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辈出,而这些大师看似如今在同一个位阶,可在当时,一定是有阶级之分的。

鲁迅,自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可算起底蕴来,终究还是比不上梁启超等人。至于胡适,虽然没有自称过阶级论,但是他的收入要比鲁迅多上一些财务上的自由。

一、努力奋斗的中产,与生在娘胎的中产

中产阶级的标准,起码要吃喝不愁,享乐不心疼。

在这个阶级里,鲁迅用尽了全力,挣扎着才踏入门槛,而胡适,则是刚出社会便迈入中产阶级。

胡适在文人里算是非常会赚钱的人。

26岁,大学还没有毕业便已经签约北大。据说,扣掉生活费,当时的胡适能够存下230元。这个价格足够穷苦人家在北京生活四年,因为那时是1917年。

后来胡适住的地方也是富裕人家常驻的所在——米粮库四号院。

米粮库这个地方很神奇,这里容纳了当时接近一半的文人学者,诸如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徐志摩陆小曼还有徐悲鸿等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有个称号,叫做“京派文人”。

他们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没有收入烦恼,一心做学问,剩下的时间便用来高谈论阔。

梁启超的家境已经不能用中产来形容了,所以作为儿子儿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自然不需要为生计发愁。

而胡适,则是踏入社会便已经迈入中产门槛,朝着富裕家庭的道路昂首挺胸地迈进。

1930年左右,胡适的收入已经到了1500元每月,这个数值换算到今天大约是五万人民币。而同时期的鲁迅,月均收入才六七百,也就是现在的两万左右。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了眼界和举止

靠着奋斗迈入中产的人,值得尊敬,但同样的他们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便是做事畏手畏脚,或者说,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才能克服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至于出身在富裕家庭以及才入社会便没有经历过风雨的幸运儿们,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骄傲和自信,已经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和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同,胡适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下。

与胡适同样生活在聚光灯下的,还有老天爷的心头宠儿林徽因、梁思成、陈垣、傅斯年等人。

胡适和这群文人毗邻而居,生活自然紧张又活泼。

他会经常腾出一天时间来招待客人,每周一次,然后照常上班下班,吃饭喝酒,读书写作。

这样的生活,不能说特别好或者特别坏,但至少让人感到安稳和舒适。

但有趣的是,人在安稳之中,便很难再深挖自己的潜能和本事。就好像40岁以后的胡适便进入了瓶颈期,再也没有巨大的文学方面成就。

至于鲁迅,虽然少了高谈论阔的光彩夺目,却成就了思想上的深度和广度。他少了生活里的享乐,多了思想上的伟大。

他批评过胡适这一批的“京派“学者,有钱有闲便少了一些紧张感。至于冰心,同样因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林徽因进行了暗示般的讽刺。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冰心嫉妒林徽因。

这样的话,对冰心或许有些偏颇。

或许她的确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嫉妒,但更多的应该是真的看不惯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做派。

三、生于安乐,还是死于忧患

站在圣人的立场上,却点醒感化世人,还是过好自己这一生,该享受享受,该奋斗奋斗?

这个问题,其实从来没有定论。

就如鲁迅看不惯林语堂的小家子气,他同样看不惯胡适等人的寻欢作乐。

或者,用寻欢作乐这个词有些偏颇,毕竟那群鲁迅眼中的享乐派,在自己的领域也有成就。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要救世的,也不是世上每一个人都值得去拯救的。很多人,连自己的一生都过不好,便想着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这样的吃相的确有些难看。

鲁迅是伟大的,他付出挣扎、努力和辛劳,却改变这个世界底层人的思想。

但同样的,胡适林徽因等人也足够伟大,他们代表了上层知识分子的追求。

人各有志,无法苛责,更无法评价谁更伟大。

鲁迅意在点醒世人,而林徽因梁思成等人拯救了无数中国古建筑。

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若不是这群“与社会脱节的精英分子“,谁还能想到这些古建筑是比吃饱穿暖更重要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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