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 宇

1941年10月10日，香港《光明报》在广告栏内刊出启事（见左图）：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

《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这么重要的宣言为什么发在广告栏里呢？这得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背景说起。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联合其它党派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参政员也联络其他参政员提出了要求结束党治、改革政治的提案。中共和各党派参政员同国民党右翼参政员激烈争论，终于使参政会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由此认识到，唯有联合才能取得斗争胜利。

1939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等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张澜等社会贤达，开始酝酿成立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政治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19人。之后，蒋介石审查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简章》和会员名单后，以不能成立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其取得合法活动的权利。尽管只有几十名会员，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之间的联系，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0年3月，国民政府内亲日派汪精卫公然投敌，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很快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实行高压政策，扼杀统一建国同志会积极推进的民主宪政活动。12月，重庆报纸公布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总名额由上届的200人增加至240人，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沈钧儒、章伯钧等均被排除在外。

就在民主人士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同时，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在重庆经常同这些党派和人士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讲解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推动。

1940年12月下旬，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酝酿联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各党派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决议“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2月25日至3月1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罗隆基、李璜等人，多次秘密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和宣言，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领导人选，为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作准备。根据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经验，决定成立时先保密，待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再揭晓，并与沈钧儒达成默契，救国会暂不参加，以突出中立形象。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党各派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13人。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推选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就这样，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便在重庆秘密成立。直到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了“三党三派”的联合体。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后，按照事先的商定，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民盟的组织。梁漱溟行前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介绍梁漱溟去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5月20日，梁漱溟到达香港后， 还拜访了救国会的邹韬奋和中共的范长江，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的海外组织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

《光明报》从筹备到出版，一直受到国民党或明或暗的阻挠破坏。蒋介石动员国民参政员、国民党元老，乃至青帮头子杜月笙等出面，以各种理由劝诱、逼迫梁漱溟离开香港，放弃《光明报》。香港新闻检查机构对《光明报》多方刁难，报纸经常“开天窗”，文章也被删得千疮百孔。从梁漱溟口述《光明报出版·民盟揭晓》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

光明报于“九一八”日出版之后，文章遭港政府检扣很多，有时甚至将一整段扣下。报社决定民盟于双十节海外内地同时揭晓；港政府检查如此之严，民盟的宣言及纲领，如果列入言论或者新闻栏内，定被全部检扣。报社经理萨空了想出一条巧计：新闻及言论一概先要送检，是无法避免的，唯有广告不用送去检查。但须有人来报社办理登广告的手续，以便应付官方查询。

民盟在揭晓的前一夕，报社工作特为紧张，张云川找到李伯球的兄弟将民盟宣言和纲领先一日来登广告，有姓名住址，却全用假的。报社又办好广告费的存根收据等一切应办的手续，准备好将来应付。报社的人整夜不睡，守候在车间加印报纸，直至天亮才休息。报纸发行时，又将这一天的报纸减低成本，报贩多卖多得，把宣言及纲领大量送出去。民盟就这样顺利地与广大社会见了面。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光明报》1941年10月10日在广告栏刊出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英、美各国在港记者予以报道，引起国内外关注，达到了民盟筹建时所计划的绕开蒋介石政府管制，更好地在国内外发声的目的。

194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热烈称赞民盟的成立，评论“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张君劢发言说，本同盟宣言在港由光明报广告发表，国内不易得阅此报，故今日特翻印同盟宣言与光明报重要社论分发诸位。左舜生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经过及政治主张。此后，民盟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统区的政治舞台上。

1949年12月，周恩来评价民盟成立的意义时说，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容纳各党派进来，包罗各方，取得进步，这正是伟大之处。”

（作者单位：民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