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晚清时期中国与日本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发生急剧变化的分水岭。经此一战，晚清持续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所取得的成果毁灭殆尽，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与之相反的是，改革后的日本迅速崛起，整体实力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凭借这场胜利，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并引发了远东地区势力范围的大洗牌。甲午一战给历史进程带来的影响沉痛而不可磨灭，那么，这场战争失败的恶果，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首先从战争双方来看，大清国的舰队北洋水师面对日本的坚船利炮，确实是实力悬殊，无法招架，而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和统领者，正是李鸿章。1875年，光绪帝即位后，便下令由李鸿章组建海上舰队，李鸿章当即在国外订购舰船，开始筹建海军。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李鸿章不仅数次购进国外技术先进的舰船，还筹办海军学堂，培养专门的海事人才，并且在北方沿海修码头，建基地，后来又上书朝廷，设立专门的海军衙门，到1888年，根据章程，北洋舰队成立。当时，由于李鸿章尽心尽力为海军筹划，加上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北洋水师一度在亚洲势力最强。可惜后来实力停滞不前，被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赶超，如果从直接原因考虑的话，那确实跟李鸿章脱不了干系。

在限制北洋水师发展的外在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费不足，这直接导致水师无法购买到先进的舰船。在大清自身不具备制造先进舰船能力的情况下，如果连对外购买都买不起，那么就会严重影响到海军实力的提高。对于经费不足这个问题，流传最广的说法，恐怕是说慈禧太后为了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移用军费，大肆铺张地整修园林。当时甲午战争刚刚开始，从光绪帝到慈禧太后都主张积极应战，然而，当有人建议停止修缮事宜，将所花费的资财，用于支援海军时，慈禧大怒，并说出“今天谁不让我好过，以后我就让谁不好过”这样的话来。之后，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失利，为了尽快挽回局面，慈禧寄希望于外国势力干涉，然而在日渐严峻的形势下，慈禧被迫改变计划，撤掉了原定的排场，降低了庆典的规模。

然而后来有人考据，称慈禧挪用军费祝寿一事并不可信，修缮颐和园工程的钱款，只是打着军费的幌子，实际上来源于各位臣子的上贡。其实不论慈禧是否移用军费，她对北洋水师的影响并不大，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清流一派。李鸿章和翁同龢渊源颇深，当年李鸿章参加科举时，负责阅卷的考官是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弟子，翁心存有三个儿子，翁同龢是老幺，也就是说，翁同龢是李鸿章师祖的儿子。李鸿章向来钦佩翁心存，所以与翁同龢关系不错。然而后来事情发生了转折，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在安徽任职时，屡失重地，被上司曾国藩上书弹劾。这份奏折语气激烈，意欲将翁同书置于死地，而年逾古稀的翁存心得知后，卧床不起，病重而逝，最后翁同书落了个流放的下场，并且在四年后去世。据传，这本奏折出自李鸿章之手，翁同龢自此怀恨在心，跟李鸿章结下了大仇，两人同在朝中为官，翁同龢对李鸿章是处处刁难、挤兑，双方所代表的清流派和洋务派也是针锋相对。

虽然李鸿章被称为宰相，但是徒有虚名，不得擅自进京。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一派，却在朝中势力庞大，甚至连皇帝都要参考他们的意见。翁李二人矛盾重重，影响到了北洋舰队实力的扩张，本来李鸿章已经在英国订下两艘快船，然而在资金上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拖延，以至于最后快船为日本所得。在甲午战争对日宣战之前，清流派的官员就建议翁同龢以湘系大臣取代淮系的李鸿章，以至于战争前期参战的全是淮军。而光绪帝又对清流派的意见深信不疑，责备李鸿章软弱无能，后专门下令让全部北洋军队参战。当淮军和北洋舰队接连失利时，清流派毫无顾忌地责骂，甚至为了打击北洋一派，不断地诋毁中伤。

为了进一步限制李鸿章，清流派上书光绪帝，让翁同龢的好友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到任后，对李鸿章处处牵制，明里暗里各种作对，尤其是拒不派出援军，导致了刘公岛的陷落。除了两派争斗，北洋舰队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自身的战前准备不足，战略方针缺失，装备落后，军中风气不正，还有光绪帝“舰船死守渤海湾，不得出”的命令。

真要寻根究底的说，这场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只是国力的差距，更是人的差距。翁同龢跟李鸿章作对，私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二者立场、眼界的不同。按照传统标准，翁同龢是个清廉的好官，但是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这类官员是无法承担起历史使命的，二人之争，实际上是新旧力量之争，遗憾的是，北洋水师成了牺牲品，整个国家也成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