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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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二月，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松山城破，明军辽东最高统帅洪承畴被俘降清。

祖大寿在锦州，被围困了一年，又是粮绝援尽，城中重演杀人相食的惨状，于是率部众开城出降。

皇太极没有杀他，授其为自己亲率的正黄旗总兵官。

但是，清朝史官在撰写太宗实录时，对祖大寿再次屈膝，并无好言语：“天威一振，歼明援兵十三万……负恩之总兵祖大寿自知罪在不赦，冒死率众叩首乞降。”（《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九，崇德七年三月辛巳）

祖大寿剧照

史官如此说，理应是皇太极冷眼待之。皇太极此间曾致书宁远总兵吴三桂，说明对宁锦降将的处理意见，留养洪承畴和率先投降的松山副将夏承德外“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而祖大寿、祖大乐兄弟等“因系将军之戚，故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三月丁未）

祖大寿也意识到了当初降而复叛的严重后果，故而跪着对皇太极摇尾乞怜，一再声明：臣的罪行，不同于洪承畴，降而复叛，“背弃洪恩”，“理应万死”。（《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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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袁崇焕》中说：“祖氏兄弟，大寿、大弼、大乐以督师裨将，遵其方略，犹能为睢阳之守着岁余，非洪承畴之降，锦州固未易下也。”

这次降清后，祖大寿主动给镇守宁远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祖氏为吴三桂继母兄弟）写信劝降。

值得注意的是，《清太宗实录》中，还长篇累牍地收录了这一封祖大寿致吴三桂的劝降信：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崇德七年十月己未）

曾经豪情万丈、降而复叛的祖大寿，写起劝降书来，亦是词情并茂，情理兼具。此信是随皇太极亲自招降“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一同发出的。

《江山风雨情》唐国强版皇太极

皇太极的信上，对“宁远城吴大将军”，玩了不少文字游戏。

晓之以理：“今者，明祚衰微。”

动之以情：“将军与朕，素无仇隙。将军的亲戚，俱在朕处。”

威之以力：“将军相度势，早为之计。”

祖大寿之书，是奉命写的心里话，还是范文程等儒生捉刀，不得而知。但可见，此时的祖大寿，已无须钢刀架到脖子上，而是奴颜婢膝说着毫无道德感却有些判断力的昧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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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正月，吴三桂回复“犹豫未决”，使祖大寿劝降失效，新功难立，于是主动向皇太极奏言：“臣深荷圣恩，至德宽厚，天地生成，无此加此。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皆臣见识浅薄之所致也。”（《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崇德八年正月丙午）

祖大寿深度表示自己意识到自己没有早降的严重错误，大骂“吴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致”，而不谈自己的二次屈降，亦是情势所迫。

好一句“吴总兵罪重忧深”！

数十年后，做了降臣的吴三桂挑起“三藩之乱”，学祖大寿玩了一次降而复叛，对大清确实是“罪重忧深”。那是后话。但在祖大寿感恩“圣主”皇太极洪恩时，吴三桂还是忠于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的。

陈小春版《鹿鼎记》中的吴三桂

祖大寿忘了皇太极历数自己的罪行，“亦应万死！”（《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大凌河之战，城中军民杀人为食是诱因。

宁锦一役，呼应的友军出降是诱因。

但，他在明知没有援军的情势下还打着坚守待援的幌子，让惨无人道演绎了另一种大屠杀。从他的最后出降来看，他是为百姓而自亏，但他的非人道主义彻底毁了他的民族气节。

他不但大亏气节，而且是翻覆小人。

祖大寿复降如此。

吴三桂后叛亦然。

这样的人，虽是名将，但在那顶永远无法甩掉的贰臣帽子下，不但不自省，不但不反思，最终落了个里外不是人。

金庸的小说《碧血剑》，干脆还拿祖大寿做戏，描述他受命劝降袁承志而不惧追责、放走刺客、身在清营心在明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