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四百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献给国家。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

博古（1907-1946）

秦家在无锡分“河上秦”和“西关秦”，博古属于“西关秦”，“西关秦”的始祖秦金，也就是博古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大名鼎鼎的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所以寄畅园又名“秦园”。康熙、乾隆祖孙十四次下江南来无锡，就住在寄畅园。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过私塾。1921—1925年（14岁至18岁）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

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他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幼年秦邦宪全家福

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信仰的主义时时鞭策他，叫他前去！”

父亲担任《无锡评论》期刊主编一年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时苏联当局的要求父亲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多次告诫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走了一段弯路。他后来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母亲说，你父亲总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的发言大会的发言中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所以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20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秦邦宪和周恩来一起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图为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在西安。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文革”期间我经常去看望王胡子叔叔。一次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说这话，我也不敢问，一是路线斗争问题我不懂，二是我觉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难言。他们私底下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路线的事。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作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