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学派若以两分法来论，可分为吴派和皖派，而皖派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戴震。关于吴、皖两派的区别，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如下论述：

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朱述宋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尚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先，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

钱穆直接将吴派称之为“惠学”，这是因为该派的创始人是惠栋，而皖派因为戴震的原因，则径直被称之为“戴学”。从这段论述来看，吴派更是纯粹的考据学，而皖派则把义理之学融入了考据派中，如果用更纯粹的说法来形容——皖派是通过考据学来修正义理概念，而这种奇特的治学方式则是本自戴震，因为他曾说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

在戴震眼中，研究字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读懂古人的言词，而读懂古人的言词乃是为了明道，而他为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中所写的序言，则表达出了皖派与吴派在观念上的区别：“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

在这里，戴震又明确地说，研究训诂之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明道。为此，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给予了这样的评语：“戴震比吴派高出一层的，就在于能够超越‘故训’之上‘闻道’。”

戴震何以有着这样的思想？按他自己的解释，他在年轻之时就已做如是想。戴震去世的当年，给他的弟子段玉裁所写的信中有过如下的表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他在17岁时就致力于经学研究，他认为研究经学首先要从考据学下手，以便真正地读懂前贤的思想，而宋代理学家却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戴震认为宋儒的这种思维是一种偷换概念，于是他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就是通过考据学来了解前贤的思想。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了过来，而到其晚年他更加坚定自己治学方法的正确。

戴震撰《戴东原集》十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经韵楼刻本，书牌

也就是说，研究训诂之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得知前贤的真实思想，也就是义理之学。因此说，训诂之学对戴震而言，只是达到义理思想的必要手段，正如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所引用的戴震的所言：“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

戴震在这里用“抬轿子”来形容考据和义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考据的手段就犹如抬轿人，而真正的思想才是乘轿者，他把乘轿者称之为“理义”。对于“理义”的概念，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解释道：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而得之，奚于经学之云乎哉？唯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他的这段话显然是在批评宋明理学，他认为理学家不是通过研究古经来得知前人的思想，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想象来解读前贤的思想，他认为这样做显然不对，而后就说出了后世广泛引用的他所说的几句名言——只有研究透了训诂之学，才能真正明白经中的所言；而只有读懂了古经，才能真正明白圣人们的“理义”。

戴震并非出生在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是位商人，主要从事布匹的买卖。雍正元年底，戴家出生了个男孩，此孩儿出生之时，空中突然想起了雷声。大冬天打雷当然罕见的事情，于是戴弁就给这个小男孩起名为“震”。

戴震打小就很聪明，可能真如古语所言——“圣人言迟”，因为他在10岁之前一直不说话，这种情况当然被后世追溯为有着特殊的意味，比如他的弟子段玉裁就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十岁。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到了10岁，戴震终于说话了，而他一张口，果真不同于凡常。那时家人把他送到私塾去读书，当时老师正在讲《大学章句》，等老师讲完第一章后，戴震就向老师提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这样的问题显然老师回答不出来，但老师却跟他说：此书是大儒朱熹作的“集注”，既然朱文公都这么说，那恐怕就是这么回事。但戴震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又问老师：朱文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传承次序？如此的深究下去，当然令老师无法回答，于是这让老师感叹道：“子非常儿也！”

由这段小故事可知，戴震在年幼之时就有怀疑精神。在不疑处生疑，才是治学的最重要方法。虽然他有了这样的特性，但若得不到正确的启发，恐怕他的天性也难以得到完全的发挥。

戴震在20岁时跟着徽州学者汪梧凤学习，而汪家藏书很多，戴震在那里得以广泛地读书。更为重要者，当时的学者江永也住在汪家，戴震向江永请教了不少的经学问题，由此让戴的一些思路得到了印证。

在戴震29岁时，他又来到了汪梧凤的家中，此次他在这里遇到了毛奇龄的弟子方楘如。毛奇龄是清初反对理学最激烈的人物之一，他的观念当然影响到了方楘如，而方又跟校勘家何焯的关系密切，方从何那里学到了校勘学的概念，这些观念汇集在一起，使得方楘如开始提倡汉学反对宋学，张舜徽先生评价他说：“大抵扬汉抑宋，其时汉学之帜未张，尊郑学者殆无几人，而楘如所言如此，亦实有以开乾嘉风气之先也。”

张舜徽的这几句评语把方楘如视为开乾嘉风气之先的人物。为什么能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说：“方楘如还有一个影响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而这一点恰被学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了：这就是方楘如是较早意识到汉人学说中郑玄的重要性，他甚至亲自动手编成《郑注拾渖》一书以收罗郑玄的遗著，而这要比孔广森、黄奭、袁钧诸人早得多。”

戴震撰《戴东原集》十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经韵楼刻本，卷首

而方楘如的观念显然传导到了戴震身上。再后来，戴震因为躲避仇家而来到了北京，他在此结识了钱大昕，而后又经过钱的举荐，他帮着秦蕙田去编著名的《五礼通考》，他在北京期间得以结识纪晓岚、朱筠、王鸣盛、王昶等一系列著名学者，戴震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得到了这些人高度的夸赞，正是这段经历使戴震名扬天下。而纪晓岚还为戴震早年的著作——《考工记图注》写了序言，纪在此《注》中夸赞戴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诸儒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古人遗经，发明独多。”

后来，王安国又把戴震聘入家中去教自己的儿子王念孙读书，正是在戴震的启发下，王念孙以及他的儿子王引之后来都成为了考据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在纪晓岚的推荐下，戴震又入卢见曾幕，为此他来到了杭州，他在卢的官署中再次见到了惠栋，此时的惠栋已经60岁，而戴震35岁，他们的再次见面对戴震晚年思想的转变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刘墨在其专著中，引用了戴震晚年写的一篇追忆文章，戴在文中说：

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诂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对于这段话，刘墨在文中评价道：“惠栋对戴震的启示是，戴震此前还承认汉儒擅长于传注与宋儒擅长于义理的二分法，而现在则否认了宋儒擅长义理的说法，他认为，即使是义理，也必须要依靠汉人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研究。”

因为戴震在学术上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而后他被招入四库馆做校勘工作。对于他在四库馆的这段经历，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戴震）在馆四年，校定书十五种，皆钩纂精密，至于目昏足瘘，积劳致疾而殁。高宗深契其学，特畀馆选。而同时钱箨石、翁覃溪辈尚力诋之，覃溪至欲逐之出馆，盖以其进士翰林，非由八股。而世之以庸滥恶札取巍科高甲者，眯目入馆，涂改金银，不二十年坐致台辅，贤愚安之，以为固然。……直至今日，桐城谬种，尚以邵二云、周书仓及戴氏三君之入馆为坏风气、变学术，人无人心，亦可畏也！

戴震在四库馆工作了四年，校订出了15种古代的著作，而他的工作受到了时人的称赞，戴震也为此积劳成疾而去世。当时乾隆皇帝也听闻到戴震在考据学上的名气，而戴震只是举人出身，故皇帝特命其参加了殿试，成为了进士，可见皇帝对其是如何之看重。

《经考》五卷，民国间南陵徐氏刻本，书牌

然而四库馆中的钱载和翁方纲却很看不上戴震，翁甚至想把戴驱除出四库馆，其理由之一就是说戴震的头衔乃是皇帝所赐，而不是走科考之路。对于翁的这种说法，李慈铭大感不满，他说很多进士的考试成绩都很好，但一生却完全无所作为。

翁方纲确实写过一篇《理说驳戴震作》，而他在该文的附录中有《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翁在附录中说：

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训诂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况宋儒每有执后世文字习用之义，辄定为诂训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

翁方纲在这里倒是表现出不偏不倚的公允态度，他说戴东原进四库馆的时间较晚，然而戴却骂前辈钱载。因为钱载比戴震大15岁，翁是暗指戴不懂得尊长，但他同时也说戴震的骂也是因为被钱载所激怒。钱载说戴震破坏儒家成规，翁认为这是因为钱只是个文人，其不懂得考订之学，所以才会这么说。翁在此文中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是以方纲愚昧之见，今日学者但当纂言，而不当纂礼。纂言者，前人解诂之同异、音训之同异，师承源委之实际，则详审择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以及戴君之辈，皆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吾惟爱之重之，而不欲劝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钱君及蒋心畲斥考订之学之弊，则妒才忌能者之所为矣，故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

翁方纲认为，学者们重点是要去研究前代的典籍，那就是乾嘉学派所擅长的考订名物，同时他认为考订的目的是为了发挥义理，从这个角度而言，似乎翁方纲跟戴震在思想观念上没什么矛盾，那为什么还会产生排斥事件呢？看来，人性的复杂确实不能用几件事来予以概括。

钱载跟戴震之间的矛盾，蔡锦芳则认为这源自戴震对朱彝尊的态度，蔡在《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一书中引用了章学诚在嘉庆元年所写《上朱中堂世叔》：“戴东原之诂经可谓深矣，乃讥朱竹垞氏本非经学，而强为《经义考》以争名，使人哑然笑也。朱氏《经义考》乃史学之流，刘、班《七略》、《艺文》之义例也，何尝有争经学意哉！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此疆界，妄分孰轻孰重哉！”

戴震说过朱彝尊不擅长研究经学，但他却写出了《经义考》一书，而章学诚则替朱彝尊辩解说：《经义考》一书乃属于史学著作，朱完全没有要争经学地位的意思，更何况在古人的概念中，经学和史学并没有截然地分开。而章学诚的这段话其实是在批评戴震只懂经学不懂史学，所以戴才会把史学著作看成是经学。

但即便如此，钱载为什么要跟戴震过不去呢？这是因为钱载和朱彝尊都是浙江秀水人，而钱跟朱之间还有着间接的师承关系，钱载在《箨石斋诗集自序》中曾说：“戊戌而大夫归，乃教之（指钱载）为诗。大夫学举业于陆堂，陆先生讲经学于竹垞朱先生。”同时，钱载跟朱彝尊的孙子朱稻孙也是不错的朋友，所以说，戴震敢批评钱的偶像，钱当然要予以反击，只是他的这种反击超乎寻常的激烈，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写道：“箨石襟情萧旷，真率自如，乾隆甲戌初夏，从金桧门总宪一经斋与余订交，遂成雅契。性豪饮，常偕朱竹君学士，金辅之殿撰，陈伯恭、王念孙两编修过余，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时竹君推戴东原经术，而箨石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可否得失处，箨石颡发赤，聚讼纷挐，及罢酒出门，龂龂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浓，风沙蓬勃，余客伫立以俟，无不掩口而笑者。”

看来，这位钱载也不是好惹的人物。吵架的酒席散了之后，他还是站在街边一遍遍地大骂，几次上车下车，就是不肯离去。他的这种行为被很多看客围观偷着乐。

戴震虽以考据学名世，但如前所言，考据对他而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为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考据学建立起真正的义理之学，而他的义理概念则与程朱理学不同，因为他的义理有着强烈的反程朱思想。其实最初戴震并没有这样的思路，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称：“戴氏三十二岁入京之时还不曾排斥宋儒的义理；可以推知他在那时候还不曾脱离江永的影响，还不曾接受颜李一派排斥程、朱的学说。”

可见，戴震在京城期间并没有排斥宋明理学的概念。这很可能是受他的老师江永的影响，因为江永既研究考据学，也不排斥宋学。而胡适则认为，戴震脱离这种影响是接受了颜李学派的概念，同样，梁启超也是这么认为者。可是钱穆却反对胡适和梁启超的这种判断，他认为戴震思想的转变是受到了惠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