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所宁波分所经费一步到位、全取消全松绑时都经历了什么……

作者/胡月昌

胡月昌

1963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加入株洲所，曾担任株洲所科研科长，株洲所副所长，宁波分所所长。

弹指一挥间，株洲所已经成立快60 周年了。

如果人生真能有百年，下半生来宁波最初十年的五味俱存，对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感悟最深刻，我将其总结为“五年艰辛求生存，五年拼搏争发展”。然而，此生中最精彩而纯真的时光，却是上半生在株洲的二十七年。因为在那里奉献了我的青春年华，而且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科技体制改革。

株洲所呈现今日之辉煌，既得益于“团结和谐、求实创新、拼搏奉献”的优良企业文化，同时也得益于当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 上世纪末，株洲所科研大楼外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席卷全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浪潮中，让我留下最难忘印象的一页，就是“一步到位，全取消全松绑”。

1984年初，一场科技体制大变革的风暴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萌动着。所党委经过发动群众认真筹备研究，6月份所部以（84）株研第61 号文《关于我所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改革试点的请求报告》报送铁道部工业局和科技局。

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形成过程中，围绕着“取消国家事业费、实现自负盈亏”的步骤和尺度，全所上下曾经历过激烈争论。

1959年建所以来，作为铁道部下属全民事业体制的科研院所，获得的经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上级事业费拨款、科技三项费用拨款和基建专项拨款。科技三项费用是根据单位承担的国家级、部级重大科技项目，拨给的科技研发费用。基建款则按照经审查批准的基建项目计划预算分阶段拨给。而事业费被俗称为供养科研院所员工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头费”，是按照员工人数平均下拨，可以看成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当年我和参与改革方案策划的大多数人一样，二十多年来皆已适应了在事业费保障下的工作和生活，对研究所取消事业费毫无思想准备。因此都主张稳妥地提“部分取消事业费，逐年递减分步实施”为宜，以便稳妥地确保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不受影响。

唯独所长丁爱国强烈坚持“全部取消、一步到位”。丁所长分析的理由是：1983年全所得到来自铁道部的事业费拨款70万元，根据当时所内的科研经营状况，即使不要这70万，勒紧裤腰带也能挺得过去。改革的政策精神是“部分取消部分松绑，全部取消换得全部松绑”，我们就是要千方百计争取全松绑，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科研经营活动的束缚，以争得最大限度的科研经营自主权。

翻开株洲所的历史，围绕着电力机车的改进与开发，在设置专业比较齐全的研究室同时，一个作为中试基地的试制试验车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当年我们和国内众多科研院所的不同之处。实际上1968年开始，基于科研人员与工人师傅的紧密结合，株洲所试制试验车间就承担着国产电力机车26 种电器的试制任务，八十年代已进入批量生产，并形成一定的产值和销售收入。据资料统计，1984年实现销售收入714万元、利润245万元。由此可推想1983年时应该已有一定的自我积累，而1983年全年职工平均人数495人，职工工资总额48.4万元，平均工资为978元。鉴于这样的自我积累，丁所长所说“勒紧裤腰带也能挺得过去”，绝非毫无依据的凭空臆想。

这精辟的分析终于说服了大家，丁所长勇于探索的前瞻性思维和大胆闯禁区、冒风险的精神，激励着参与改革的每一个人。我们夜以继日地对方案逐字逐句斟酌、修改，并向省市和部局两条渠道同时申报。改革方案包括实行所长组阁、室主任聘任制，允许研究室之间人员流动，科研管理上采用课题合同制，试行技术转让收入及产品销售收入按比例留成等奖惩制度。这些如今看来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举措，当年却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生事物”。这薄薄的8页纸，既是所领导改革思路的全面体现，也是同仁们在科研课题合同管理方面探索实践的初步总结，凝聚着全所人敢想敢干的拼搏精神。

7月17日株洲市科研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我所召开，8月11日铁道部工业总局批复，株洲所在整个铁道部和全国的大院大所中率先“断皇粮”，一场史无前例的科技体制改革在所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株洲所义无反顾地成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弄潮儿”。

1985、1986年，我先后被部、局借调参加了全路科技大会和工业总公司科技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在这些重大会议上，株洲所多次被指定介绍改革的经验和成效。在诸多重大场合丁爱国所长还大胆宣传“没有钱怎么搞科研？用生产去挣钱，有了钱才能搞科研！”此类当时被视为很离经叛道、颇受争议的“谬论”，均在全路引起强烈反响。其实此类通俗化言辞的实质，是将科技成果由样品、展品变为产品、商品，加速转化为生产力，搅动科技界墨守成规长期存在的一潭死水，探索自身潜在的活力。

1990年，在初具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株洲所又主动与中车公司签订科研效益全面承包合同，每年以销售收入的6.5%向中车公司上缴科研发展基金，由“断皇粮”升级为“交公粮”。这又属当时科技界极为罕见的创举，其深远意义在于逐步实现产品研究所向科技先导型企业的过渡和转化。

这一系列重大变革大大激发了全所的活力和潜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并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不仅没有危及研究所的生存，还以自身的创收大量投入科研开发和手段建设，步入“科研—生产—效益”的良性循环，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誉为“科技长入经济的火车头”，为技术开发型研究所探索了一条科工贸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为此后高新技术产业集团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贯彻国家科委倡导“内地有实力的科研院所可以到沿海地区建立窗口或分所”的精神，自1989年开始陆续在宁波等地创办了分所和合资公司。

▲ 2003年宁波分所银装素裹

1991年10月，国家科委条件财务司来宁波调查部属科研院所拨款制度改革后的发展情况。宁波分所是宁波市首批成建制引进的两家部属科研院所之一，市科委指定当年主持宁波分所工作的我参与接待，调查组说：“1985—1987年是挣扎阶段，1988—1989年是爬坡阶段，1990—1991年是发展中试能力阶段。在全国科技开发型科研院所中人均创收超过1万的只有11家，你们株洲所的人均创收达3万，在300多个部属院所中名列第一。现在很多取消事业费的科研院所生存很困难，不知你们近况如何？”我说：“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很好发展。正是响应国家科委倡导的精神，我们没要铁道部一分钱，自筹资金到宁波等沿海开放城市来办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