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逝世纪念：行动充实饱满着他生命的质量

摘要：20世纪70年代，先生先后发表了《不能够这样评论杜甫和苏轼》，《〈水浒〉不是官书》等论文，以明确无误的文学史实直接批驳“四人帮”及御用文人出于政治阴谋的需要，歪曲、颠倒文学史的谬论，肃清了古典文学领域的“文革”流毒，廓清了蒙在杜甫、苏轼、《水浒》这些伟大文学家、不朽文学经典上的污泥浊水，从而使古代文论、古典文学研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自己就是先生办学思想的受益者，先是免修了文学概论课，大二又成为先生定向培养的古代文论弟子，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唯一的本科生分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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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安详地告别他挚爱的生活和祖国，我心里泛着一种平静的激动。记得1984年，年届七旬的徐中玉先生曾经吐露过这样的心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是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

先生学术主攻领域是中国古代文论，他对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有高度充分的肯定。先生曾大声疾呼：“多少年来，很多人只知希腊、罗马、欧美、俄苏、日本等外国文论家的观点和名氏，仿佛我们自己那些封建古董中并无理论，更没有非常精彩，甚至比外国人谈得更精彩、更体现国情和民族特色的理论。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脱离了本国文论历史几十年，基本不是在走自己的道路。”他批评那种欧化而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连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心都没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先生的这种呼唤不应该成为文化上的空谷足音，而应该引起我们的切实反思：在当代中国面临着重要历史选择和历史转型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五千年的文明？粗暴地对待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和站在历史长河源头的那些伟大思想家，除了表明我们数典忘祖的浅薄、愚昧，还能说明什么呢？

原文：《行动充实饱满着他生命的质量》

作者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

图片 |网络

行动充实饱满着他生命的质量

治学：关切自己所处的时代

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很多人眼里，先生所治古代文论，原本是青灯黄卷、大体与世隔绝的“书斋里的学问”。但先生从来不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相反，他的古代文论研究总是关切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总是面对着文学现状的需求。在他对故纸堆几十年如一日孜孜汲汲地整理、发掘中，我们总是可以听到时代涛声的有力激荡，总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20世纪70年代，先生先后发表了《不能够这样评论杜甫和苏轼》，《〈水浒〉不是官书》等论文，以明确无误的文学史实直接批驳“四人帮”及御用文人出于政治阴谋的需要，歪曲、颠倒文学史的谬论，肃清了古典文学领域的“文革”流毒，廓清了蒙在杜甫、苏轼、《水浒》这些伟大文学家、不朽文学经典上的污泥浊水，从而使古代文论、古典文学研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文学苍白、绮靡的无病呻吟和空洞无物，先生在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发表了《文须有益于天下》。其中特别有启发地论及“能文不为文人”。作为一代诗文家的顾炎武，在自己的著作反复表达了对一些所谓的“文人”的鄙薄。他主张人们“能文”，却不主张人们去做“文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是“文人”的“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无识之徒和一味追名逐利、只为一己一家盘算的小人。徐先生在文中期待当今作家能像顾炎武那样，在国家形势困难时，拨乱反正；社会风气不良时，移风易俗；百姓生活苦得很，设法解救，写出“有益于天下”文章来。

针对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过度粉饰现实，先生法眼另具地总结苏东坡创出的现实主义精神“言必中当世之过”：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先生论述说，“言必中当世之过”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对现实生活的重大错误和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言必中当世之过”，不但要言“过”，还要“中”过，还要找出切实可行、纠正错误的办法。揭露本身不应是终极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国家社会的毛病想法设法切实治好，使得人们大众真正幸福、高尚起来。先生一生真心敬佩的是那些“忧国伤时，为民请命，要求改除时弊，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学家，是“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的创作精神。

古今中外贯通

在保持与时代思考血肉联系的同时，先生尤其重视对古代文论中零星散见的大量生动、感性的创作经验的研究，并且从中提炼出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创作规律。在《文章且须放荡》一文中，先生借助南朝简文帝萧纲给儿子信中“立身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名言，广征博引，层层分析，积极鼓励青年作家冲破束缚、解放思想，大胆想象，鼓励他们打碎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呼吁为他们提供自由创作的空间。在《古代文论的“出入说”》一文中，先生梳理从南宋到晚清“出入说”一路演变的脉络，从多方面揭示作家对生活的“入”与“出”辩证关系的理解，把握好感性形态和理性思考的协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一文抓住严羽《沧浪诗话》的这一经典之言，以《水浒》九纹龙史进从王教头习武、武艺大长的生动例子，提出创作一开始就要路径正确、志存高远。先生还对《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陆机《文赋》的艺术形式论、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神韵说”，做了许多启迪艺术创作的研究和论述。或许是有感于苏东坡和自己同样的命运坎坷却坦荡豁达，或许是出于对苏东坡为人、为学、为文的高度推崇，先生对苏轼情有独钟，用功最勤，专门写了《论苏东坡的创作经验》一书。先生像东坡当年夜游赤壁一般全身心地神游在他美妙的文字世界之中，把最精彩的文字风景归纳为“言必中当世之过”“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妙算毫厘得天契”“胸有成竹”“技道两进”“自是一家”“品目高下，付之众口”“如何作文”“八面受敌”读书法十个方面，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可以说，在先生之前，有东坡诗、词、文长篇大论，有东坡侧重各异的文学传记，但从未有过对苏东坡创作经验在规律层面上如此全面而有规模的学术研究。

由此先生的治学形成了自己强烈而鲜明的个人特色，那就是：一、求真、务实、致用的研究目的。其学术研究的目的和起点是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的很多文学论文标题中就有“问题”“几个问题”“七个问题”“一些问题”的字样。然后对问题紧追不舍，探究真相，寻求真理。二、尚质、清峻的研究文风。徐先生文章不求花哨、玄虚，一是一、二是二，清楚、明白、质朴、晓畅。他既不高谈、空谈一套一套晦涩、唬人的理论，也不服膺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先生强调研究的生命在于实践。字里行间承载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悲天悯人，奔走呼号。三、实证与贯通的方法论。徐先生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他所有的结论都是按照年轻时在学院就养成的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在实证材料的坚实基座上，几乎每一篇论文都有大量的材料引证。在这点上，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而不像当今的一些所谓“才子”型学者，学风不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读先生文章的过程经常就是消化实证引文，在实证引文的阅读遨游中开拓视野走向结论的过程。那些长期被冷落的材料，经过先生的慧眼识珠、点铁成金，常常就抖落了历史的尘埃，奇异地焕发出了当代的生命活力。

据先生自己粗略回忆与统计，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一生经他手而过的著录、笔记有几千种之多，手写卡片资料不下两、三千万字。先生晚年带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搜罗、抄录、整理文献，出版上自先秦下到近代，横跨诗、文、词、曲、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书法诸多领域，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十五大主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这既惠学后人，也为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大厦的奠基提供了一份基础性的材料。其次是贯通。首先是理论和现实的贯通。针对人们经常引用的歌德的“理论是灰色的”，先生提出，“理论有灰色的也有青色的”。理论的生动的青色的活力就在于它扎根在现实需要的厚实沃土之中。其次是古代和当下的贯通。借助先人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打破、融化现实创作的层层坚冰，为当下的文艺发展、文艺创作乃至文艺政策的制订，拓宽思路，提供丰厚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最后是中国和外国的贯通，先生虽治古代文论，但他从来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冬烘学究和国粹派。他主张理论上的开放和吸收。除了我们先哲的经典言说之外，他在论述中常常会引用歌德、狄德罗、果戈理、屠格涅夫，包括康阿瑟·密勒这样的当代剧作家的观点，互为参照、引证。研究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可以加以贯通。

办学：提倡学术民主，自由创造

徐中玉先生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很少耽于清谈，耽于空疏。他是中国知识界少见的行动型而且行动高效的知识分子，行动充实饱满着他生命的质量。

1957年先生因为力主“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因言获罪。在历史的转瞬之间，从领导的诤友变为“右派”，打入另册。粉碎“四人帮”后，他平反复出，不改当年初衷，以古稀之年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先生办学提倡学术民主，自由创造，以学生为本，以科研为本，惜才爱才用才善才。前辈、同辈、晚辈，包括“反右”“文革”时伤害批评过自己的教师，他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在三尺讲坛上激扬文字，叱咤风云，传道解惑释疑，宣讲各自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教学上，先生更是大胆创新，敢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特别是通过自愿考试选拔本科生，给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养。为学生拓宽学术视野、减负深造，创造有利条件。不拘一格鼓励学生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大胆成才。甚至有文学才华的学生可以发表、出版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替代作业和考试成绩。我自己就是先生办学思想的受益者，先是免修了文学概论课，大二又成为先生定向培养的古代文论弟子，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唯一的本科生分册主编。近四十年深受先生的亲炙、教诲。

先生办学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今天视为热门的国学，早在1980年春，先生即已意识到一个大时代的到来，认识到国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宏观框架中的价值。针对当时这方面的人才奇缺，先生倡导、举办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延请了郭绍虞、程应缪、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朱东润、舒芜、王文生、吴组缃、许杰、钱谷融……二十余位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从四面八方来到丽娃河畔的文史楼，为全国各地近40名学员授课。一时间鸿儒云集、名流荟萃，他们把各自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最有心得的精粹，集中传授给学员，真正当得起“盛况空前”。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为全国各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

先生最早敏锐地意识到，文学教育作为通识教育，对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活跃提升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亲自主编《大学语文》，并且不断充实、调整、更新。近三十年来，《大学语文》出版总数三千多万册，惠及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几代莘莘学子。先生也由此被尊为“大学语文之父”。

先生办学思想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理念是重视学会、刊物对大学教学的推动。先生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先是和周扬、荒煤等人组建了新时期国内最早的文艺理论学术团体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并且创办了学术地位仅次于《文学评论》的中文核心期刊《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师训班的基础上，与郭绍虞先生一起推动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推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在《大学语文》的出版推广中，联手匡亚明先生，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此外，还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指导专业委员会，请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施蛰存先生主办了《词学》（丛刊）。其中《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词学》是全国乃至全球唯一的古代文论和词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已经成为海内外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案头必备的刊物。一个系能拥有如此众多的国家一级学会和学术刊物，在全国高校中确实是“独此一家”“独一无二”。这一举措，诚如后来的系主任陈大康坦陈的那样，“既扩大了中文系在全国同行中的影响，又提高了中文系的学术地位”。在我看来，学会和刊物的存在，还极大地激发了中文系师生争相在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研究的动力，有力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时至今日，许多高校意识到了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的重要性，可惜为时已晚。

正是因为先生民主、开明的办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现了在全国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和华东师大青年批评家两大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文学研究成果的全国考评中，中文系甚至取得了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现在有不少学者怀念教育家蔡元培，其实在徐先生办学理念中我们很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教育大家风范。先生是当代学人中不多见的兼具行政、组织、活动能力，能用人才，有敏锐学术眼光和开阔学术视野的教育家。当下，我国高校雄心勃勃，一心想成为哈佛、耶鲁、剑桥、牛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建造了许多世界一流气度恢宏的教学大楼。但在我看来，其中有德行、有学养、有才华、有识见的优秀教师固然紧缺，但更为紧缺的乃是有科学、民主教育思想，有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又极具教育行政组织才能，不为时风所动，坚持正确而有特色教育理念的教育家。

尊重和敬畏传统文化

我曾当面听章培恒先生讲过1974年批林批孔，在“四人帮”淫威高压下，先生出席《解放日报》座谈会。他在会上，公然表示对批孔的“不理解”，并且为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辩护。1987年，他在香港大学发表《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报告，他指出，孔孟“仁人志士”的精神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传统。2001年，八十七岁的先生更以四万字长文《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从人类文明发展时的角度，全面完整阐释孔子和原始儒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其对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他尖锐地指出，“过去绝大多数之‘批孔’，无知、粗暴、蛮不讲理到极点，居然众口一辞，横行一时，实在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大怪现象，中国知识者灵魂曾被扭曲到极点的铁证”。同时，先生还极为适度地指出了儒学“人治”“自律”的历史局限。确实，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有欧美学者在时代遇到挑战和危机的时候，拿着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先哲来说事的呢？但时至今日，粗暴否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的孔子，灵魂被扭曲到极点的“中国知识者”，依然大有人在。这样的作为正应了杜甫批评的“轻薄为文哂未休”。

这种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敬畏，还表现在先生自己对老一辈学人理解和尊重上。参加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许杰先生去世后，先生多次深情回忆许先生的为学为人。他盛赞许先生说，“许杰一生进步，一生坎坷，一生清贫，一生忠厚，是我的楷模。”他评价长他十岁的施蛰存先生说，“像施先生这样做什么事都能成为大家的大才子，以前就很少，现在来看，一个都没有了。”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知己知音之言。施先生活着，先生但凡到市中心开会活动，只要有空就会去探望施先生，然后一五一十地把看望时的情景告诉我们。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先生生活、学习、工作的一百年中，是我们国家、民族在忧患中不断奋斗、牺牲、艰难探索、奋然前行的一百年。先生八十岁自序就谓之“忧患深深八十年”。但徐先生从未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失望过，从未计较过个人的进退得失。即使在打成右派的二十多年中，他依然读书七百余种，手录资料一千多万字。先生不苟言笑，从不巧言令色。他始终以他自强不息、风骨凛然的人格力量打动着每一个在他身边学习、工作的人。他对腐败恶习嫉恶如仇，面对高压刚正不阿，但内心深处始终怀着对事业、对亲人、对同事和学生的一股看不见的柔情，是古人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先生的人格学问像白玉一样，坚定、内敛而温润。和先生一起共事过的作家赵长天却认为，先生没有任何老年人容易产生的偏执，他的行为如高山流水般的畅达。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年轻来概括。长天说，这是一种成熟而不失激情，厚重却依然青春的境界，难以达到的境界。而支撑这种境界的，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先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生。先生的百年就是一个以自己的生命，守望着他的、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厚土精神家园的忠贞学人。在一个充满忧患动荡起伏的时代里，一个书生的坚守就是一种力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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