子买下了，从居室到院落以至围墙门楼都准备进行装潢，因为经过千思量万琢磨，这总比盖新房省工省事又省钱，不好好费番心思，真对不起人家媳妇了。万万没想到的是，平地起了风波，不久，媳妇变了卦，?不是跟房子变卦，而是和对象变卦，这门婚事吹了。儿子对此并不在乎，她不要我，我还不要她呢，看不找个比你强的！果然，不久儿子又有了对象，不比你强也绝不比你差，都在庄前庄后，不信你打听打听！问题恰恰是，正因为都在庄前庄后，也就诸事知根知底，第二任对象得知那房子的底细，到谈婚论嫁时，死活也不捡“那丫头”的剩落，非得重打鼓另开张全盖新的不可，连拿旧材料凑合都不行。有什么办法呢，真满足不了人家的要求，再黄了，儿子找对象难了，连孙子都耽误了。省工省事省钱的打算瞬间成空，那不算旧的房子，只好彻底拆除。但在备料时，堂弟两口不得不顾虑重重，小心翼翼，倘若再有变故，那可咋好？

好在故乡种植、养殖、务工等经济收入都还不错，为晚辈结婚盖房子或供其上学大多早有准备，还没见眼睁睁娶不起媳妇上不起学的。不过对家乡的婚礼仪式，我却一直没得到要领。

当然，婚姻法只规定经过登记领取了结婚证的，就算合法婚姻，举行不举行仪式，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法律并不过问。然而事实上，初婚不举行个仪式的，绝无仅有。

我个人是支持把结婚仪式搞得隆重点的，因为这毕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属于解决“无后为大”的前奏曲。有人说，对个人来讲，人生有三件大事：出生、结婚和死亡。出生和死亡自己虽是主角，却浑然不知，而全由别人操持。只有结婚那一天，自己是绝对主角，是吸引众多眼球的头号明星，不用张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心人物。如果平时只是个“草民”，只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平头百姓，为什么要放弃婚礼上辉煌一把的机会？

我之所以感到对当今婚礼仪式不得要领，可能源于少儿时对旧式婚礼的认知。那时虽不是人人都能坐花轿请吹鼓手，拜堂、祭祖等却是不可少的。如今家乡结婚仪式什么样？从我参加过或听说的晚辈亲戚的婚礼上，感觉颇有“百花齐放”或“八仙过海”的味道。有的在结婚当天，从广播站借来扩大器和高音喇叭，架在房上大声播放乐曲，村里乡亲似乎从乐曲声中得知在办婚事，便陆续赶来了，新媳妇被接来后，好象也成了看客，什么仪式也没有，大家的任务就是上礼、聊天、等吃饭；有的接来新娘后，要在院里举行个典礼，具体内容由主持者拟订或即兴发挥，往往把新娘子逗得昏天黑地，可能遵循了“三天没大小，不说不逗不热闹”的俗语，一般家长也不会干涉；有的在镇上或县城订下饭店，借好或租好汽车，把亲友乡亲浩浩荡荡拉到饭店，在饭店举行仪式后当场就餐……无论举行或不举行仪式，也无论在家里或在饭店举行，有两项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是上礼，即送上祝贺婚礼的礼金，有些亲友还要分出“礼钱”和“拜钱”；另一项是吃饭，即婚礼的宴会是必须举办的，个别因故不能来就餐或家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则要把饭菜送过去。礼金出多少合适？看来也有个随行就市的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果是我的侄子或外甥辈，出１００元就不算少，到今天，出１０００元已不算多。至于一般乡亲，多在５０元至１００元之间。因不在家乡，惟恐在这方面露怯，有时不得不先和亲友打听一下。得知乡亲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一定时期内，什么亲戚大体出多少钱。出少了，主人和亲戚都有点难看，因为显得媳妇的身价低了一截，或者这家的亲戚都抠抠啬啬；出多了，也会遭致责难，因为这等于抬高了价码，使别人家的同类亲戚会因“向你看齐”而加大花费，说不定还被“乡骂”几句：“杂种操的，就显摆他有钱。”如果仅是一般朋友，则不必有这些顾虑，出十元或出一万元，悉听尊便。

不必太精明的年轻人也能算出，婚礼其实是个聚敛钱财的机会。一桌酒席在自家办不过二三百元，在饭店有四五百元也够了，一桌十人，平均每人一百元贺礼，就是一千元。难怪一摆就是十几桌、几十桌，难怪在外工作的即使在单位小办过婚礼的，回家还要在父母村里大办一场，这既让父母爷奶亲友乡邻兴高采烈，又可有不菲的收入。

但年轻人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许意识到了也装聋作哑，在家乡收的礼金其实是父母的欠债。受礼时，专门有人写礼单，谁送了多少钱要开列得一清二楚。一旦村里谁家办喜事，往往赶紧翻看礼单好去送礼，而且绝对不能低于原来的钱数。据说还有为此负债的。

四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日是个星期五，突然接到老家妹妹的电话，问能不能暂借给她两万元钱？要能，她明天来取。妹妹妹夫都是轻易不求人的人，除非有了火烧眉毛的急需，哪能随便开口？因当时她急急忙忙没能详谈，我在大约当天下午４点多，又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妹夫，说妹妹正去镇上找一个熟人借钱，去了大半天还没回来，而家乡此刻正在下雨，急得妹夫想去找她。好在她带了个当地手机，可以让她打电话给我。不一会儿我果然接到妹妹的电话。我问：“你在哪了？”她说：“正在人家家门口等一个人。他说让我下午来，可是突然又去开会了，说还不知啥时候散会，我只好等着。”是啊，总不能闯到会场找人家借钱，可怜的妹妹只好在凄风冷雨中傻等着，还不知是不是人家变卦故意躲着不见。我说：“你打算跟他借多少钱？”她说：“说好了借一万。”“那你不用等了，明天都从我这儿拿吧！”“一下拿三万，你有那么多吗？”“有。你快回家吧，一会儿浇病了明天就来不了啦。”我心想，即使我去筹集，总不至于等在冷雨中心急火燎吧！妹妹果然说：“中，我不等了。”

直到转天妹妹来了，我才弄清了她借钱的来龙去脉。原来是大学毕业后在一中等城市工作的儿子儿媳，要买一处房子，急着要按期交上十万多元的购房款。我一听，不免有些怅然。忍不住议论说：“供着上大学己经不易了。如果是得病生灾有了意外，为了救人，再多也得借。买房子买车，属于改善生活，有条件有能力就办，没条件没能力就先拖一拖，哪能让爹妈这么为难？”不料妹妹却说：“这事不怪人家孩子，人家只是打电话告诉我们买房子的事，没说跟家要钱，说自己借或者贷款。我们想，孩子要是在家娶媳妇，爹妈不也得给盖房子吗？人家在城里买楼，等于咱欠了孩子的房子，一琢磨，十多万块钱还真掏不起，就答应出一半，除了他结婚时存在家的一万元礼钱，我再给他们借五万??反正养着貂呢，到明年麦秋卖五六万块钱，没问题。己经说好了，我借的钱我还，他借的钱他还。咳，都是当老人的贱骨头哇！”

据了解，家乡农村子弟上完学到到城镇工作的，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绝不再跟家里要钱，而且隔三差五地接父母甚至爷奶到城里去小住，有的还在城里为父母买了房子，让父母来身边以共享天伦之乐；二是有了困难继续找爹妈，让父母出钱买房子，让父母出力带孩子……有意思的是，前者多是父母无力或有力也不肯再给孩子钱的人，后者多是有求必应无求也送的慈心父母。这大概是越有求必应，越助长了依赖思想，成了长不大的孩子，父母也就永远还不完这儿孙债。

五

当前家乡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在村镇工作的年轻人，要到乐亭县城购买住房，而不再在村镇盖房。在县城买房当然不是坏事。这有利于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县城的条件自然优于村镇；这有利于保护耕地，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这有利于房地产和内需消费市场的发展，从而促进全县经济更上一个台阶……最近一位在乡镇学校任教的亲戚，新婚后半年就相中了县城一处房子，价格适中，只需十万元就能买下。问题是，他们自己还一文不名，平常的生活费尚需家里资助，哪里有这么多余钱买房子？连申请贷款的资质都不够。和家里商量的结果，双方的父母爷奶都觉得责无旁贷。结婚时没给孩子盖房子，已经是省工省力又省心，哪能买房再不出钱？结果是，男方父母出７万，女方父母出３万，把城里的房子买了下来。我所了解的男方父母，都是勤快能干的农民，不仅“昼出耘田夜绩麻”，还要织网、养貉、干木工，这次拿出全部积蓄，还跟亲友东摘西借了三四万，才算了却了帮孩子买房的心愿。

我想，多亏这边只有一个儿子，那边只有一个闺女，要再多几个，父母又该怎么办？恐怕很难办得到。也许根本办不到了，也就解脱了。可是，买下房子就算万事大吉了吗？房子总该装修，如何装潢也是“人往高处走”吧？他们工作的村镇距县城三四十里路，现在是俩人有一辆摩托车，如果不能调到城里工作，下一步不买汽车也该再添辆摩托吧？再下一步有了小孩呢？看来，父母的儿孙债，不是盖上或买上房子，就算完事大吉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聊斋志异》里那个《四十千》的故事。故事说，有个人梦见来了个讨债者，要他还钱四十千。跟着家人报知其夫人生了个儿子。那人意识到这就是讨债者，便专门准备了四十千钱，孩子的一切费用都由这四十千出。还没花了时，孩子死了，剩下的，正好够丧葬费。蒲松龄在这里暗喻的，或许孝顺的孩子是来还债的，不孝的孩子是来讨债的，既然一切都是自己前世造就，也就不必埋怨和责备了。心甘情愿“孝顺”孩子的父母们，究竟欠了多少债哪？

现在大概己经不是“无后为大”，而是一定程度的“后为大”了。这种现象在家乡的出现，是传统美德的缺失，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原因究竟在哪里？限于篇幅，只好有机会再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