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泥土里的想念》里的主人公犹太女孩撒拉是在一条街上长大的，我家与她居住的福康里只隔一个路口。上学，玩耍，我们的脚印常常重叠，尽管我比她晚出生二十多年。但当我于本世纪初开始打捞犹太人在天津百年生活史这艘沉船，开始用文学和历史研究两支笔去激活这段历史时，撒拉就走进了我的生活。街道上空常常响起女孩儿嬉戏时的尖叫，街角间或有女孩儿的裙摆一闪而过，我知道，那就是她。

天津自1９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有犹太人居住。在小白楼一带，犹太人建立了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和养老院，形成了完整的犹太社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大批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中国，有的在天津安顿下来，工作、生活，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于战争结束后又从天津走向新的生活。以色列海法的本杰明·卡布宁斯基（Benjamin Kabuliansky）曾经三代人生活在天津，他深情地将天津比作犹太人“神圣的渡口”。

为获取珍贵的口述史资料，我采访过许多在天津生活的犹太人。与所有历史学者不同，我的研究是逆向的，从细节起步再走向宏观。而细节往往更能令我流连：犹太人在天津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当犹太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相碰撞时发生了什么？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在人命危浅之际，这座城市给予了犹太人什么？那些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的犹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语言符号，为什么至今留有天津的印迹？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索尔（Sol Birulin）把他的电子邮箱命名为“天津男孩”。他于１９２１年在天津出生，十八岁时赴美国，人生的玫瑰季节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给了我一张他与中国保姆的合影。照片中，他才一岁，穿着中式裤褂，头戴老虎帽。手艺出自保姆，他叫她“阿妈”。那是个年轻的女人，目光慈爱安详，尤其是她光洁的前额，那光洁竟能穿越90年漫漫历史尘埃，照亮我的书案。她便成了小说里阿妈的雏形。居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塞穆尔·米勒（Samuel Muller）从小在福康里长大，前几年脚步尚健，他每年都要回到天津，去福康里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前的台阶上坐一坐。他忘不了童年玩伴儿金宝、银宝，希望我能找到他们。年代太久远了，福康里早已物是人非，我没能找到。但这两个男孩儿却蹦跳着来到小说里，与主人公犹太女孩儿撒拉共同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

在中国儿童小说中以一个犹太女孩儿作为主人公，似乎匪夷所思；但从我采访第一个天津犹太人，到拿起笔来写撒拉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漫长的寻找与钻研，漫长的呼吸与感受，当我给她取名撒拉时，她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

撒拉不是《安妮日记》里的安妮，也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纳粹铁蹄下的犹太女孩儿。撒拉是第三代犹太移民，她在中国天津出生，虽然母亲早亡，她却得到了天津阿妈无微不至的呵护。战争降临，面对残酷、身处艰难，她与天津小伙伴金宝、银宝紧紧依偎，她身边有阿妈、小马哥哥、二房东张太太，是他们张开臂膀为她挡风遮雨，是他们将这跨越国籍、种族、人种的人间大爱赋予了她，同时，她幼小的生命也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使她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都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天津人海纳百川的胸怀、义气干云的气节和火爆热烈拥抱日子的生命态度，都影响了撒拉。她喜爱老虎褡裢及一切民间艺术，笃信“泥土里的想念”这个民间俚俗；她与金宝、银宝同甘苦共患难，帮助犹太难民勃曼叔叔走出精神阴影，用浴缸船为水灾难民送去食物；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下，她勇敢地挺身而出，维护了文法学校校长马林斯基的人格尊严。当她终于找到阿妈，像一头复仇的小狮子扑向“霸占”了阿妈的日本女孩儿时，那女孩儿前襟上飘飞着的老虎褡裢令她戛然止步。那一刻，她深深地领悟了阿妈的爱——一位母亲对幼小生命的怜爱。这是超越一切民族、种族的人类大爱，也是这位中国母亲以天津文化的独特方式，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她的。

于是，撒拉是“这一个”，她也只能是“这一个”。

写儿童小说是一种享受，仿佛回到童年，回到人性最初的起点，心灵再一次变得纯真，目光再一次变得单纯，而文笔，不知不觉中便有了追求优雅和诗意的冲动。阿妈心灵与外貌的和谐之美，福康里小院海棠花树之美，墙子河堤上春夏秋冬的风物之美，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之美，甚至市井上、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也充溢着美食美味的诱惑。众多的美感，通过字斟句酌，精心地打磨文字，然后集中呈现在小读者面前。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小读者们不仅能够喜爱书里的人物，不仅感受故事传递的人间大爱，也能通过它，激发起他们最初始的、最稚嫩的，对于文学审美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