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偷盗——西方汉学家的可耻行径

众说周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四大文明体系之一，与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并驾齐驱。也正是这种“树大招风”的不死定律让中国遭遇了让国人心痛的“文化浩劫”，时至今日当我们站在那些列强帝国的博物馆里，仍能目睹不少远离华夏故土的珍奇瑰宝，孤苦伶仃地躺在布置豪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博物馆里，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让国人看了心酸痛楚。

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壁画

世界的四大文明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在当时中国的西域，因此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域有着丰富的文物宝藏。这里的考古和文物发掘价值不可估量，可以说具有复活中国与世界文明交融的重大意义。

也正是西域不可低估的价值，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所谓的西方汉学家便认识到了西域考古的重要性，从此他们便开始了对中国西域厚颜无耻的文化盗掘活动。

最早的一支文化盗掘考察队是1876年沙俄军官普洱热瓦尔斯基带领的队伍，随后便有40余支不同国家的考察队洗劫这里，每次均有大量的文物被盗运至国外。晚清的无能和国民政府的国力衰弱又无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没能有效阻止这种无耻的文化盗劫和走私活动，大批文物流落异乡。时至今日，原属于我们的珍奇异宝在欧美博物馆里一次次刺痛国人的神经，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奈和惋惜。

说到文化大盗，英国人斯坦因的名头最为出名。斯坦因曾经四次进入中国西域，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等地骗取和盗窃了大量的写本、绘画、织物等价值连城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