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前的今天，1946年7月12日，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因伤重、流血过多牺牲。

李公朴刚从苏州监狱出来，喘息未定，上海抗战爆发了。

淞沪沦陷后，李公朴转移到汉口，住在青年会。他曾在青年会对成千上万的群众讲演并对全市广播《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李公朴

1938年3月，李公朴为了进一步了解抗战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曾去安吴堡青训班参观访问，与中共人士胡乔木、冯文彬畅谈抗战教育诸问题。4月到汉口，出版了《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抗战教育的一些见解。

6月初，战争已逼近武汉。经过冷静地思索，李公朴决定到革命堡垒延安去看看。他携夫人张曼筠在向延安进发的途中，非常激动，简直像年轻人一样高声唱起歌来。抵延安时，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在这里，李公朴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毛泽东还亲自来窑洞看望他们，为张曼筠女士所画长城图亲笔题写他过去的一首词。张曼筠几次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李公朴激动地说：“觉得自己像个流浪子一样，这时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李公朴这次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月。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他整天都在外面跑，遍访各个群众组织和边区各级政府。对生产建设情况、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司法管理、儿童团、抗属……他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还有一些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他都去看望过。他当时的住处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为邻，人们也经常听到他的歌声，不是《黄河颂》，就是《家家户户种田忙》。

1939年1月，李公朴过黄河到山西前线考察。5月，他又回到延安。他想组织一个边学边教的教学团，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少的人力物力，传播更多的抗战思想的种子。他的设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还亲自通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鲁艺负责人抽调一些干部给李公朴。还抽调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给他当警卫副官。

李公朴所率的教学团，6月从延安出发，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每到一地，他们都开办短训班，把学校送上门，一面教育别人，一面教育自己。他为这个教学团拟了一首歌词，反复吟诵：

我们把学校送上门来，既当先生，也当学生。必须首先当好学生，然后才能当好先生。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就是我们第一课的教材。

我们的课堂就是战场，战场就是我们最好的课堂。

他们多次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通过同蒲路日军封锁线时，一天一夜走了200里路，到第三天才进入不见有日本侵略军膏药旗的晋察冀边区境内。当时八路军总部截获蒋介石几次给国民党反共将领张荫梧、朱怀冰的密电，命令他们搜查李公朴一行的行踪，并准予就地处理，再行具报。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对他们的安全非常关心，特派出一个骑兵侦察队沿途查访。当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与彭总见面时，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

李公朴在华北敌后到过15个县，跑了500多个乡村，遍访军、政、民各界同志，参观了许多工作单位，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深受战地军民的欢迎。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硝烟弥漫、灾难深重的时期，他看到了祖国的苦难，也看到了祖国的曙光。他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高声呼喊：“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热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草一木，热爱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创造，决心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以振奋人心，抗战到底。于是他写出了《华北敌后---晋察冀》。文中，有极为精辟的论断：“这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形。”

李公朴因沈钧儒先生电邀商谈救国会活动和准备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回到陪都重庆。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在重庆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为了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决定大量疏散干部。周恩来把李公朴也当作中共的干部看待，不仅支持他去云南到缅甸，还送来路费，这使李公朴深受感动。

然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却不给已到昆明的李公朴办出国签证，这样一来，李公朴就无法去缅甸，只好在昆明暂住。

李公朴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安顿下来后，不到两个月，他就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会”，并出版了《青年周刊》。

1942年他在昆明创办“北门书房”，1944年扩大为“北门出版社”。在云南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出版社不仅出版许多进步书籍，还系统地编译“北门小丛书”，出版《孩子们》月刊。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李公朴的北门出版社，想尽一切办法翻印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传送到外地各州县，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立，李公朴参加了该同盟，并被选为云南省支部执委。民盟原是一个政团同盟，但李公朴等坚决主张把“政团”二字取消，以便广泛吸收盟员。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泰、越、缅之后，云南形势紧张起来。1944年的“双十节”，李公朴与孙起孟一道在扩大纪念会上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立即得到重庆、贵阳、成都等地的响应，民主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44年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运动”30周年纪念日。6000多人在云南大学操场集会，纪念30年前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这一历史事件。会上群情激昂。李公朴在台上发问：“30年过去了，现在又好像回到30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几千群众心领神会地高声回答：“袁世凯没有死！”“打倒袁世凯！”在游行队伍行进途中，参加者愈来愈多，群情更加愤激。李公朴、闻一多等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举国欢腾。但是，蒋介石企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可能。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李公朴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西南联大新诗社于9月2日晚举行诗歌朗诵晚会，主题是“为胜利团结与民主而歌”。李公朴亦应邀出席。他看到挚友闻一多把胡子给剃了，不禁爽朗地笑着高声喊说：“一多，你的胡子剃得太早了。”闻一多说：“我抗战开始留胡子，抗战胜利就剃胡子，这是我的誓言。”李公朴环顾了四周一眼，轻声对闻一多说：“内战危机，十分严重，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闻一多立刻恍然大悟地说：“那我们就坚决反内战，争民主。”李公朴说：“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这是我们当前最紧急最迫切的任务。”于是他即席朗诵了题为《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的新作：

不要狂欢，且慢骄傲，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得到。它还靠咱们大家努力，抓紧时机共同创造……现在“胜利”总算被等到，这八年的日子真难熬。胜利的果实不能白白地送掉，全国人民必须团结牢，大家一齐来动手，剥掉假民主的外套……今天我们“为团结、胜利与民主而歌”，却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团结的障碍多得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让我们抓紧时机，打定主意，把民主、和平的呼声高唱入云霄！

诗朗诵结束后，他说：“诗是谈不上，只是借以聊表胜利后之意念耳。”

中国民主同盟于10月1日开始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李公朴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执委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同时，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李公朴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2月1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大示威，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当时身在重庆的李公朴，听到这一消息后愤怒之至，立即写一挽联悼念“一二·一”烈士：

要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结果；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一定会成功。

他在《知识青年》上发表的《世界看“一二·一”惨案》，很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激烈斗争。他说：“不论在西方或东方，法西斯的残余力量还不少，法西斯的思想，还潜伏在这个角落、那个角落，还若隐若现地在这儿那儿闪光。你看……在一切可以滋生法西斯细菌的土地上，那些法西斯游魂，还会得意洋洋地舞动着”。接着话锋一转，谈到中国：“政治上玩了一套还政于‘民’，实则是还政于党的把戏之后，就在军事上想凭借美军、敌伪军来完成武力统一的迷梦。屠杀人民的人……你讲言论自由，他讲打人自由，你讲开会自由，他讲开枪自由。不仅在马路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抓人、打人、杀人，还可以自由地到学校去投手榴弹，打不死还加上几刺刀。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真相，也就是‘一二·一’惨案所以发生的原因。”他最后说：“近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写照清楚了。反人民的人，用武力压迫人民的人，一定为人民自己的力量所推倒。”

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压力之下，国民党1946年1月10日与中国共产党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同时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

在庆祝政协会议胜利的闭幕大会上，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庆祝大会的“二一O”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在血案中被打得最重，因为他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又是大会总指挥。第二天，周恩来去看望他时，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的血，不过是许多革命先烈血海中的一滴，我愿意把我的血，同许多革命先烈的血流在一起。”“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他还说：“没有死，就是责任还未完。”“革命就是要流血的，没有不流血的革命。”

1946年5月初，李公朴带着伤痕回到昆明。在昆明机场，闻一多等同他热烈拥抱。

李公朴一回到昆明便感觉到春城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抗战时期，曾经作为大后方的云南人民，在抗战胜利后，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云天，各种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这一情况使当时云南国民党警备司令霍揆彰感到十分恐慌，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他下令加紧了对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从1946年5月初开始，霍揆彰数次召集警务处处长李毓祯、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昆明城防司令杨宝毅等人具体商讨如何镇压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30余人都被列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国民党反动派要向人民开刀了。一时间，耸人听闻的反动标语贴满街头，什么“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什么“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特务们开始搜查、逮捕革命者。他们不分白日夜晚，随时封锁交通，检查行人，任意侵入私人住宅，搜捕所谓“嫌疑犯”。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人民解放军。为了配合全面军事进攻，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残酷镇压和平民主运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在这极端险恶的时刻，李公朴和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发起《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他们到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动员人民行动起来反对内战，揭露反动派出卖祖国、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

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行动步骤。根据霍揆彰的命令，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由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直接负责。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派特务首先加紧对李公朴的监视，并抽调预备二师蔡云祈率其谍报队几名特务配合行动，所有特务划分成情报和行动两个组，对李公朴进行秘密监控。

6月27日，特务们得悉以李公朴为首的民盟云南支部又在商务酒店举行招待会，宣传“呼吁和平宣言”，于是派特务去偷会议签到簿，结果被当场抓获。但这个“小偷”交给警察局后，不久就被释放了。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恶劣行径及其散布的各种流言蜚语，李公朴和民主人士利用舆论严厉抨击，并广泛宣传他们的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霍揆彰等人恼羞成怒，决定首先把毒手伸向李公朴。

有一天晚上，李公朴的家里忽然闯进一个彪形大汉，口口声声说他是退伍军人，要求报名参加暴动。李公朴向他解释说：这是外面造谣。我们是读书人，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绝不搞也不会搞军事暴动。随后，李公朴家深夜常常有人从门缝丢进恐吓信，有的信封里还装着子弹头。面对这样的威胁，李公朴若无其事，仍照常工作。但他对当前形势的严重、危险是很清楚的，并在思想上有所警惕，一般不出门，在家集中精力写教育史。7月初的一个夜晚，他的一个亲密朋友劝他尽早离开昆明。他对那个朋友说：“他们要杀你，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情况，我已走不出昆明了。”

根据上司旨意，1946年7月9日，王子民下令稽查处行动组长崔宝山，限其三日内杀死李公朴。

李公朴与妻子张曼筠

1946年7月11日晚7时半，因为要代友人去南屏接洽借用电影院开音乐会募捐事，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一同出门，事毕顺便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9时45分散场，李公朴及夫人至南屏街乘公共汽车，随即有穿黄色军服及便衣者数人，跟踪上车。李公朴和张曼筠坐在汽车中部旁座上，两旁各坐一穿黄色军便服的青年，斜对面一摩登女郎身旁亦坐一穿黄色军便服之青年。车行至青云街与大兴街口停车处停车，乘客陆续下车。这时，天正下着雨，路灯暗淡，看不清周围的情景。李公朴夫妇通过学院坡小路回北门街，刚要上坡，即闻后面轻轻的“啪”的一声，李公朴突然倒地。张曼筠还以为是路滑难走，赶快去扶他，说：“怎么又跌了呢？”李公朴说话已费力，挣扎着说：“我中枪了！”张曼筠这才看到李公朴腰上在流血。她情急地高呼：“捉坏人呀！”凶手向青云街逃去。刚下车的乘客和市民们一同追至警察三分局，终将凶手捉住。但立即有一辆吉普车开来，把这家伙带走了。后来查明，这个凶手叫汤明亮。特务们原计划是要将李公朴麻醉绑架至郊外山上杀害，由于特务机关曾许诺，谁先完成任务有重赏，这个家伙争功心切，未及其同伙赶到，就开枪射杀了李公朴。

此时正是夜里10时半。李公朴呻吟着，神志尚清。张曼筠在细雨濛濛中抱住李公朴，泪涌如注。恰逢云南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舒守训（中共地下党员）和几个同学经过这里，上前一看，见是他们尊敬的李公朴先生，速即找来帆布床，将李公朴抬送至云大医院。医院检查发现，伤者是被微声手枪的特种子弹击中的，子弹从后腰射入，经腹腔至右腹穿出。医生决定立刻施行手术，但肠腔已断穿好几个大洞，其中两洞，口径超过一寸，血像自来水一样向外喷射。李公朴因失血过多而近于昏迷，手术室也到处都是鲜红的血滴。医生们用尽各种办法来抢救，输了300CC血浆，注射盘尼西林，打强心针……李公朴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在弥留之际，他睁开眼睛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无……耻！”并说：“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

张曼筠用发热的脸贴着李公朴的额角，李公朴昏迷了半个钟点之后，又突然较清醒地问：“外面什么时候了？”

张曼筠告诉他：“5点了”。

他说：“天快亮了！”

5点20分，李公朴在黎明时分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7月12日清晨，昆明《学生报》发出号外，将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顿时，全国震动。楚图南、闻一多、冯素陶、尚钺、费孝通、潘光旦……以及各方友好，先后到医院悼念，均痛哭失声。

治丧委员会正式发出通告：“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遗体停于北门外云大医院，供各界人士瞻仰遗容。并定于7月16日（星期二）正午12时在云大医院前空场举行火葬。”于是，昆明市各界，各群众团体，各大、中学校师生，特别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前往吊唁，络绎不绝。

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枪，是向全云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挑战。他们以为这一枪可以吓退中国革命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呼声。可是恰恰相反，蕴藏在人民心中的怒火爆发了！整个昆明在悲哀和愤怒中完全沸腾了！昆明民主报刊联合出版专刊，全国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发表专题社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以及他们所豢养的特务的种种卑鄙无耻的下流行径。

“反内战，反独裁，反特务暴行”的怒吼声，更高地响遍全国各个角落。全国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各大学教授学者、各社会贤达名流，乃至国际上著名教授和权威人士，无不对国民党当局提出谴责并表示对李公朴先生的哀悼。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来唁电：“张曼筠女士：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当李公朴殉难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正是深夜，周恩来还在马思南路107号开会，闻讯后，立时掉下了热泪。他称赞李公朴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接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发去唁电：“张曼筠女士礼鉴：惊悉公朴先生被特务暴徒暗杀，不胜悲愤。公朴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并希节哀。”

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许多侨胞地区都举行了追悼会。

几日后，在上海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的大会上，周恩来亲写书面悼词，由邓颖超代念：“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痛，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难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这是代表全国人民对国民党进行讨伐的战斗檄文！

来源；非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