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丽质、年少成名，她是《末代皇帝》中的文绣；故土难离、乡音难改，她是弄堂里走出的上海女儿；无惧年龄、精彩绽放，她被誉为“全球最美50人”之一。本期《可凡倾听》，约会魅力“女人花”邬君梅。

邬君梅，一位从上海弄堂走向好莱坞的华裔国际影星。20岁的她，因出演《末代皇帝》崭露头角；30岁的她，在《宋氏三姐妹》中成功塑造宋美龄；40岁的她，首次担任电影《上海红美丽》制作人，实现了从台前到幕后的华丽转身；如今年届五十的她依然活跃在荧屏上，不久前，她因在热播剧《如懿传》中出演太后甄嬛再度引起广泛关注，深沉内敛而又入木三分的表演备受赞誉，在年轻一代观众中赢得了极高的人气。

无论戏份多少，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在邬君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成熟的魅力、扎实的演技，以及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回首近40年的演艺生涯，这位蜚声国际影坛的美丽女性似乎从不曾为年龄所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尽情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绚烂光华。

曹可凡：你这几年等于是一个回归，出去那么多年，还是回来拍戏。

邬君梅：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这儿环境好、角色多，整个大环境更有生命力，现在是很蓬勃的时候。一个好的影视人，他必须是机会主义者，哪儿有机会他必须去哪儿。

曹可凡：而且我记得很多年前你刚回来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设定很多边界，电视剧不拍的，这个不高级，我不拍的。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劝你，电视剧为什么不拍？我觉得慢慢把这个市场做出来，就特别好。

邬君梅：电视剧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是真的，因为我现在意识到所有电视剧演员可能都可以演电影，但是未必所有电影演员都能演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时间很多，你真的是要填满每一场戏，你试试看，因为电影靠很多技巧，有很多综合的东西，可以靠镜头语言，可以你什么都不想，就站在那儿。

曹可凡：我拍电影可以不带剧本去现场。

邬君梅：电视剧就不行。

曹可凡：电视剧就没办法。

邬君梅：真的是你要填满每一个瞬间。

曹可凡：其实你岁数不大，但是你是一个小前辈，小资深前辈。你回顾自己走过这么长的路，你觉得这个城市的文化，对自己后来做演员，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邬君梅：根基、底蕴、气质。我觉得我幸好是在这个城市，从小长大，每一个馄饨都有着它的意思。

曹可凡：每一根面条也都有它的意思。

邬君梅：是真的。你就会在某一刻，你会觉得突然之间所有过去的一切，少年宫里待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给到我今天，为什么我会是今天的我。

生于1966年的邬君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她的母亲朱曼芳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名影星，曾主演过《年青的一代》、《蚕花姑娘》、《东港谍影》、《少年犯》等影片。邬君梅是家中长女，有一个小她三岁的妹妹。在上海老城厢的弄堂里，她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曹可凡：这个城市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邬君梅：上海的梧桐树，还有上海弄堂里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弄堂里的孩子，从孩提开始，就是在弄堂里穿来穿去的，去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然后自行车。以前骑自行车，一直骑。

曹可凡：我看张爱玲晚年写上海的时候，她把主要的笔墨都落在吃的东西上，比如她写在楼上看底下有一个人炒了一盘米苋，上面有几个大蒜头，被米苋的红色染成粉红色。这种描写，实际上我相信她在写的时候，她的唾液会大量分泌。

邬君梅：因为我是不好意思说吃。

曹可凡：印象当中小时候什么东西是最好吃的？

邬君梅：苔条花生，当然还有粽子、馄饨，弄堂口的咖喱粉丝。然后吃酸辣汤。我到现在对酸辣汤都是有情结的，不瞒你说，我前天晚上还喝了两碗。

曹可凡：因为父母忙，所以管教妹妹的责任就落在姐姐肩上，其实那时候你也不过是一个孩子，所以那个年代，你们姐妹俩是怎么过日子的？

邬君梅：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属于，上海人叫双职工，他们都是不着家的，我妈妈一出去拍戏就是三个月、五个月。那时候还靠信件，我们收到妈妈的信会非常想妈妈，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妈妈每一封信基本都是剧组又要延期了，而且她写得特别有使命感，这是光荣的任务，又要延期了。她很高兴，又在完成任务，我们就是觉得心很凉，每次接到妈妈的信都是她又要延期回来了。我爸爸就是又当爹又当妈，但是我爸爸工作也很忙，他是老师，所以中午一顿，肯定我是要带我妹妹的，很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刚刚好够到炉灶，那时候就要给她热饭。不单我自己的，还有我妹妹的，还要保证我妹妹吃得开心，因为我妹妹很小。但是好在我妹妹，我做什么，她都（说）好吃。我就会经常想今天变戏法给她做什么。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把冷饭再焐热，对吧？你怎么把它弄热呢？我爸爸那时候就教我隔水蒸，就是很旧的（方法），那时候又没有微波炉。但是后来我就想，我就炒，每天我会想着不同的方式，弄成不一样的东西，还会自己做馒头，各种，做馒头发酵粉也不放，僵掉的，我妹妹噎着吃下去还是会说很好吃。因为她真的知道，我不给她做吃的，她第二天就没吃的，所以她从小就说姐姐，很好吃的。

曹可凡：拍姐姐马屁。

邬君梅：对。当时我妹妹因为很小，她小时候又老是感冒，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淮海路1412弄，她永远就是要我背着她，她老是跳到一个，我会说跳上去，她就跳上台阶，然后我背这么一弄，她就扑上来，我就一直这么勾着她。一直到很后面，我妹妹都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我其实真的是背不动她了。有一天我跟她说，姐姐实在是背不动你了，你能不能自己试着走一走？她说好的呀，其实她早就能够走，她只是习惯了，特别逗。

曹可凡：小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带你去片场玩？还记得第一次跟着妈妈去片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邬君梅：很小，反正就是去我妈妈那边，现场看了她。是不能说话的，因为我们在家里，我都是很大声的，到那边就是永远不能说话，而且那边都是，现在想想都是很了不得的艺术家。

曹可凡：记得有谁？

邬君梅：秦怡老师记得很清楚，王丹凤老师，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拍什么，还有牛犇，好多好多。基本上我从小，妈妈带我去她的工作现场还是蛮多的。

曹可凡：在你小的时候，眼里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邬君梅：其实妈妈演的戏，比如说《东港谍影》，还有《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记得看完之后，其实我是老嘲笑我妈妈，做女儿的是个地下工作者，牺牲了，她发现了这是她的女儿，她就对着那张照片很伤心。我就记得我看到那儿，我就老嘲笑我妈，怎么这样演的。

曹可凡：坏人。

邬君梅：坏人。（我）就说，我肯定不会这么演的，我是属于很没规矩的，我妈就说，没规矩的“小鬼”。

邬君梅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美丽容貌，似乎也有着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16岁念高一时，从未接触过表演的她被著名导演黄蜀芹选中，成为电影《青春万岁》的主演之一。

曹可凡：被黄蜀芹导演挑去拍《青春万岁》，和妈妈是没有关系的？

邬君梅：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当时是全国，就像现在这种叫什么？

曹可凡：海选。

邬君梅：海选，我肯定是不可能会去（参加）海选的，我是在他们拍《上海屋檐下》（的时候）。

曹可凡：有秦怡老师，有你妈妈。

邬君梅：都有，我去了，我一直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清晰，我当时去的时候大概15岁，我穿的是一件，那天我还为了去，我特地给自己用“泡泡袖”裁剪的一件连衫裙。

曹可凡：自己裁剪的？

邬君梅：自己裁剪的。

曹可凡：本事大。

邬君梅：自己裁剪，白的绿的“泡泡袖”料子。

曹可凡：那个膨出来的。

邬君梅：这样一弄，很好看。我特地自己裁好，缝纫机踩好，然后去到那边，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秦怡老师就对我说，曼芳女儿长得是挺可爱的，不过你就跟我一样，你的缺点就是两根膀子太粗了，跟我一样。因为我穿“泡泡袖”。我一听，我想我和你长得一样？缺点没听到，优点全听，我有一天跟秦怡老师长得一模一样，我太开心了。当时可能现场就有一个我妈妈的同事，他说你女儿很可爱，你知道吗？黄蜀芹正在找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带她去呀。我妈说不去，我们女儿是不拍戏的，我们女儿现在在市西中学读书，功课很忙的。后来我说我去，我妈还是带我去了，所以直接是有影响的。

曹可凡：当时去拍戏，面对镜头一定是非常陌生的。

邬君梅：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科班经验的，所以他们就请了上戏的两个老师来给我们集训了三个月，从演小品，各种排练，声音什么，我记得，三个月之后，黄蜀芹说三个月之后，我才定谁演谁。所以每个人都是争取着。

曹可凡：“孔雀开屏”？

邬君梅：“孔雀开屏”，等她来选。到最后她就说有两个直接分为了群众演员，人家其实挺好的，但是只有七个主角。然后就派给我，她说你就演第七号，一共七个女孩，至少我没做群众演员。后来我就想，无所谓，戏最少也挺轻松的，没有什么压力。结果一到拍摄的时候，真的是紧张，我记得我拍完第一个镜头，我就写信给我妈妈说你就放心吧，从此之后本小姐不会再做演员，本小姐回市西中学好好读书，太紧张了。

曹可凡：后来到了《末代皇帝》以后，“本小姐”的想法有改变吗？

邬君梅：本小姐的想法就是，其实都是很单纯的，是很简短的，为这个戏，我可以比如说有一个不同的（经历），或者出去旅游，或者干什么，很开心的那种，让我有兴奋感的。《末代皇帝》当时一个最大的兴奋点是，我是意外发现的，文绣有三天在意大利，我说那不是我吗？我说我要去意大利吗？（他们）说对。那个是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当时都没有出过国，我记得那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惊喜的点。

1986年，20岁的邬君梅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出演皇妃文绣一角。这部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的影片曾狂揽九项奥斯卡大奖，也让世界影坛记住了两张年轻的中国面孔——陈冲和邬君梅。

曹可凡：进入到一个国际的大组，当年贝托鲁奇是声誉最高的时候的一个国际大导演，一个小女孩的这种心理，怎么去过这一关？

邬君梅：我看见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一点惧怕都没有，而且我还好像说过两次I quit（我辞演），刚学这个英文，I quit，觉得讲得很帅的。还是他来哄我，应该说他怕我。

曹可凡：怕你辞演。

邬君梅：怕我辞演，然后他说让我教你，以后你要辞演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起码在人家拍两天戏之后，你才能辞演，你不能一个镜头都没有拍，你就说辞演，人家是真的可以让你走。这是他教我的，我说我以后知道了。

曹可凡：当时什么事情觉得不高兴，要辞演？

邬君梅：当时因为他们把我叫过去之后，因为首先他们有三个角色当时都没有定，我说你定不了，那么我就定不了，我就不来了。他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和人家有点不一样，人家都是希望进来，我真的是无所谓，那时候我的确是无所谓。他用了（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只要是我定了你，你一个咳嗽、一个笑容，你所有的都是文绣了，所以他对你是那么信任。尤其我们当时是唯一一个剧组能够在故宫拍实景，那个龙椅好像我们也都挨个儿上去坐过，真的是。

曹可凡：所以一路现在运气那么好，跟当时坐一下龙椅有点关系。

邬君梅：现在不行，现在我去北京，都是很远地看看。

曹可凡：现在可以在横店坐。

拍摄《末代皇帝》时，陈冲已经在好莱坞打拼，而小她五岁的邬君梅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这段经历影响了她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坚定了她奔向更广阔天地的决心。只不过在当时，她的目标并不是当演员、做明星。

曹可凡：这个电影其实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门。

邬君梅：我是决定放弃高考。《末代皇帝》去拍摄之后，让我去了意大利之后，我的确看到了某一些和我所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传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我当时来说是有相当的一种好奇和吸引力的。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做到最好的演员其实也无外乎是刘晓庆、张瑜、陈冲。我就觉得，似乎是到头了，当时对我来说。你知道我们都是重点学校的学生，你就会觉得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有可能的，至少我不做这个，我可以做其它的。而且我对演员，其实当时是不想选择的，我选择的是另外的事业。

曹可凡：你当时去美国学的是？

邬君梅：旅游管理，因为我喜欢旅游，所以才接各种戏，只要一说出上海，我就接。

曹可凡：一切皆为玩。出息是没什么出息。

邬君梅：我是没什么出息，我是真的没什么出息，真的一切皆为玩。

曹可凡：后来到了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你还是希望能够演戏，能够回归到原来的那条道路上？

邬君梅：生活的窘迫和生存的需要，因为当时我是个穷学生。

曹可凡：穷到什么程度？

邬君梅：300元美金出的国门，本来是有亲戚资助的，后来因为亲戚自身的家庭有一些变化，所以他所有银行都冻结了，他一个电话就跟你说你得靠自己了。因为我读的是私校，所以学费当时是真的蛮贵的。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末代皇帝》不是得了奥斯卡奖吗。那时候有导演来找我演戏了。我一看，这个好像我不靠奖学金也可以过，总归会比我卖吸尘器和带孩子（挣得多）。

曹可凡：你会带孩子吗？

邬君梅：我带了三个孩子。你说什么样的人会把孩子交给我这样的人带？我都干过。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为了生存，我又等于是演戏了。

曹可凡：那时候你和陈冲能够被好莱坞的主流社会接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邬君梅：最难克服的难关，我觉得是传统，文化上。比如说我记得我去（导演）奥利弗·斯通有一个（面试），我第一个面试，是到了好莱坞之后，他的《大门》，我要进去面试。他发给我的那段东西，里面有写火鸡什么的，我的火鸡烤焦了。查了字典也只是火鸡，但是你对火鸡的概念是不知道的。美国的文化，感恩节的时候，火鸡到底是什么？你英文再好，你在那儿生活再多日子，但是当你要演一个，比如说律师、比如说政客，我觉得我怎么演，我永远都演不出瑞茜·威瑟斯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

曹可凡：第一口奶吃得不一样。

邬君梅：真是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目前这里的角色让我更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