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盛放的奇葩，他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与浪漫色彩的伟大诗人。他豪放俊逸、清新自然的风格成为盛唐气象最经典的标志，成为唐诗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杜甫是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与李白并称唐诗双峰。他生命遭际与时代共起伏，他忧国忧民，以沉郁顿挫、婉转精严的风格与创作特点将由由盛转衰的盛唐写入诗史。李白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将民生疾苦挥毫泼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杜甫以工笔勾勒的手法将民生百态描写得细致入微。

唐代是一个开明且开放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在此时得到融合，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历代知识分子。李白与杜甫便是这一融合的产物，不同的是李白更多地表现出了不能摆脱儒家思想影响的道家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杜甫更多地变现了暗藏道家思想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

李白杜甫二人的性格境遇决定了二人体察民生的角度，古诗创作的风格趋向。

李白的青少年是在蜀中度过的，读书、漫游、求仙访道、任侠是他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蜀中的道教气息十分浓郁，李白家居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他曾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临近的青城山则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环境的熏染，令他对道教生出极大的兴趣，以至"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道教有关生命的浪漫幻想，有关神仙的神奇传说不仅吸引着他踏遍名山大川求仙访道，且丰富了他的想象力，璀璨了他的诗歌意境。

充满道家仙风逸骨的李白一生未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得到统治者重用，却一生未得志。他任侠仗义，豪放不羁，当他被唐玄宗召见，在宫廷里做了一段翰林待诏的时候，其声誉一定是达到了顶峰，可以说如日中天。在他被"赐金放还"时，他的辉煌境遇便宣告结束。少年时代的道家思想影响加上曾经经历过无上辉煌的他注定无法像杜甫一般走近百姓，体察民生。

杜甫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之家，其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一代大儒，曾注《左传》。祖父杜审言初唐时任修文馆直学士、膳部员外郎，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远祖的文武勋绩，乃祖的文学造诣，以及家族的文化氛围既启蒙了他的政治理想，又涵养了他的文学才质。杜甫曾言"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当阳君文》），"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祖辈忠君与对儒家思想的崇尚对杜甫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一方面使得杜甫先祖的影响成为儒家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另一方面也给杜甫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力。

杜甫并非从最开始创作就充满着悲愁和忧患意识，对民间疾苦进行着感同身受的描写。年少时前往各地游历的他也同李白一样，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在《壮游》中，他诗酒快意，纵马游猎，豪拓放浪，"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杜甫还对一生敬重和喜爱、好奇的诗兄李白抛出一句"飞扬跋扈为谁雄"，高兴时呼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随着政治理想被当朝黑暗所摧毁，亲历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致命一击，杜甫目睹了民生疾苦之后的他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

李白和杜甫二人都十分体察民情，但是所站的角度略有不同。李白是站在高处的侠士俯视芸芸众生，而杜甫是穿梭于百姓屋巷观察他们的喜怒哀乐。李白对民生疾苦的体察掺杂着他浪漫的想象，他以一种仗剑奔走的姿态，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去描绘。而杜甫行走于民陌巷路，以现实主义笔法完成对民生疾苦的刻画，同时表达他对黎民苍生的深刻同情。

李白的《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中就体现了他的侠士风格与浪漫主义的风格。李白的关心政治诗《古风》体现了他俯视众生的倾向，"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萧士赟注认为"此诗似乎记实之作，岂禄山入洛阳之时，太白适在云台观乎？"郁贤浩《李白选集》云："疑安史乱起时，李白正在梁苑（今河南商丘）至洛阳一带，目睹洛阳沦陷，乃西奔入函谷关，上华山。此诗为天宝十五载春初在华山作。"朱谏注认为此时李白在庐山隐居。这里足见李白想象诡谲，在高处俯观安史之乱，有着仙境与奇幻的色彩，有对政治现实的批判，但是缺乏亲民与真实。

反观杜甫，他的个人身世与国家政治风云共起伏，他的诗歌创作也随之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当中。政治的黑暗使得杜甫原本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遭到打击，他目睹了了百姓生活艰苦后，写出了大量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代表作《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以一位路人的身份面对百姓生活的悲苦进行敏锐地揭露，同时他大胆地对封建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的暴行进行了控诉。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为赴国难，便将家小安顿在鄜州羌村，只身赶往灵武，不料途中为叛军所俘，被拘到长安，在长安他目睹了叛军的烧杀劫掠，有感于国家的残破，妻儿的离散，写下了《哀江头》《悲陈陶》《月夜》《春望》等名篇。《悲陈陶》中对于安史之乱的描写是极尽现实主义的风格，"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杜甫穿梭于战场中，对百姓遭遇进行实况描写，对战场的惨烈进行透彻的揭露与批判。

李白与杜甫各自描写民生的角度形成鲜明对比，诗仙李白在云端俯察众生，诗圣杜甫在百姓身边与百姓共呼吸，同命运。二人的不同角度成就了他们各自在诗坛的重要地位。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成为盛唐的符号，他有着继往开来，独树一帜的独特作用。而杜甫开拓了乐府诗的题材，"即事名篇"，用新题反映时事，是中唐当之无愧的乐府运动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