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圣母百花大教堂的传奇》，作者：[加]罗斯·金，译者：冯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朱庇特神庙、城市广场、火星神庙、圆形露天剧场、高架渠、旧桥上骑着马的战神塑像、罗马样式的公共浴场以及各种城墙和塔楼，更不用说此时被改作监狱的地下墓穴（burelle，有小道消息称那里其实是妓女的藏身之地），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这座城市中到处都是古罗马遗迹。

　　反正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情况是，佛罗伦萨城中的古罗马遗迹并不多。很多所谓的罗马建筑其实都是在古罗马时期之后很久的，并不是那么辉煌的年代中建造的，洗礼堂就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即便如此，被误导的佛罗伦萨人还是很为自己的纯正血统而骄傲，因为这里的历史学家总是能够发明出各种将他们的城市与古罗马联系在一起的绝妙理由。公元1200年前后创作的一本历史著作《城镇起源编年史》（Chronica de origine civitatis）就宣称这个城市是由尤利乌斯·恺撒创建的。一个世纪之后，同样令人信服的但丁在他的《飨宴》（Convivio）中称佛罗伦萨是“罗马的美丽且著名的女儿”。人文主义哲学家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也认可佛罗伦萨与罗马之间存在一种值得骄傲的联系，不过他不认为佛罗伦萨的创建者是尤利乌斯·恺撒——这位帝国暴君难免会让人不快地联想到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相反，布鲁尼认为佛罗伦萨的创建者其实是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他是在恺撒当政20多年前，也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全盛时期创建的佛罗伦萨。这种理论在1403年时获得了支持，因为人们在圣使徒教堂（Santissima Apostoli）里发现了据说能够证明这一观点的遗迹和文件。

　　因此，当菲利波在洗礼堂大门竞赛结束后不久前往罗马的时候，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源自罗马的这种充满爱国热情的说法仍然不绝于耳，而且这个争论在维斯孔蒂围城时期还变得更加激烈了。然而15世纪早期的罗马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幅令人灰心丧气的悲惨景象，这座“永恒之城”大概已经变成了佛罗伦萨人巴不得与其撇清关系的“母城”。帝国鼎盛时期，罗马的居民曾经达到100万，如今这里的人口甚至还没有佛罗伦萨的多。1348年的黑死病让城中人口骤降至仅剩20000人。在那之后的50年里，人口数量只出现了小幅增长，罗马的范围也随之收缩到了古代城墙之内的一小片地方。它曾经将七座大山包围在内，此时则仅剩分散在台伯河岸边的几条街道，与对岸的墙壁随时可能倒塌的圣彼得大教堂遥遥相望。街道上也是肮脏不堪，随处可见狐狸和乞丐，还有牲口在此时被戏称为“母牛场”（il Campo Vaccino）的集会广场上吃草。其他历史遗迹的命运甚至比集会广场的更糟糕。朱庇特神庙成了堆放秽物的粪堆；庞贝剧场和奥古斯都的陵墓成了采石场，人们从这里收集古代的砖石用在新的建筑上，最远甚至被用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上。很多古代雕塑已经成了散落一地的碎片，一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中，其余的或是被送到烧窑里焚烧，用来制作生石灰，或是被洒在贫瘠的庄稼地里作肥料。有一些石块被用来给驴和牛砌食槽。连卡利古拉（Caligula）的母亲大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the Elder）的墓碑也被改做了称谷物和盐的量具。

　　罗马是一个充满危险且缺乏吸引力的地方。那里地震频发，疫情不断，战乱连年，八圣徒之战（War of the Eight Saints）更见证了英国雇佣兵是如何践踏这座城市的。那里也没有任何商业活动或兴旺产业，只有从欧洲各地前来的朝圣者。他们人手一份《罗马的奇迹》（Mirabilia urbis romae），里面的内容是指引他们在罗马的时候要去膜拜哪些圣物，比如耶路撒冷圣十字圣殿（Santa Croce in Gerusalemme）的圣多默的指骨，城外圣保禄大殿（San Paolo fuori le Mura）的圣安妮的手臂和因耶稣而改变信仰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头颅，圣母大殿（Santa Maria Maggiore）的圣婴摇篮，等等。城中充斥着一种唯利是图的氛围：赦罪修士在街头货摊上出售赦罪券；教堂宣扬的也是到自己这里告解，能够让忏悔人在地狱里少受八千年的折磨。

　　《罗马的奇迹》里可没有提示朝圣者注意处处可见的罗马遗迹的内容。对于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些古代遗迹无非异教崇拜的残留，更糟糕的是，那上面染着基督教殉道者的鲜血。比如戴克里先浴场（Baths of Diocletian）就是靠强迫早期基督徒做苦役建起来的，很多人在建造过程中丧命于此。所以就算是那些历经千年，在地震、侵蚀和疏于照管之下幸免于难的古代雕塑也没能逃脱人为的践踏、唾弃、推倒和摧毁。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古老的罗马异教时期的辉煌佳作躲过了这些新时代的汪达尔人的魔爪，通向南方的阿皮亚古道（Via Appia）就是这样一个建筑奇迹。古道是用大块玄武岩巧妙拼接而成的，没有涂抹任何砂浆。这条路就像射出的弓箭一样穿过了山脉、沼泽和峡谷。更有意思的是，在沿这条路绵延数英里的范围内，至今仍有30万个坟墓，因为古代的法律规定，只有维斯塔贞女和君主的遗体可以被埋葬在罗马城墙之内。此外，人们还能看到克劳狄引水道（Aqua Claudia）已经损坏了的桥拱。水道全长43英里，桥拱高100英尺，这个建筑不仅体现了古罗马人精湛的工程技术，还让罗马人都能喝上新鲜的饮用水（而他们的后代却只能从被污染的、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台伯河中取水）。这一时期的某些罗马人甚至已经不知道高架桥原本的作用为何，还以为它是被用来从那不勒斯进口橄榄油的。

　　菲利波在洗礼堂大门竞赛结束不久后抵达了这个肮脏不堪、濒于崩塌的城市。他接下来会在罗马断断续续地停留13年左右，其间偶尔会返回佛罗伦萨待一阵。最初和菲利波结伴前往罗马的是一位当时还未成年，但是已经显露天赋的佛罗伦萨雕塑家多纳泰罗。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出现过一些危机，但总体上维系了很多年。这对伙伴很合得来，只是多纳泰罗比菲利波的脾气还要火爆。一两年前，当时多纳泰罗只有15岁，他就在皮斯托亚因为用一根大棒子打了一个德国人的头而惹恼了地方法官。很多年后，他还为谋杀一个逃跑的学徒专程追到费拉拉（Ferrara）。雇用他制作艺术品的出资人也不得不忍受他的暴脾气，如果他们不为雕塑支付多纳泰罗要求的价格，那么这位雕塑家一阵脾气上来，甚至会砸毁自己的作品。

　　两个年轻人过着流浪汉一样的日子，吃什么、穿什么、在哪里睡觉都不重要。他们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一起发掘众多废墟上，还会雇用脚夫搬运碎石。当地人将他们视为“寻宝者”，认为他们是在废墟里寻找金币或其他财物。有时候他们会挖出装满古代奖章的陶器，这无疑更加深了人们对于他俩身份的坚定不移的看法。他们的这些活动会引发猜疑甚至畏惧，不仅是因为人们怀疑他们在进行泥土占卜（一种通过把一捧泥土撒在地上，然后解读泥土的图形来占卜未来的巫术），还因为人们担心异教徒的残留物会招来厄运。比如14世纪时，锡耶纳人从地下挖出了一尊古罗马雕塑，并把它摆放在城市主广场的喷泉里，之后锡耶纳人就在战场上败给了佛罗伦萨人，前者于是立即把雕塑从广场上搬走，然后埋在了属于佛罗伦萨的领地内，希望以此诅咒敌人。

　　就连多纳泰罗也不知道菲利波进行这些挖掘活动究竟是在寻找什么。安东尼奥·马内蒂宣称菲利波保持了他一贯的神秘性，他当然是在研究古罗马的遗迹，表面上却要装成在干别的什么事情。他会在羊皮纸上记录一系列含义不明的象征符号和阿拉伯数字，就是像后来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在描述自己发明时所使用的镜像书写法一样的暗语。在专利和版权的概念产生以前，科学家们不得不使用密码来隐藏自己的发现，以防被充满忌妒心的竞争者偷学了去。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因为在望远镜、飞行器和机器人上进行的实验而素有“奇异博士”之称的牛津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就曾宣称，科学家绝对不能用普通的语言记录自己的发现，而是必须使用“暗语”。

　　佛罗伦萨市政府早在1296年就出台了禁止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法令，那么菲利波使用这些暗语符号和阿拉伯数字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马内蒂宣称菲利波是在考察罗马古迹，测量它们的高度和比例，但他未能说明菲利波是用什么方法进行测量的。菲利波很可能是用一根笔直的木棍来测量建筑高度的，这个方法也许是从莱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的《实用几何》（1220年）中学到的，这本书是在佛罗伦萨上学的学生们必学的内容。菲利波也有可能是使用象限仪，或更简单的工具——镜子——来进行测量的，后一种方式也是斐波那契描述过的。测量者将镜子摆在距离被测物体一定距离的地面上，然后自己移动到能够从镜子中看到被测物体顶部正好处于镜面中间位置的地方。用被测物体与镜子之间的距离乘以测量者的身高再除以测量者与镜子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计算出被测物体的高度。

　　菲利波并不是第一个测量罗马古迹的人。早在1375年，著名的钟表匠乔瓦尼·德·唐迪（Giovanni de Dondi）就测量过圣彼得大教堂的方尖碑。他在自己的作品《罗马之行》（Roman Journey）中描述了测量活动的过程。不过菲利波想要探寻的是另一种特别的奥妙。在计算柱子和三角楣饰的比例时，他专门测量了由希腊人发明，后来被罗马人效仿并完善的三种柱式（多立克柱式、爱奥尼柱式和科林斯柱式）的尺寸来作为研究数据，这些柱式都遵循了精确的数学比率，通过一系列比例规则来实现美学效果。比如科林斯柱式的柱上楣构的高度就是支撑它的柱干部分高度的1/4，柱干高度则是柱干直径的10倍，等等。15世纪初期，罗马还有无数这三种柱式的实例存在。戴克里先浴场的柱子采用了多立克柱式，福尔图纳神庙（Temple of Fortuna Virilis）的柱子选择了爱奥尼柱式，万神殿的柱廊上的柱子都是科林斯柱式，古罗马竞技场则兼有三种柱式——底层是多立克柱式，中间层是爱奥尼柱式，顶层是科林斯柱式。

　　菲利波了解佛罗伦萨的大教堂要建造穹顶，而且至今还没有人想出建造办法的情况，所以他肯定对古罗马人建拱的方式格外留心。15世纪早期，罗马还有很多穹顶可供菲利波仔细研究。在公元64年的一场大火将大部分罗马城烧毁之后，尼禄制定了一些规范（非常类似于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制定的那些），内容包括加宽街道、控制水资源供给，以及从建筑角度来说最重要的——限制可燃建筑材料的使用。因此罗马人从那时起就开始在他们的建筑中使用刚刚发明出来的混凝土。罗马混凝土的秘密在于它的砂浆中含有从包括诸如维苏威火山（Vesuvius）在内的一些活火山上取得的火山灰。除了火山灰和石灰砂浆，混凝土中还加入了大量碎石，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能让混凝土强度更强，硬化时间更快。传统的用生石灰、沙子和水混合而成的砂浆只有在水分蒸发之后才能硬化，而（被称为）“火山灰混凝土”（pozzolana concrete）的这种新式混凝土则可以与水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如现代的波特兰水泥一样，即便是在水下也可以迅速硬化。尽管罗马人是从公元前1世纪起开始用混凝土建造公共浴场的拱或穹顶，但广泛且具有开创性地使用混凝土建造拱或穹顶还是从公元64年的那场大火之后开始的。穹顶的历史借着大火创造的契机由此拉开了序幕，罗马人相信这场大火要么是尼禄亲自指示的，要么就是诸神在发泄他们的怒火。

　　尼禄的金宫（Domus Aurea）就是在大火之后不久由建筑师塞佛留斯（Severus）和塞勒（Celer）一起建造的，从中不难看出设计者对于使用混凝土构建新的建筑造型已经有了信心。这处辉煌的城市宫殿占地面积极广，覆盖了从帕拉蒂诺山到埃斯奎利诺山之间被大火烧毁的区域。建造这座宫殿耗费了巨资，宫殿内有不少精心制作的装饰物，（1506年时在这里被后人发掘的）拉奥孔神像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建筑中还存在各种机械奇观，比如餐厅天花板内部隐藏的管道就是用来向与君主一起进餐的客人身上喷洒香水的。不过，这里最有意思的建筑特点还要数位于建筑东翼的八角大厅那跨度约34英尺的穹顶。八角形的构造一定引起了菲利波的兴趣，因为他当然知道计划建造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也是八面体，只不过比眼前这个还要大得多。

　　更让菲利波着迷的建筑是万神殿。这座建筑始建于公元118~128年，是帝国皇帝哈德良供奉宇宙诸神的神殿。与金宫的八角形穹顶不同，万神殿的穹顶体型巨大，内部跨度有142英尺，高度为143英尺。在万神殿的穹顶建成13个世纪之后，它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穹顶。万神殿后来被改作了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 Rotonda），这也让它躲过了被洗劫和破坏的命运。当时的罗马人和朝圣者都为这个巨大的穹顶而感到无比惊奇。在没有任何可见支撑的情况下，这样的构造似乎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人们没有把这样的奇迹归因于古代工程师的高超技艺，反而认定是魔鬼发挥了邪恶的力量，所以万神殿也被称为“恶灵居所”。

　　菲利波会研究这座“恶灵居所”的哪些建筑特点呢？万神殿的建筑师们当然也面临过所有建造穹顶之人都要面对的一成不变的静力学问题，即如何抵消任何拱形都要承受的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分为压力（“向下压”）和张力（“向外推”）两种。建筑中的所有元素——无论是柱子、拱、墙壁还是房梁——都要承受这种或那种作用力：石料或木材会因受到上方的压力而被压短或是因受到侧面的张力而被拉长。建筑师必须设计一个能够让这些力互相作用、互相抵消的建筑结构，通过作用与反作用的巧妙博弈，将这些力安全地传导到地面上。

　　第一种类型的作用力不会给建筑师带来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石料、砖块和混凝土的抗压强度都很大，所以建筑可以被建得很高也不至于把底部压垮。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的塔楼是英格兰最高的塔楼，其高度达到了404英尺。科隆大教堂的两座高塔更是足有511英尺高，相当于一座50层的建筑物，这让它们比吉萨的大金字塔还要高上十几英尺，后者也是用了足够强韧坚实的石块才得以被建成的宏伟建筑。然而，即便是这些高耸入云的建筑产生的压力也远没有达到建材所能承受压力的极限：一根石灰岩柱子可以一直向上延伸至12000英尺，也就是说，当它的高度超过2英里时，才会因为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而倾倒。

　　不过，穹顶上的石料并不只是向下压，它们还会受到一种被称为“环向应力”的向外推的作用力，就好像如果从顶部挤压一个充了气的气球，那么气球中间的部分就会向外凸出。对于建筑师来说，问题就在于石料和砖块承受横向推力的能力远没有承受压力时那么强。

　　罗马人似乎对于张力和压力造成的建筑结构问题有一定了解，他们试图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山灰混凝土来解决这一问题。水平方向受力最大的位置是穹顶的底部，所以万神殿穹顶底部的墙壁极厚，达到了23英尺。越靠近穹顶顶部的墙壁越薄，最高处只有2英尺厚，正中还留了一个圆洞，被称作“眼睛”（oculus）。建造者在向穹顶底部墙壁的木制模板内浇筑混凝土时采取的是水平方向一层层浇筑的办法，先后共使用了5000吨重的混凝土。而到了穹顶顶部，建造者就改为使用重量较轻的浮石，甚至还采用了一种在当时来看很新颖的方法，即用空的双耳细颈陶罐（amphorae，一种用于运输橄榄油的器皿）代替碎石填充在混凝土里，以此来减轻墙壁的重量。穹顶的内部镶嵌了方格天花板，这种形式不仅能够进一步减轻重量，还能增强装饰性，自那之后一直被人们广为沿用。

　　万神殿为菲利波提供了证据，证明建造一个跨度像圣母百花大教堂规划的那么大的穹顶是具有可行性的。不过哈德良的建筑师们并没有获得彻底的成功，因为穹顶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肉眼可见的裂缝，那些裂缝像天上的闪电一样沿着整个天花板从上向下延伸到起拱线的位置，也就是穹顶的墙壁开始向内弯曲的起点。裂缝产生的原因就是穹顶腰部在环向应力的作用下被向外推，使得建筑构造承受不住水平圆周方向的应力而破裂。菲利波看到图拉真浴场（Baths of Trajan）的半圆形穹顶底部也有类似的呈放射状的裂纹，实际上，这种裂纹已经成了石砌穹顶上一个常见的标志。如何管控这种似乎连23英尺厚的混凝土墙壁都抵挡不住的水平方向的应力，就是建造一个稳固的穹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看起来，即便是穷尽古罗马人的智慧，也没法为摆在内里·迪·菲奥拉万蒂和他的同伴们面前的挑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菲利波究竟在罗马待了多久，又是何时离开的已经无法确定。他在罗马的经历就是一种新形式的追寻的最早的例子之一。一些不同于以往朝圣者的另类朝圣者自此开始纷纷前往这座城市，他们想看的遗迹可不是基督教教堂里展示的圣人尸骨。罗马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将发生转变，这个古老的城市不但不会再因为其与异教徒相关而受到诅咒，反而会因为这里的建筑、雕塑和知识而备受推崇。诸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安东尼奥·菲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弗朗切斯科·迪·乔焦（Francesco di Giorgio）和米开朗琪罗之类的建筑师后来都效仿菲利波，到罗马的废墟中寻找灵感。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其他地方，发掘异教徒遗迹都不再被视为厄运（人们还在罗马发掘了西塞罗的故居）。例如，1413年，人们在帕多瓦掘出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尸骨，由此引发了一场几乎充满宗教意味的狂热。尸骨被供奉在帕多瓦的市政厅，之后不久，市政府的主要官员们就收到了那不勒斯君主阿方索（Alfonso）索要一根股骨的迫切请求。另外一个更惊人的发现是从阿皮亚古道上的一个坟墓中掘出的一具保存完好的年轻罗马女孩儿的遗骸，这具遗骸还在1485年时被展示给了罗马公众。

　　其他形式的宝藏也纷纷被人们发掘出来。已经在坟墓中埋葬了几个世纪的手稿得以重见天日。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西塞罗的《演说家》（Orator）和《论演说家》（De oratore），提布鲁斯（Tibullus）、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和卡图卢斯（Catullus）的诗集（卡图卢斯的唯一一本手稿被发现时竟被用来当酒桶的塞子了），还有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讽刺诗》（Satyricon），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集，昆体良（Quintilian）的完整版《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所有这些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的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碎片都是在15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被发现的。就如菲利波研究的那些残垣断壁一样，这些手稿也会在古罗马人和15世纪的艺术家、哲学家和建筑师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在这些破碎的石料和褪色的羊皮纸的帮助下，整个世界都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