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更是在一些原住民聚集地实行“Dry Zone”的政策，即“无酒精社区”，我在前往库克镇的路上，就开车穿过了名为“Wujal Wujal”的小镇，此小镇全为原住民居住，在小镇的两端赫然竖立着牌子，规定禁止携带任何酒精进入或者穿越，再往下看，如果被发现后果可真的很严重：最高罚款至75000刀（约合人民币37.5万元），18个月的监禁及车辆充公。起初，英国的殖民者决定不卖酒给原住民，担心“本地人比其他人受酒精的影响更大”，但很快他们就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这项规矩，澳洲大陆气候干燥、炎热，加上拓荒的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喝上几杯放松放松”正式拉开了殖民者们狂饮的序幕，喝醉了的白人还会邀请原住民一起喝，甚至到最后，发展成用酒精和烟草来支付这些原住民工资的地步，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白人会专门跑到原住民居住的社区兜售酒精，为的就是看他们喝醉后打架取乐。

环澳旅行历时四个月，终于到达了昆士兰州北部的库克小镇，从这里也正式进入了针对原住民的酒精限制地区。

关于原住民的酗酒问题，我早有耳闻。之前读过比尔-布莱恩的《走遍烤焦国》一书，他在书中就曾提到澳洲白人对原住民的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也都是很好的父母，前提是只要他们不喝酒。因为每次喝酒，他们必会喝到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什么家庭、孩子、责任，那时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澳大利亚原住民聚集在一起喝酒的场景很常见。 （theaustralian供图/图）

回想起去年从阿德莱德自驾前往乌鲁鲁的路上，途经没落的Paddy Cooper小镇的时候，确是如此，只见原住民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树下，有的拿着酒喝得正酣，有的明显已经喝醉，还有的更是醉得昏睡过去；又路过小镇唯一的酒吧，外面已经坐了不少原住民，人手一杯冰啤酒，我低头看了看时间，仅早上10点。

两周前，前往Cherbourg小镇去参观原住民的历史博物馆，车开在半路，一个原住民拦住了我们，想搭车前往镇上的酒吧，当被告知我们只有两个座位的时候，他先是露出了些微失望的表情，转而又伸手索要20刀的“喝酒钱”，我们摇了摇头拒绝了他。他懊恼地回到路边坐下，继续等待下一辆车以寻求“帮助”。

作者烹饪用的酒精被原住民误喝。 （喜喜/图）

在博物馆里，原住民讲解员带我们参观完毕后，特意嘱咐道，一定要在扎营做饭后，收好生火用的工业酒精，因为一些原住民为了喝酒会不顾一切作出非常疯狂的行为：他们误把瓶子上的“Spirits”一词误以为是食用酒精，而偷去饮用，从而引发生命危险。

原住民对待酒精的态度，除了在外人看来不可理喻外，更是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原住民喝醉之后，或是持械斗殴或是不停尖叫，使得整个社区都无法入睡”，这类新闻标题常见诸与报端，同时，这一行为也使得社区犯罪率随之攀升，且酗酒也进而引发出更多的健康问题，许多原住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硬化等，更有妇女在怀孕期间饮酒，孩子也因此患上了“胎儿酒精综合症”。酒精滥用同时也导致了高失业率，据官方统计，原住民的失业率高达38%，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50%，他们基本靠领取福利度日，这也成为了澳洲政府很大的一笔财政负担。

原住民饮酒的同时产生了大量污染环境的垃圾。 （daily供图/图）

原住民不仅过度消费酒精，且酒量还极差，有人调侃他们每次喝酒就像金鱼一样，对之前的酩酊大醉没有任何记忆，喝起来也完全不加控制，直到喝得烂醉如泥才会被动停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原住民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他们的酒量远低于白人，但是这个说法由于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而遭到了反对。

那么，要想找到原住民如此沉迷酒精的根本原因，就不得不从当年的历时说起。

原住民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其实是饮酒的。他们从一些特定的物品上提取成分制作酒精，比如椰子树、檀香树甚至发酵的蜂蜜等，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容器，再加上他们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也极其有限，这就大大妨碍了他们规模生产和消费酒精。

此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在原住民的语言中，“酒精”这个词有“危险、坏的、有毒的”的意思，但同时它也可以理解成“美味的、咸的、酸的”——也许，这个词的几重含义在冥冥之中预示着原住民和酒精长达数世纪苦乐参半的历史。

1770年6月17日，库克船长登陆库克镇，改变了一切。起初，英国的殖民者决定不卖酒给原住民，担心“本地人比其他人受酒精的影响更大”，但很快他们就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这项规矩，澳洲大陆气候干燥、炎热，加上拓荒的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喝上几杯放松放松”正式拉开了殖民者们狂饮的序幕，喝醉了的白人还会邀请原住民一起喝，甚至到最后，发展成用酒精和烟草来支付这些原住民工资的地步，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白人会专门跑到原住民居住的社区兜售酒精，为的就是看他们喝醉后打架取乐。

至此，原住民终于沉迷于这种来自“西方的液体”不能自拔，甚至一些女性甘愿用身体交换酒精。至19世纪，在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共同“努力”下，这片大陆喜获“酒鬼国”的称号。

当发现一切都太晚了的时候，一位原住民说道：“我们被允许喝酒，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过度饮酒对身体、心灵的摧残有多大。”这段话让人感受到原住民面对酒精的挣扎和无奈。

事实上，自从白人殖民澳洲以来，就从没有把原住民当作“人”来看待，“令人作呕的”、“石器时代的野人”、“害虫”，这些都是形容原住民常见的词语。原住民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还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饱受歧视，这一系列悲剧更使得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深感无力，于是只好以酒度日，借酒消愁。

在20世纪初，澳洲政府推出了“白澳政策”，将10万名澳洲原住民儿童永久性地带往白人家庭或者政府机构抚养，意在“白化”原住民，这造成了大批原住儿童被迫离开父母，成为“被偷走的一代”。这一荒谬的做法改变了许多原住民一生的命运。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父母失去骨肉，孩子失去至亲，破碎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语言隔阂的挣扎，使得原住民为了逃避成长的痛苦和生活的创伤，也选择通过酒精麻痹自己，这也使得原住民的酗酒问题进一步恶化。

“被偷走的一代”在白人寄宿学校。 （thesocialdaliy供图/图）

1938年，新南威尔士州首先颁布了禁止原住民饮酒的禁酒令，其他各种纷纷效仿，但是收效却并不明显——黑市应运而生。白人因为利益的驱使，偷偷向原住民高价卖酒，原住民也是一有机会就大醉一场：聚在一起喝酒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社交的需要，而是聚众狂饮可以增加有人出钱再去买酒的几率。每喝完一轮，就会有一个人从兜里挤出几枚硬币，溜进白人的后院，买上几瓶，就又能放纵狂欢一番了。

1962年以后，澳洲政府授予了原住民和白人同等的公民权，他们也就自认为和白人有了一样的“饮酒权”——“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像白人一样走进酒馆饮酒了”，这句话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口头语，同时也被他们引申为“饮酒是权利的象征”。一名原住民就曾经公开说道：“我们去矿上劳作，回来后看到这些白人捧着冰啤酒喝得正酣，我们认为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和白人有一样的权利了，而喝酒正是这种权利的象征。”

随着原住民酗酒之风愈演愈烈，迫使澳洲政府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他们饮酒。

我在库克小镇就注意到，卖酒的商店在营业时间上和其他地区不太一样，基本为早上10点开门下午5、6点关门，就是为了缩短营业时间以限制原住民买酒；而且我还在营业时间上面发现了“温馨提示”，店员有权利知道你前往的目的地，再决定售卖与否和数量的多少；在小镇Laura的规定则更为严格：每辆车只能购买11升啤酒，375毫升烈酒，1升葡萄酒，9升混合型烈酒，且只能在其中任选其二。虽然乍看起来数量不多，但是要知道澳洲可是“全世界人均酒精消费数量最高”的国家，实在不能小看他们饮酒的频次和数量；且还规定，在购买的时候要进行实名登记，包括姓名、住址、车牌号、购买日期、前往目的地等。

政府更是在一些原住民聚集地实行“Dry Zone”的政策，即“无酒精社区”，我在前往库克镇的路上，就开车穿过了名为“Wujal Wujal”的小镇，此小镇全为原住民居住，在小镇的两端赫然竖立着牌子，规定禁止携带任何酒精进入或者穿越，再往下看，如果被发现后果可真的很严重：最高罚款至75000刀（约合人民币37.5万元），18个月的监禁及车辆充公。

小镇告示牌左下标明的惩罚相当严厉。 （喜喜/图）

此时，我不仅产生了一个疑问，澳洲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和禁酒政策，成效如何？早在2007年，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社区，最初只允许出售酒精度数低的啤酒，期限为五个月，随后该规定延长至一年；在西北Kimberly地区，五个原住民因为酗酒问题自杀后，政府开始全面禁酒。几年过去了，根据追踪调查，起初成效显著：老年人终于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觉了；自杀率显著下降；一部分人放弃了饮酒，转而开始进行健康的户外运动，如钓鱼、徒步等。但随后，效果却令人泄气，先是滥用毒品的数量急剧上升，随后街头暴力事件频发，更是有人不惜开车几百公里去买酒，导致酒驾事故不断……

有的原住民责备政府没有提供适当有力的支持，包括创伤康复中心，心理健康咨询，就业岗位等，以“禁止、限制、罚款、监禁”等生硬粗暴的手段，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如一位原住民所说：“（政府）不能强迫我们戒酒，我们需要自己作出选择，强迫只能带来更多的犯罪及暴力问题。”

喜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