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生活中，常听到婚姻和家庭不过是“搭伙过日子”的说法，作为围城外人，不自觉地就对这样不浪漫、不理想、不高调的陈说生出了距离，既如此，不妨从客位视角出发，看看“过日子”的道理与魅力何在。

　　吴飞视“过日子”为个体在家庭中的实现和成就。“过日子”对家庭的想象，没有超越性的色彩，回归于日常生活的朴素，某种意义上恰恰成为现代性的表达。

　　在帕森斯和古德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催生出流动灵活、分工明确、理性务实的核心家庭，虽然这一判断后来遭到经验的反驳，但却确立起了家庭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关注现代化对于家庭的改造以及家庭的因应。例如，落合惠美子在《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中指出，战后日本，作为对现代化进程的呼应，通常多子女的大家庭会随着子女的外出工作与成婚成家，分裂为多个核心家庭和一个主干家庭（一般由结婚生育的长子或长女一家与老父母组成）。

　　现代化范式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启发我们理解家庭需要联系特定的时代语境，家庭虽然能够“关起门来”，却并非“空中楼阁”，家庭的变与不变都烙有时代的痕印。“过日子”一说突出了家庭的世俗指向和功利取向，看来它至今能够流行并得到认同，其所蕴含的性情倾向与社会结构性特质的吻合，发挥了作用。

　　从形式来看，“过日子”是社会秩序自我复制的动力之一，以功能论的调子来说，“过日子”强调家庭的稳定运作，这经过社会化、资本传递等机制，迎合了并服务于社会的再生产。

　　从内容来看，“过日子”的内涵变动不居。就拿大观园里众人来说，王熙凤作为合伙人对于贾府的管理，和宝钗期待的相夫教子、封妻荫子，就是两种“过日子”的姿态，而袭人、刘姥姥、尤二姐等人的“过日子”，又各有千秋，这反映出“过日子”的阶层性。

　　历时态地说，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人”构造既解放了家庭中的女性，又忽视了对于家庭传统分工的推翻，从而导致贺萧在访谈陕西农村妇女时发现，她们对于集体化的记忆，充满了诸如用孩子的出生来确定年份、用做家务活来履行开会义务、用“吃大锅饭”来表述大跃进等围绕着家庭、定位于家庭的理解。之后父权制国家主义的退场和市场经济的进入，使家庭从限制性的结构转为可利用的资源，出现了阎云翔在下岬村观察到的，年轻人强调自身权利、忽视尊重他人权力的义务的“无公德个人”现象。两个时代，孕育出两种“过日子”的涵义：前者积极改造家庭，国家运动却嵌在了“过日子”的逻辑中；后者转向经济主导，“过日子”却被重构出恩往下流、“386199”部队、儿童中心等意涵。

　　于是，“过日子”的内涵也需要动态地加以理解。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经历了服务于更大共同体的体制型婚姻、主张男外女内分工的伴侣型婚姻、注重满足个人欲望和需要的个体化婚姻这样的“三部曲”。中国社会的家庭变迁，一方面涵盖范围收窄（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应），表现为从乡土中生长出的伸缩灵活的“扩大了的家庭”“小家族”“事业组织”，到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婚姻制度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一方面互动密度/道德密度加大，观察今天家庭组织的功能性，一则重情，民主的亲密关系成为“过日子”的合理期待；一则讲利，应对外部风险、提供福利保障奠定了“过日子”的合法基础。

　　“过日子”作为看待家庭的框架，还有一层心理的价值，即安慰人心、整顿秩序的功效。这样，家庭中发生的不快或冲突，就能够得到合理化的解释：过日子难免磕磕绊绊嘛，日子总要过下去的呀……既淡化了当下的紧张，又用未来作为勖勉。“过日子”是对生活与人生的粉饰和修辞，它降低我们的期待，确定出生活的底线；又因是对绵延一生的成就之表征，成为人生的追求。

　　从“老婆孩子热炕头”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过日子”的表达和实践“与时俱进”，它对于国人的重要性，成为家文化抗逆力的强大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