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自古重视食规与食风，而清宫中的御宴，也从数量和种类上超过历朝历代良多。清宫每逢除夕、元旦、上元、中秋、冬至和帝后寿辰等节庆增均要举行大宴，这林林总总的御宴无疑给清朝历史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的人间食味。

清宫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御宴，不是你想像中的这样哦

然而，清宫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御宴，却是偏偏极为“接地气”，那就是千叟宴。乾隆年间，军机大臣汪承霈曾作过一幅《乾清宫千叟宴图》描绘千叟宴的壮丽景象：宫内张灯结彩，耆老们在宫门内外三五成群各自寒喧，满面喜悦；另有年轻一些的官员准备着诗章书画等礼品，整个皇宫一片喜庆祥和。

这些老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宫中？那些精致的礼品又是为谁准备的呢？答案，就在只独清朝才有的四次千叟宴中。

《乾清宫千叟宴图》

康熙时代的千叟宴

千叟宴的诞生其实是个“偶然”。康熙五十二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耆老为庆贺康熙六十寿诞，自新春伊始便陆陆续续自发进京祝寿。这些耆老们近者来自京畿，远者来自千里之外，从正月至三月，从京畿至地方各省祝寿盛事不断，这一派摩肩接踵与京城九门内外林立的云楼宝榭、锦坊彩亭一道，绘制出了一幅普天同庆的盛世图景。

当年三月十七日，康熙从畅春园回宫，一路上各省耆老士庶夹道欢呼，跪献寿觞。耆老为称颂帝王恩泽而来，康熙自不忍心让臣民空手而归，遂下谕曰：“今岁天下老人，为朕六旬大庆，皆从数千里匍匐而来。如何令其空归。欲赐伊等筵宴，然后遣回……择定一日赐宴，预为内有艰于动履、不能前来者听之，其能来者俱令之来。即不能来者，朕另行按分颁给……年七十以上老妇，亦著奏闻，俟老人赐宴后，再定一日，送至皇太后宫赐宴”

康熙当时自然没有想到，自己这一道谕令，竟成了千叟宴的原型。

康熙帝画像

万寿庆典七天后，谕令开始渐次进入实施阶段。三月二十五日，康熙第一次在其驻跸的畅春园正门前赐宴，凡六十五岁以上的老者均可入席，席上“直隶各省汉大臣士庶人等”达4240人，其中90岁以上者33人，80岁以上者538人，70岁以上者1823人，65岁以上者1846人。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而这一次御宴参与者中年逾古稀的耆老竟达五成以上，大清帝国在康熙的治理下，也真可谓四海波静，千里同风了。

事实上，康熙本不欲对寿诞大张旗鼓。早在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礼部便曾上折请筹成寿典礼被否定，之后礼部亦不再议。只是到了次年，各省臣民纷纷涌入京师为康熙祝寿，这才让康熙下定决心举办万寿庆典并赐宴天下耆老。在万寿庆典后的一封诏书中，颇能感受到康熙的志得意满：“屈指春秋，年届六旬矣。览自秦汉以下，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

相比之下，畅春园之宴的主旋律则回归到了尊老尊贤的道德教化。欢宴之后，康熙传谕道：“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做官之贤否，移风易俗之效验，所以不暇讲究孝弟之本心之本，日之会，特出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簿而其簿者厚矣，而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井之间，各晓谕邻里，须先孝悌，倘天下皆知孝悌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辞让之根，非浅鲜也。昨日甘霖大沛，四野霑足，朕心大悦，而等无误农事，速回本地，特谕。”

畅春园之宴虽为臣民自发进京祝寿为契机，但康熙显然看出了其中的政治宣传意义，教导与会者“各晓谕邻里”以孝悌为重。此宴之后，康熙又分别在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针对王公贵族再设两宴，《清实录》中详细介绍了这两次御宴的皇恩浩荡：

甲辰。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十二人、于畅春园正门前。诸皇子、出视颁赐食品。宗室子执爵授饮。上升座。命扶掖八十岁以上老人、至御前。亲视饮酒。

乙巳。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七十岁以上妇人、齐集畅春园皇太后宫门前。随召九十岁以上者、入宫门内。八十岁以上者、至丹墀下。七十岁以上者、集宫门外。大臣妻年老者亦皆召至宫门内、赐坐。皇太后皇上亲视颁赐茶果酒食等物。其余令诸皇子、率宗室子、以次颁给。又赐大臣妻、衣饰彩缎素珠银两。

满州八旗

除最后一次赐宴妇人者人数不明外，前两次参与者共计6845人，这在清朝御宴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与盛举。不过，此时的千叟宴还“有实无名”：三次畅春园之宴不过是偶然之举，更并没有冠以“千叟宴“之名——直到九年后康熙再次召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及致仕退斥人员年 65 岁以上者 680 人”赐宴时，千叟宴才形成为一种制度。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自感不久于人世，遂于乾清宫分别针对满汉文武大臣及致仕退斥人员中的耆老赐宴。席间，君臣以“柏梁体”赋诗应和，康熙本人更书写了《千叟宴诗》，其文如下：

“百里山川积素妍，古稀白发防琼筵。还须尚齿勿尊爵，且向长睂拜瑞年。莫迓君臣同健壮，愿将亿兆共昌延。万机惟我无休息，日暮七旬未歇肩。”

之后朝廷将宴中诗作整理刊印，命名为《御定千叟宴诗》，“千叟宴”之名也便因此确定下来。

御定千叟宴诗

乾隆时代的千叟宴

清朝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千叟宴共有四次，前两次与清圣祖康熙相关，后两者则属于清高宗乾隆。当然，叟者，长老之称，千叟宴当然也只有康熙、乾隆这般太平盛世中的长寿帝王才有福消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千叟宴正是康乾盛世在膳食界中的表达。

乾隆四十九年，《四库全书》编纂告竣，元孙载锡的出生让乾隆实现了五世同堂，再加上次年便是皇帝御极五十周年，已经七十有四的乾隆大喜之下决意效仿其祖举办千叟宴。在当年闰三月寄给湖广提督马彪的一封上谕中，乾隆第一次提到千叟宴：“朕于明岁新正举行千叟宴。凡内外文武官员，年在六十以上者，皆预赐宴之例。”

新正即是新年正月，也即是乾隆五十年正月。从这一道上谕中来看，乾隆想举行的千叟宴与康熙六十一年的相似，其范围局限于“文武官员”。为筹备此次千叟宴，内务府专门成立了“办理千叟宴事务处”，并依据乾隆谕旨即刻行文各总督、巡抚、将军，据报备情况审核出符合条件者二千四百余人。初审名单出具后，乾隆又觉官员占比太多，难以表达其与民同乐的旨趣，遂又要求“西洋及耆老士农，八旗、绿营步军及各项兵丁、拜唐阿、匠役，皆有二、三人入宴”，并进一步要求“兵丁等打仗出力者，最宜酌量增添，其拜唐阿、匠役、士民人等，不妨多多益善”。最终，确定参宴者总数为3000人，其中王公大臣、文武官员1969人，其它各阶层1031人；此外再加上回部、番部的士官、土舍和朝鲜陪臣等，总人数接近四千。

乾隆画像

相比于康熙时期为款待入京祝寿者的临时性赐宴，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有着严密的组织性。参宴人员比例由乾隆预先制定，经军机处复核后再送经乾隆钦定，以确保千叟宴的“百花齐放”；而对于参宴者来说，这项荣誉从另一面来看也成了义务。各地与京师之间路途远近不同，需择时启程方能如期赴宴，其中远者如云南临元镇总兵陈大绂，甚至要提前两个月出发，一路风尘只为替来年的普天同庆添三千分之一的脚注；这其中，亦不乏有参宴而于途中病逝者——很难说，乾隆对形式主义的追求是让千叟宴更像千叟宴，还是更不像千叟宴了……

以乾隆对作诗的痴迷，在继承千叟宴的同时自然也要依圣祖原韵重写《千叟宴诗》：

“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

乾隆六十年，乾隆再次挥笔写下了另一首《千叟宴诗》，依然是依康熙原韵：

“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正肇庆合开筵。便因皇极初临日，重举乾清旧宴年。教孝教忠惟一笃，曰今曰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

而这首诗背后，屹立着乾隆举办的第二次，同时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千叟宴。

乾隆六十年是清朝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年。这一年，乾隆御极已达六十年，为了实现其在位不超过康熙的承诺，决定举行归政大典，内禅于十五阿哥颙琰。在皇权争夺极为惨烈的古代中国，归政大典实为亘古罕见之事，为了将这一盛典推向高潮，乾隆于乾隆五十九年秋连续三年开设归政恩科、豁免各省欠银，并免去嘉庆元年的地丁钱粮——而“再启耆筵，以纪重光之盛”的千叟宴，自然也成了这场“归政嘉年华”中重要的一环。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乾隆正式禅位，称太上皇。初四，千叟宴于宁寿宫举行。这一次千叟宴的规模达清朝御宴之最，其中王公大臣、各藩国贡使达三千人，受邀未能入席而在宴前发给食物者更达五千人，后世称其“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乾隆皇帝赏赐给杨维伦的千叟宴匾额

嘉庆元年的千叟宴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康乾盛世提清朝盛世的巅峰，同时也是末世的前奏，嘉庆之后，清朝历代帝王再无能举办如此繁华的御宴，千叟宴在嘉庆元年“国家重熙累洽， 景运昌明”的迷梦下，迅速划上了休止符。短短二十六年之后，道光效法乃祖于万寿山玉润堂赐宴耆老,但列席者包括和硕仪亲王在内不过十五人，已然连“百叟宴”都称不上了。

皇极殿千叟宴

千叟宴制度考

从康熙乾隆两朝千叟宴的发展史来看，康熙年间的千叟宴或举办仓促，或规模较小，其建制直到乾隆年间方趋于成熟大观。因此，考察千叟宴的制度流程，自然也当以乾隆千叟宴为标本。

乾隆年间的千叟宴规模巨大，其准备工作自然倍加复杂，内务府除了专设“办理千叟宴事务处”外，其营造司尚需油饰相关殿宇宫门、添置桌椅食器以及铸造所需的灶锅杯杓等物。等一切就绪之后，参加千叟宴的耆老们，包括乾隆皇帝本人，才能真正享受这场盛宴。

当然，这顿盛宴，要享受好也着实不易。作为清宫御宴的代表，千叟宴的食规之繁琐并不亚于任何一场御宴。

仿 《 千叟宴图 》

依外膳总理大人调度，千叟宴除宝座前的御宴外，共布陈八百张席面，依东西两路摆设。席面分一等桌张、次等桌张两级，食品及肴馔区别明显。

一等桌张置于殿内、廊下两旁，供王公、一二品大臣、廓尔喀使臣及诸国使臣入宴，其膳品为：火锅二个（银制和锡制各一）、猪肉片一盘、煺羊肉片一盘、鹿尾烧鹿肉一盘、煺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盘，乌木筋（筷子）二只，另备肉丝烫饭。

次等桌张置于丹墀以下两旁，供三至九品大臣、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入宴，其膳品为：火锅二个（铜制）、猪肉片一盘、煺羊肉片一盘、煺羊肉一盘、烧狍肉一盘、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筋二只，另备肉丝烫饭。

千叟宴，吃起来很复杂

然而，想吃到以上美味，还要需要漫长的仪式。宴席开始前，参宴者需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之后茶膳房大臣将在奏起的清乐中向乾隆进献红奶茶一碗；乾隆饮毕，侍卫将分赐王公大臣等茶，与此同时再由茶膳房总管首领太监向乾隆呈黄盘蒸食、炉食、米面饽饽、奶子等果宴十五品，之后则转入繁复的“奉觞上寿”礼。

所谓“奉觞上寿”，是先由内务府掌仪司官员奉爵台壶卮缓入，同时丹陛清乐起，群臣起立。执爵台壶卮官员走至殿檐东侧向西而立，向爵中添酒。进爵大臣脱去补服，与王公以下群臣同跪，从掌仪司官员处接爵后起立，行至皇帝前下跪进酒，与群臣众叟行一叩礼，往复三次才穿补服入座。同时王公以下众叟也相继入座，丹陛清乐声止而礼毕。

参宴者此时方能真正进膳，不过伴随着席间的觥筹交错，皇室子弟、一品大臣多有进酒者，参宴者需多次离座并进叩礼，个中礼仪颇为繁琐。宴毕后，参宴者又需一跪三叩——此时却不知经历了如此折腾的众叟，是不是真的饱暖了肠胃……

内府务，掌清朝宫廷事务

或许用数字更能看出千叟宴的耗费之巨。据内务府《御茶膳房簿册》和《内务府奏销档》所载，乾隆五十年千叟宴的食品耗材为白面七百五十斤十二两，白糖三十六斤二两，澄沙三十斤五两，香油十斤二两，鸡蛋一百斤，甜酱十斤，白盐五斤，绿豆粉三斤二两，江米四斗二合，山药二十五斤，核桃仁六斤十二两，晒干枣十斤二两，香蕈五两，猪肉一千七百斤，菜鸭八百五十只，菜鸡八百五十只，肘子一千七百个及玉泉酒四百斤……

不过，千叟宴最“烧钱”的，是宴席后的赏赐，而又以乾隆年间的千叟宴为最。康熙曾为参千叟宴的八旗、满蒙大学士等官员赐赏袍帽等物，并按不同年龄向众叟赐赏银两；而在乾隆年间，这种赏赐更加佛光普照，已升格成了“所有年逾七十以上各兵丁，在入宴人数之外者，著加恩按年岁赏给银牌一面”。千叟宴上的赏赐则更惊人，据《清稗类钞》载，乾隆五十年千叟宴“预宴者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嘉庆元年“千叟宴”，赐参宴者三千人及未入座五千人，各“诗章、如意、鸠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

盛宴前后，参宴者虽然并未能大快朵颐，却在皇帝这个散财“童子面前”，却足够赚个盆满钵满了。

乾隆御赐“养老银牌”

结语

从千叟宴的起源于康熙为祝寿耆老赐宴来看，千叟宴的诞生的确是“偶然”；但从清朝立国以降的道德教化风向来看，千叟宴的诞生也未尝不是一种“必然”——清朝立国伊始，便是极为尊崇尊老礼制的建设，千叟宴是有清一朝尊老风潮中最为抢眼的一环，但绝不是仅有的一面。

早在顺治即位时，在其恩诏中就对尊老制度做了颇为详细的规定：“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这里针对七十以上耆老的优待无分军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愈多，比之于历朝，清朝的尊老制度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了。

免役与赏赐绢帛米肉只是“入门”，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甚至会命“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 身无过举者, 岁举一人, 给以八品顶戴荣身, 以示鼓励”。乾隆帝八旬寿辰时各省奏请加恩耆老，其中一位一百六十六岁的老寿星竟直接赏六品顶戴，这是多少士子寒窗苦读多年而不可求的身份了。

顶戴，多少人一生的梦

在这样的“尊老大潮”中，千叟宴的诞生也便不足为奇——更何况尊老天然与饮食相关。舜、禹分别以燕礼、飨礼（君主主持洒宴）养老，之后乡饮酒礼于历朝历代流行，而《乡饮酒义》中的一段话也指出了尊老本身的道德教化意义：“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民入孝悌，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清朝同时身为征服王朝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朝，兼依仗其国力，最终在康乾盛世中缔造出了千叟宴这一文化盛筵。

作为清朝尊老制度中的冠冕，千叟宴必须仰仗于太平盛世，而当清朝国势渐衰时，这一盛事也便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饮食也是社会发展最直观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