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样一个人

他叫杨延康

被称为中国的“萨尔加多”

▲ 主播/夏忆 配乐/HAYA乐团-寂静的天空

01.

“法国VU图片社签约摄影师”，“曾获德国《明星》周刊，《GEO》德国国家地理杂志“亨利·南恩”摄影大奖；三度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摄影人物”；他拍摄的天主教《神贫的人》，藏区的《心象》被评价为历来最好的。

成就既是过往的概括词也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阻隔，那些伴随着成就得来的名望，会使大多数人穿上沉重的名利服装，会使人松懈沉迷，生起一些自己也无法看清的虚妄。

然而有的人，无论他走了多远的路，有多少成就加诸于他身上，他似乎都像从未经历过那些荣耀一样，他简朴，甚至于有点贫瘠，有那么一点难以理解，有那么一点离经叛道。

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既危险又迷人，危险之处在于你不能用任何一套标准来定义他，他总让你对自己的生活生起一些怀疑，一些思考，可是迷人之处又正是于此，偶尔的时刻，你感到一切毫无意义，生命轻薄得像天边的云，这些不能被定义的东西，又使一切轻薄具备了重量。

▲ 《神贫的人》，杨延康，图片©杨延康

杨延康无疑是属于后一类，我在心里称他为“一直在神前的摄影人。”

然而“神”绝对是一个过于宏大，也过于概括的词，大概很多人都我和一样想过“神在哪里？”

对于这个提问的回答，要从2018年的11月讲起。

11月是时间这趟列车驶向一年终点站的倒数第二节车厢，到了这个月份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冬天，萧瑟，寒冷。

人在寒冷的季节擅长制造热闹，或许这就是冬季节日格外多的一个缘故，双十一算是近年来极大的一个节日了，那一天从卫星上看会发现整个中国区域，东南亚区域甚至更远的地方，整夜红火，散发着比夏天还要热闹的气息，有一群人看着大屏幕上的数字不断刷新着，100亿人民币，1000亿人民币.....最终在双十一这天全网交易额超过3000亿人民币。

少有人在这经济狂欢之外，杨延康是这顶少之中的一个。

▲ 《心象》，杨延康，图片©杨延康

这一天已经60多岁的他在宁夏西海固的一个简陋宾馆等着在网络上做一场关于自己的摄影分享。

西海固自然资源差，政府对于这里很长一段时间的扶贫政策是大规模的搬迁。杨延康在分享前简单的吃了些东西，手机信号不好，分享的软件不太会操作，来参与分享的人也不过几百个，远不及一个普通的网红直播，但他很看重这场分享，每回答完一个问题都要认真诚恳的说“谢谢”。

其中的一个分享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

曾经有位修女问杨延康，世界上有神吗？

杨延康回答“有。”

修女继续问下去“那你见过吗？”

杨延康反问“这个世界上有风吗？风是什么样子，你看得见吗？风是通过树叶的摆动，是通过对自己面颊，对头发的吹拂来感受风的触摸的，神就是如此，像风一样，看不见，却来自于内心，在那无限之中。”

这并非是似而非，搬弄字眼的回答。

02.

1992年对于深圳来讲是很特殊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的1月份，邓小平南巡深圳，从这以后深圳变成了一趟急驰的经济高速列车，1992年对于杨延康也算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离开了供职8年的深圳《现代摄影》杂志。

那时他已经在《现代摄影》杂志做了8年的发行员，只是发行员的工作干得不大安分，他老想着拍照。

深圳开始高速经济发展这事对他的影响很小，离职的那一个月他没有领到800块钱的工资，工作了多年他早已记不清是先领工资干活还是后领工资了。800块钱足够他在深圳生活两个月，为这他和朋友喝酒的时候，自己躲到厕所里哭。

深圳是不相信眼泪的地方，和很多人一样，杨延康在深圳寻找着工作的机会。

▲ 《神贫的人》，窑洞中的弥撒，1999，延安，图片©杨延康

他用攒下的4000元钱买了一台尼康相机开始拍商业片，他接过一单拍瓷盘的活，拍了两天两夜，把照片交给客户审，客户拿着其中的一张照片问他“这盘子上怎么有一个光斑啊？”

“这不是光斑，是瓷盘的高光点，说明瓷盘是有反光，有质感的，它不是纸做的。”

“重拍。”

一切都是由出钱的甲方说了算。

城市从不缺乏奋斗的故事，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吃生活的苦头是为了以一个超越过往生活的方式留下来，杨延康是为了更频繁的离开。

▲ 《神贫的人》，教堂里的圣像，1998，凤翔，图片©杨延康

他频繁的去一个陕西的天主教教区拍纪实摄影，去那拍照的摄影师不算多也不算少，但他真算是难得持久的一个。

他拍的是胶片，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天主教区拍照，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深圳的工作室暗房冲洗照片，或是拍商业片来接济自己去教区拍照的经费。如果他肯用点精力在赚钱这件事上，或许在深圳他能拥有一些房产，或是一个高档的工作室，毕竟除了拍一些盘盘碗碗，他也拍王石这样的商业大佬，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花的精力可能不需要太多，毕竟谁都知道90年代到处都是机会。

最终他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自己的房产，在深圳的工作室很多年都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为人而言，富足的经济，安稳的家庭生活的确会使人动念向往，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但确实有一些人在别处得到了更深的宁静与满足，就不再对此张望。

▲ 《神贫的人》，做耶稣圣像的曾树德老人，2001，三原，图片©杨延康

或许只有有了孩子的父母，有了心上人的年轻人，那些虔诚心怀信仰的人，才能理解他在暗房里冲洗胶片时的心情，那种既快乐又期待，既不安又满足的心情，他心的构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心中出现了一条大峡谷，在那条峡谷里除了摄影本身，其他的一切，包括楼底下飘来的湖南菜馆的饭菜香，窗外的热闹霓虹灯，那些如织锦的繁华都无法进入。

带杨延康入摄影门的老师李媚评价是他是一个靠天性而不是靠理性摄影的摄影家，天性毋庸置疑是种迷人的东西，一个艺术家朋友曾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开启。”

如果命运真的存在的话，我相信它不是端坐云端，高高在上冷眼看人间厮杀，它应是人原生的父母，为人提供了一些原始的生命材料，它乐见其成人在又漫长又短暂的旅程中，积淀出超过原始素材的能量，然后把自己变为道路本身。

03.

两个十年有多久呢？

无非是一个婴儿从出生长成成人，大地轮回了八十个春夏秋冬，人间经历完175200个小时，无非是杨延康口中说的“我想用十年时间去结出一棵丰硕的影像之果。”

在杨延康的第一个时间摄影之果《神贫的人》里，你可以看到做弥撒的神父，背着天使翅膀的小孩子，举着十字架的人，倒在草地上的耶稣像…..

▲ 《神贫的人》，小天使恐怕自己的翅膀掉了下来，1999，三原，图片©杨延康

这是从上千卷胶卷，几万张底片中挑选出来的，那些更多没有挑选上的照片，没有拍进相机的人事，天气，全印在了杨延康的血肉里。

他到天主教区从最初的望教变成了当地教友的兄弟，他从那个外来的陌生人，成为了当地人的一份子。一个电话“延康，你在哪啊？”他就放下一切的去，当地建设需要出力的地方，他出力，需要出钱的地方，他参与他们的新生儿的出生，参与他们一碗小米粥，一个馍的生活，也参与逝去者的死亡。

▲ 《神贫的人》，两位孙子在凭吊去世的奶奶，1998，凤翔，图片©杨延康

一次一位中年男人去世后，乡村的教友乐队来送他，教友们吹起乐器“相见时难别亦难”。杨延康站在那，手握着相机，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在寒风中冻成冰条。

真是冷呵，彻头彻尾的冷。

▲ 《神贫的人》，走在沙漠里的传教神父，1998，靖边，图片©杨延康

▲ 《神贫的人》，十字山上做弥撒的教民们，1996，周至，图片©杨延康

拿着相机的手在不受控制的发抖，他努力的定了定心神，想起神父的职责是传教，一个人的职责是尽可能的完成自己的人生，而他是个摄影人，他要将人世动人的瞬间变成那张永恒经典的照片，这是他的路。

那些悲伤和寒冷在这个时刻都失去了力量，他的手不再发抖，果断的摁下了相机拍摄键。

▲ 《心象》，杨延康，图片©杨延康

第二个十年杨延康去了藏区。

这个十年开端不算顺利。

距离新年还有几天的腊月二十六，杨延康的老父亲走了。

正月初二杨延康相识几十年亦师亦友的老师走了。

还没缓过劲来，大年初三又一位好友离世。

杨延康反复的问自己“为什么刚拍摄这个专题，亲人们都离世了呢？难道这个专题如此棘手？”

▲ 《心象》，杨延康，图片©杨延康

他没有为死亡加注过多的注脚，并非不痛。只是经过岁月和宗教洗礼的他清楚死亡只是每个人必经的驿站，他的亲人先于他走向了那个驿站，并在另一个时空开始新的一段旅程。

而他，这个还在尘世的摄影人，摄影即是他的灯塔，信仰，伴侣，是他和那些离世的亲人之间彼此相望的媒介，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凝视着他，这种目光不会因为人的逝去而消失。

▲ 《心象》，杨延康，图片©杨延康

很快，内心背负了几重别离的他回到藏区继续拍摄。

我看过一个记录着他在藏区拍摄状态的短小纪录片，他不会开车，也没余钱买车，出门都是坐公共交通或是搭车，一次他在高原的路边搭车很久都没搭到，最后他疲惫安静的坐在路边，远处来了一只和他一样疲惫安静的流浪狗，他望向那只狗，眼神像在看另一个流浪的人。

他说在藏地有“责闭日”，可以一天或几天不说话，体验哑巴牲口的处境，感恩它们，也可以反省自己。

他喜欢这个责闭日，沉默是他多年行走于藏区的状态。每天天亮背上相机，外加一个饼，一包榨菜出发，如同那些磕长头的藏民，那些日出劳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 《心象》，杨延康，图片©杨延康

我很少见到一个男人这么容易流泪，一块藏民接济他的糌粑，一杯酥油茶都能让他感动，他替藏民洗衣服，干活，也在高原上唱歌，唱陕北民歌和蒙古歌曲。夜晚，他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用脱了皮的暖水壶给水杯里倒上热水，开始写日记。

写日记的习惯已有数年，在上面记录拍摄时的自然环境，村庄的收入情况，人事，感受。夜晚和独行的步伐大概是最好的笔墨，不需要观众，不需要回应，语言和路途只有窗外的星月寒风见证。

不知道他在结束十年藏区拍摄的那天在日记上都写了些什么，这是他和夜空繁星的秘密。

只是当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两个十年过去后，他决定继续拍摄伊斯兰教，去完成他和自己约定的宗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又一个十年开始了。

04.

现在杨延康或许在伊斯兰教区的某个地方拍照，或许在他城市里短暂的住所中整理照片，也或许是在对着旷野，轻声哼起他喜欢的陕北民歌。他是54年出生的人，在某些方面精力和热忱却比许多年轻人都要旺盛，在摄影上更甚。

我写文字，只是单纯的写一些打动自己的人与事，也一向不太赞同世上有某一种生活高于一切的观点，每一种生活，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优美之处，在人生面前，你走过了一条路，收获了一条路的风景，也就失去了其他道路的风情，这并没有什么高低。但我却十分认同，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所要的，承受自己所要的，心里无论何时应该有个地方，可以供自己瞭望更空旷的境地，杨延康恰是走到了那空旷境地的人。

不知道各位对80年代的中国是否有印象，但愿你没有在那个年代去过贵州，不然你一定很难忘记。就我这个贵州人的记忆而言，我出生的90年代，隔壁省来个人都能在小村庄成为新闻，成群的野兔子都能从我家门前的泥泞路大摇大摆的走过，蛇在山中转悠得累了，就不声不响的窜进厨房睡个觉，松鼠简直不把人当人看，能直接抓起松塔往人身上砸。

杨延康也是贵州人，他面对的贵州大山应该比我看到的更甚。1984年12月31号，这是个刻在杨延康骨子里的日子，这个日子之前的两天，还是织袜厂机修工的杨延康买了砧板，刀具一类的厨房必用品，跟着一辆大货车，一路堵颠簸两天从贵州安顺到了深圳，在南头的一家酒店做面点师傅。

在酒店里，他遇到了后来的恩师，时任《现代摄影》杂志社的主编李媚。

“你们现代摄影杂志社还需不需要人？”

“刚好缺一个搞发行的人，那你来吧。”

其实还在贵州当机修工时，一种对艺术的感觉就出现在了杨延康的心里，那个东西召唤着他，于是他走出了工厂，翻越了贵州的大山，深圳的厨房，一点点修建出自己的路，拿起了属于他的那台相机。

本文作者：阿熙（曾用名 云晓）

注：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Sebastiao Salgado，巴西纪实摄影师，1975年起先后成为法国伽玛图片社和马格南图片社的记者。萨尔加多是一位有思想、有自己信念的摄影家。他的摄影采访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都坚持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出发来拍摄照片。

他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不停探索自我

在繁华世间坚持自己的本心

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持着好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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