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全面暂停可遗传基因编辑的临床工作，图片来自Nature

3月14日，来自基因编辑领域的多国科学家联名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全面暂停有关可遗传性基因编辑的临床工作。

这些科学家包括美国博德研究所Eric Lander、张锋、德国马普研究所 Emmanuelle Charpentier等学者，其中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有李劲松、魏文胜、邵峰、聂精保以及邱仁宗等。

多国科学家联名呼吁，图来自nature.com

他们强调，“全面暂停” 并不是要永久禁止相关工作，而是让大家先停下来，好好思考，允许各界人士敞开心扉、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国际通用的监管框架。

此外，“全面暂停”并不牵涉到仅用于研究目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工作（即不会将胚胎转移到人体子宫内进行发育），也不牵涉到有关体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工作（对于体细胞的基因改造并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在这篇评论文章中，研究者对为什么需要建立监管框架及如何建立做出了全面论述。

2015年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会议，图来自nationalacademies.org

建立监管框架迫在眉睫

早在2015年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会议上，多国科学家就曾对如何合理应用基因编辑技术达成一致协定，即“任何用于临床目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工作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最近众多迹象表明，这一协议的约束作用远远不够：

i） 近来有科学家直接公开违反这一协议；

ii） 有许多科学家显然知晓存在违反这一协议的行为，却没有采取足够的行为去阻止；

iii） 人们对基因改造人类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

iv） 越来越多评论认为就基因编辑达成共识是没有必要的；

v） 自2015年后，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有效监管可遗传性基因编辑行为。

这些现象令人担忧，因此建立一套国际通用的框架来约束相关行为已迫在眉睫。

基因编辑技术尚未成熟

在没有充分了解生殖系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长期生物学作用之前，我们不应将其应用于临床。即使从技术上可以做到定点改变某个基因，但其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

生物体内众多基因组成复杂网络，改变一个点就可能造成“蝴蝶效应”，图来openi.nlm.nih.gov

人体内成千上万基因之间的联系，像众多点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当我们“自以为是” 地改变一个点后，往往会造成我们意料之外的影响。

以此次备受关注的CCR5 基因为例，虽然其突变后可以对 HIV 病毒产生抗性，但有报道指出，CCR5 基因突变后也会大大增加其他病毒感染，如西尼罗河病毒和流感，从而引起并发症和增加死亡的风险。

换句话说，当后代接受了基因编辑后，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负面影响。

伦理和社会的担忧

生殖系统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很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如具有遗传差异的个体很可能会受到污蔑和歧视，DNA 编辑过的儿童可能心理上受到负面影响。

电影《千钧一发》1997年就大胆预测可遗传基因编辑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图来自rogerebert.com

许多宗教团体也发现，重新设计人类的想法在道德上令人不安。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哪些人的后代有权利接受基因改良？ 技术获取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可遗传基因改良甚至可以把整个人类分成两类群体。

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

基因编辑技术监管框架的建立，不能只由个别团体负责，如科学界或商业界，需要整个社会为之努力，需要大众知晓，更需要每个国家的支持和自觉。它应该是各个国家为主体，由国际机构牵头的全球性组织。

本评论文章呼吁，建立一个依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合作组织或类似的全新组织。

在这个框架下，每个国家应履行自己的承诺，首先在本国内开诚布公地讨论相关政策，根据实际国情批准可能的临床方案。然后各国联合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全球性机构。该机构负责对各国政府所通过的相关政策进行多边协商和评估。

文章还指出，该框架虽不是一份白纸黑字的条约，但给各国采取不同的做法留下空间，并鼓励各国努力提升透明度、公共参与、国际协商并负责在其境内进行有效监督。该框架甚至可以劝阻一个国家放弃考虑不周的临床方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图来自nih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医学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等多国组织，对该呼吁作出了积极回应。

其中 NIH 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表示 “希望在最大限度尊重人类的前提下，最终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框架，规定是否或如何进行生殖细胞编辑的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