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80baf2b46fe74e5ca44863574c564f34\" img_width=\"569\" img_height=\"767\" alt=\"腾飞|回忆父亲滕代远\"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滕 飞：\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的父亲滕代远，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在儿女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慈爱的好父亲，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循循善诱、培育我们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引路人。他逝世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笔弥足珍贵、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共产党员顶天立地的革命气节和一份视人民为衣食父母的公仆情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知识青年要和工农兵相结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23年，我父亲考入位于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6月，他在中共湘区委员陈佑魁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学生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锦江潮》，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他撰写发表了《中国的现状》、《读书为什么》等一批进步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表现积极，次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少不更事的时候，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您在学校读书，成绩优秀，为什么还被学校开除？为什么书没读完就去搞农民运动？”父亲说：“被学校开除，是因为学校当局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把持，我们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大革命运动，当然会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社会制度。让‘耕者有其田’，让中国的老百姓当家作主。”这正是父亲投身革命的初衷。在湖南二师读书期间，他一边做学生的工作，一边做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的发动工作。不久，他受湖南省委的指派，去长沙、平江、浏阳、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我父亲是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投入工农解放运动的，他一直认为：知识青年如果不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缘此动机，20世纪60年代起，他陆续将4个儿子送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广阔天地去锻炼成长。1962年，在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他就让正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大儿子滕久光应征入伍，去海防前线服役。1965年，他又让二儿子滕久明报考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献身于国防事业。1968年，他又坚定地支持三儿子滕飞应征入伍，到祖国西北献身于核武器研发事业。这一年年底，他又将最小的儿子滕久昕送往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当牧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好钢必须经过千锤百炼\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漫长的战争年代，父亲身体力行归结出一条真理——好钢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地锻造，如此才能去除污垢和杂质。因此，他对于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要求都特别严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哥滕久光在海军航空兵服役时，父亲在家书中要求他戒除干部子弟优越感，以工农子弟为学习榜样，吃苦耐劳，悉心掌握过硬的军事技术。对久光的个人生活，父亲要求他晚一些谈婚论嫁，把精力都放到工作和事业上。对其他几个儿子，同样如此。起初，我们并不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还在私下里偷偷埋怨：“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干吗那么晚结婚？！”但是，又不能违背父亲的规定，我们弟兄几个都是30岁以后才结的婚，我则是35岁结的婚。今天，我们才深深感到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是为我们的长远而考虑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父亲特别注重用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来教育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个过程在我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我上初中时，父亲曾带我参观军事博物馆“雷锋事迹内部预展”，在参观时他要我好好想一想：雷锋为什么那样爱学习？雷锋为什么对人民群众一往情深？毛泽东主席为何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的年代。工资级别为四级（副总理、大将级别）的父亲主动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级别，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那个年代，妈妈虽然也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工资级别为行政十级的厅局级干部，但是和我们一样，她也不能享受父亲的伙食标准。国家保证父亲的主食是细粮——大米，尽管我们是一日三顿和父亲共同进餐，但是妈妈和我们的主食是以粗粮为主。而且，即便是玉米面窝头，也不全是玉米面，必须掺进很多菜叶才能吃饱饭。我当时十二、三岁，正是男孩子猛长身体的发育时期，所以饭量特别大，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不要掺菜叶的玉米面窝窝头就是幸福。父亲经常也来吃我们的窝窝头，把他的大米饭让给孩子们吃。父亲说：“战争年代我们经常吃窝窝头，那还算是后勤保障不那么艰苦的时候。挖野菜、吃树叶，那才是家常便饭。”我和弟弟年龄虽小，也不会去动父亲的那一小碗白米饭。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党和国家给父亲的，父亲还要担负很重要的工作任务。我们弟兄四个，从来都是哥哥的衣服小了，留给弟弟穿。当我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时，我感到的是自豪和骄傲，因为我虽然没有成长在战争年代，但是父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我身上得以体现。从我上小学起，凡是填报个人档案资料，在家庭出身一栏，父亲规定我只能填写“职员”。父亲说：“从国家主席到总理，从部长、省委书记到科长都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职员。你们不要有任何特殊感，工人、农民的孩子和你们一个样，甚至许多地方比你们还强，你们要好好向工农子弟学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8年2月，父亲送我入伍时，亲自教我打背包，并郑重地将一本毛泽东著作和一本《雷锋日记》放进我的军用挎包，叮嘱要求我以雷锋为榜样，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战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当兵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虽然从军前已经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但是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整天喝着苦涩的地表水，漫天风沙见不到绿色。这巨大的反差，还是让我在家书中流露出茫然失措的情绪。父亲敏锐地察觉到我遇到了新的考验，他马上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用“金张掖，银酒泉”的古话教育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祖国的大西北。父亲曾多次向我讲述过他对这块热土的深厚感情，1937年5月1日，按照党中央命令，父亲曾和陈云从莫斯科赶赴这里援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难忘的新疆工作经历\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新疆的战斗经历占了一个重要位置。1935年底，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突然中断。为了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取得国际支援，党中央派邓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但是6月27日邓发到达张掖后，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后来才知道邓发化装由安西到了迪化。父亲由苏联秘密赴新疆，去接应邓发。在苏联红军帮助下，他越过中苏边境，然后由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赶马车送到塔城，在塔城和苏联领事打了招呼，就坐长途汽车到了迪化。父亲找到事先联系好的新疆省民政厅长，住在他家里。经过多方面打听寻找，后来打听到邓发的下落，父亲终于和邓发在迪化见了面。父亲返回莫斯科后，党中央又命令陈云和他分别担任团长与副团长，带领中共代表团再次赴新疆接应红军西路军。在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宴请他们，并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父亲提出，西路军进新疆后，缺少武器弹药。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答应送他们90门大炮。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梨园口惨遭失败后，党中央通知西路军左支队余部向新疆转移，党中央已派陈云和父亲前去接应他们。经苏联的斡旋，1937年3月，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对边务处交代：“共产党有一部分军队在甘肃被国民党打散了，新疆省政府同意接应他们，现在已派王效典为全权代表前往星星峡做接应工作。但是，驻哈密的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极力反对共产党进入新疆，企图在中途阻击，要让边防处安排部队消灭他。”4月下旬，边防处星星峡办事分处发回电报：“红军已到星星峡，人数只有三、四百。”这时已到迪化的陈云和父亲，还有一个苏联顾问等人于4月28日，乘坐由盛世才提供的汽车，满载着武器、服装和食品，以及一个营的武装部队，启程向星星峡开进。这天适逢春雪，冷峻的天空，雪花划破凝重。浩浩荡荡的车队鱼贯而行，在雨雪中颠簸前进。车队当天到达吐鲁番县城，第二天继续前进，到达七角井。途中，车队的警卫部队与尧乐博斯的骑兵发生激烈交火，尧乐博斯匪徒被击退。后来，他们来到星星峡以后，只见二三十座碉堡挺立山顶，俯视峡口。王效典领着两个人走进教导大队队长宫自宽住的小屋，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代表施平（陈云的化名）和李广（父亲的化名）！”又向二人介绍说：“这是宫大队长。”宫自宽命令警卫部队将从省里带来的衣服、米面、饼干、罐头以及日用品分发给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陈云和父亲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西路军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热烈拥抱。继陈云讲话后，父亲高声对大家说：“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迎接大伙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受罪了。现在你们回到自己家里了。”当他和西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吕黎平握手时，站在一旁的李卓然介绍了小吕。父亲松开手后退一步，上下端详着吕黎平说：“吕继熙？你不是吕继熙吗？”原来，吕黎平本名叫吕继熙，在父亲担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长时，吕黎平在军委作战科，他们经常接触很熟悉。父亲再一次紧紧搂住了吕黎平说：“小吕，你受苦了，你们都受苦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星星峡召开的五一节纪念大会上，陈云和父亲代表党中央亲切地慰问了西路军左支队的同志们。5月1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四百余将士在陈云带领下，乘车向迪化驶去。5月7日傍晚，车队进入迪化西南十余公里的红雁池，尔后，西路军将士们住进了新落成的纺织厂工人宿舍。两天后，盛世才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贵宾室秘密会见了陈云和父亲以及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7月底，西路军的将士们从驻地迁移到东门外的营房里（今五星路）。经陈云和父亲研究决定，将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为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设干部队和四个大队，对外称“新兵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陈云和父亲亲自为指战员们上文化补习课，尔后，又开展了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电台等业务训练。陈云和父亲还专门为“新兵营”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使将士们在掌握现代军事知识的同时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命令，在迪化南梁正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中央决定父亲出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在父亲主持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紧紧抓住中共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帮助盛世才稳固新疆政局；二是巩固抗战后方和保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三是筹集和转运国际和新疆援助延安八路军的军火和其它军需物品；四是为八路军培养人才；五是迎接和接待往返于延安和共产国际间的高级干部；六是指导和管理在新疆各地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父亲除了管好“新兵营”的工作外，还积极与共产国际、盛世才进行联络、交涉，筹集了羊皮大衣5万件、汽车10辆、高射机枪12挺、子弹12万发支援八路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底，父亲奉命调离新疆返回延安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ql-align-justify\"\u003E\u003Cbr\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1 class=\"ql-align-center\"\u003E\u003Cstrong\u003E滕代远报告毛泽东请求保留铁道兵\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滕久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出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的铁路修建、管理和运输，任命滕代远为军委铁道部部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同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将铁道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由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兼任兵团副司令员，纵队参谋长李寿轩任兵团参谋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王鹤峰兼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兵团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供给、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由铁道部负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工程技术兵种，包括铁路、隧道、桥梁、建筑、舟桥、通信工程等部队，担负着工程保障任务。战时，担负战区的铁路抢修、抢建任务，保障军队的机动和作战物资的输送；平时，主要参加国家铁路建设。“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成为铁道兵部队的口号。从1948年夏到1949年底，铁道部队广大官兵与铁路员工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抢修任务，使全国遭国民党军队破坏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已通车。据统计，这期间共修复线路1629公里、桥梁976座、车站房屋5898平方米，修复信号232站，为解放军渡江南下、进军西北、解放全中国提供了铁路保障，为战后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6月1日，平保筑路工程总队被改编为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6月15日，北平和平改编的装甲列车总队第一总队划归兵团建制，改编为兵团铁甲总队。8月1日，军委电令，将察哈尔军区预备医院第三分院调归兵团，分配到各支队医疗单位。10月15日，将华北军区石家庄医院划归兵团建制，改称铁道兵团直属医院。11月26日，从山东军区接收新兵1.02万人，除补入各支队部分外，暂组3个新兵训练团，在石家庄集训。12月下旬，铁道部将机械筑路工程总队调归兵团领导。1950年2月15日，遵照军委1月9日电示，将石家庄集训的3个新兵团与装甲总队合编为铁道兵团第六支队（辖3个大队），任命尹诗炎为支队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吕正操、武竞天和石志仁同时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全国转入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战时应急抢修的铁路，已不能适应繁重运输任务的需要，必须进行全面的永久性复旧。1月，全国铁路工程计划联席会议后，铁道兵团全力配合铁路职工参加京汉、粤汉、陇海3大干线及同蒲线北段的永久性复旧工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0年5月26日，铁道兵团在北京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滕代远传达了中央财经委员会4月22日向政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将铁道兵团改为工程队，实行企业化建设的报告。“实际上，内部对这件事的行动步骤已经基本定了”，时任三支队政治委员的徐斌在1987年3月19日上午接受采访时说。经与会同志讨论，大家反映强烈，认为兵团已经建设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修建铁路的技术兵种，在当前还有战争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战时抢修的需要，兵团不宜削弱。兵改工，转得这么快，工作不好做，而且也会影响到工程质量。从巩固国防、加强备战出发，与会者一致认为：兵团仍应保留并需加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滕代远深入各个小组，耐心听取大家意见，没有把上面的意见硬往下压。会后，滕代远主持召开了铁道兵团党委会议，认真研究分析后认为，为减少费用开支和适应全军整编的要求，兵团部队可进行缩编，但要保存主力和技术骨干，以利必要时迅速扩大部队，适应战争需要。会后，兵团党委即向中央军委建议报告：保留兵团番号，部队缩编，仍归军委建制；工程业务和军费供应由铁道部负责，其他工作统归军委各有关部门领导。滕代远建议铁道兵“应成为一个特种兵，成为战斗序列不可缺少的一个兵种”，这个建议受到兵团上下的一致赞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月10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保留铁道兵团缩编部队的报告。遵照军委关于保存主力、缩编部队的批示，铁道兵团于7月中旬下发整编命令，8月1日开始正式整编。此次整编以国防军战时陆军编制为基础，本着“加强机关，充实连队，减少层次，提高出勤率”的原则，根据全军整编要求，将支队编为师，大队编为团，取消中队（营）一级领导，每师设2个桥梁团、1个线路团。按上述原则，将一、二、三、四、六支队和第一工程处、机械筑路总队、汽车大队、长辛店南厂及兵团直属机关3.8万余人，缩编为3个师、1个直属桥梁团、1个直属汽车团及兵团直属机关等共2.57万余人。原一支队编为第一师，任命刘克为师长，郭延林为政治委员；二支队编为第二师，任命刘震寰为师长，马凤舞为政治委员；四支队和三支队二十七线路大队编为第三师，任命龙桂林为师长，徐斌为政治委员；三支队直属队、第三桥梁大队及二十三线路大队一部编为直属桥梁团；汽车大队编为汽车团。六支队直属队与三十一线路大队编为公安师，和原铁甲总队均隶属公安部建制，暂由兵团领导（1951年1月1日归属铁道公安司令部）；第六桥梁大队和三十二线路大队番号撤销；第一工程处及长辛店南厂调归铁道部；机械筑路总队拨归交通部公路总局。为有计划地培养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1950年9月，在北京成立铁道兵团干部学校（当年11月6日干部学校移驻河南洛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滕代远撰写的《我的回忆》（未发表）中可以看到这段文字：“我亲自出面找军委、总参、总政负责人商定（量），不能取消，应该加强。结果，毛主席的书面批示下达后，才算铁道兵团应该长期存在，要加强政治和技术建设，成为我军一个不可或缺的兵种。”据第三师政委、后来成为铁道兵团参谋长的徐斌回忆：以后滕（部长）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讲“你们胜利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9月18日，中央军委下发通令指出：“为健全铁道兵团的组织领导，走向正规化建设，成为现代国家兵种之一，确定该兵团为军委建制，加强各部门的领导，除工程业务由铁道部直接领导并负责经费外，其他各业务部门的请示报告、会议指示、文件分发，以及干部受练调动等，均与其他直属部队相同，建立领导关系。”这份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央军委通令，明确提出了铁道兵团的建设方向，再次明确规定铁道兵团隶属军委建制。原任兵团参谋长的徐斌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滕代远同志当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对兵团建设起了关键的重要作用。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兵团在援朝作战中发挥了作用，实践说明滕代远同志是有远见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9日，铁道兵团奉命进入朝鲜，执行抗美援朝铁路抢修任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铁道兵团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师、团、直属机关和部队代表62人。会议以总结工作、统一建军思想、检查兵团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为中心。会上，兵团副政治委员崔田民作了一年来部队工作总结报告。兵团党委书记滕代远作了会议总结，检查和批评了兵团党委对贯彻铁道兵团建设方针上的错误和缺点，指出，中央军委对兵团建设方针一直是明确的，如何在工作中贯彻实现军委方针，是兵团党委应解决的首要问题。为统一建军思想，总结中再次强调了毛泽东1950年9月18日对铁道兵团建设方针的批示和朱德总司令对“铁道兵团要整编但不能缩小”的指示。总结报告中再次指出铁道兵团的性质和任务。根据侵朝美军不断侵犯我国边境的战争形势，在总结中要求各部队结合整党运动，提高战斗意志，克服斗志松懈、解甲归田思想，切实做好战斗准备。会议于10月22日结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1月，兵团各师召开了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认真传达贯彻了兵团党代表会议精神，总结了近期工作，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斗志，为加强部队建设和即将入朝执行新的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央军委从人民解放军划拨10个师到铁道部，参加修建铁路的工作。根据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的意见，这10个师全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担任抢修、破坏和新建铁路的战略任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3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9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滕代远对铁道兵有着深厚的感情，时刻关注着这个新兵种的成长，为这支英雄部队的创建与发展，花费了许多心血。铁道兵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和共和国铁路大动脉建设立下的不朽功绩，使人难以忘怀。\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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