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刘平安一直以来，影视行业存在不少“顽疾”：资本和创作的拉锯和博弈，明星流量、影片质量和票房收益一言难尽的关系，艺术电影——甚至范围扩大到高口碑电影——和与之不甚匹配的票房收益的“残酷”现实……庞杂多样的中国市场，让以上的问题都变得难料，没有一劳永逸的配方可以套用，市场的反馈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

在今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上，除了有“海清带头呼吁导演给中生代女演员更多机会”掀起波澜，一场由FIRST青年电影展与阿里影业联合主办的《电影市场·联席论坛——“三高”电影养成记》论坛，也值得我们关注。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李捷，路画影视总裁蔡公明，北京工夫影业公司创作总监张家鲁，北京七印象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梁静，演员、监制、制片人姚晨，五位行业内”术业有专攻”的嘉宾，一起探讨电影行业里最核心也最本质的资本及创作相关问题，他们分享了很多干货，也说了不少大实话——甚至一度出现创作者和平台方battle“互怼”的妙趣场面。平台和创作者真的是对立关系吗？（新人）导演就该“任性”吗？作者性是否能无条件地“赛高”？中小成本佳作的出圈，除了“自来水”，还能靠啥？

市场和观众已经迅速迭代，创作者该何去何从？

电影行业近年由“疯狂”逐渐降温到“理性”和“纯粹”，到电影院看戏已不是唯一的大众娱乐项目，观众也愈发精明和挑剔——简单粗暴的特效大片让人审美疲劳、单纯贩卖情怀的IP也常常滞销……与此同时，不少高荣誉、高口碑、高收益率的“三高”电影出现在市场上，其中包括由海外引进的《小偷家族》《绿皮书》，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找到你》《老炮儿》等作品，它们大多为中小体量，本该安于一隅，却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推波助澜下以好口碑强势“出圈”，触达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中国的观众正在迅速地成长、迭代。曾操刀“狄仁杰”系列的剧本、担任《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制片人的张家鲁，他在论坛分享了“狄仁杰”系列上映后的市场反响：2010年上映第一部《通天帝国》，故事开先河地将传统武侠类型混搭探案和玄幻元素，2.86亿元的票房成绩位列当年国产片第四名；3年后推出的《神都龙王》报收 6 亿，成绩不俗；但相隔5年后登陆的第三部《四大天王》，虽然在创作、制作体量上都不逊于前两部，票房却仅报收 6.06亿，“远低于预期”，张家鲁坦言这很大程度归因为“当时没有体察到市场和受众的变化。”近年来国内市场变化之迅速，可谓“前所未见，而且大陆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快很多。”

中国观众现在渴望的，整体可以概括为“好口碑”电影——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在豆瓣等平台上斩获高分的作品，更常见的表现是能够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或激荡起社会议题的作品。用姚晨的话来说，是一种让观众能够“卸下千斤重担、对未来产生憧憬，走出影院后精神抖擞地面对生活压力”的作品。在姚晨看来，要创作出一部“高口碑”的电影，需要“反映出当下人的情绪、焦虑或理想，而且往往这几点常常不可分割”。

去年，姚晨主演的《找到你》不仅斩获了2.85亿的票房，还引起了社会对女性话题的讨论。但在上映前，这部女性现实题材并不被看好，以致影片做后期时还遇到了资金困难，连姚晨自己也坦言，出于对影片收益的担忧，她的坏兔子影业也仅投资了较少的份额。

“我们不可能先拍出电影，再嫁接观众情绪。但创作者也生活在这个空间中，所以从自身出发是最好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足够真实诚恳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相信会和观众产生共鸣。”姚晨如是说。即将于8月16日上映的《送我上青云》就是姚晨的又一次尝试，同样是市场内稀缺的女性现实题材，姚晨的团队从项目创作最初就切入，姚晨不仅担任主演，也是该片的制片人。

尽管是老生常谈，但对于创作者而言，葆有初心和热诚仍是关键。张家鲁也谈到，现在一部电影的制作周期，短则三年、长则五六年也不出奇，“创作者是追不上观众的，但是这三五年的青春，还是要做自己觉得值得贡献青春的项目。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平台和创作者）‘吵架’是很棒的，透过‘吵架’，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观众，但不必担心追不上，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去感受他们的需求，但不需要追逐他们的需求。”

平台方，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如果说，创作者要在体察社会的前提下，做到创作上的纯粹和坚持，那么平台方则充当一座桥梁，一座将创作者的赤诚之心更好传递给观众的桥梁，同时反向而言，平台也可以让创作者更清醒、有效地触达到受众。

资本、平台和内容并不是对立的，同样，商业化和创作者的个人表达也并非不可兼容。“今天文艺片想要打动人，没有商业策略也不行。”李捷如是说。今年阿里影业陆续引进《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何以为家》《徒手攀岩》等作品，李捷认为认为它们都较好地实现了创作者的自我表达与市场端观众需求的平衡，“未来三年我们会看到许多全新的电影类型，而且中小成本的高口碑电影会越来越多。”梁静也以管虎的《老炮儿》、《八佰》为例，“不少人批评第六代挣不了钱，但管虎不相信艺术片真的没有市场。观众也想看到多元化的探索，也会觉得实验的东西有意思。有时候是导演太沉溺于个人表达，以至于很少人能看到他的作品。而商业，其实是能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表达的。”

那么，要将一部佳片成就为“既文艺又商业”的作品，平台方如何助力？李捷以戛纳得奖的电影《何以为家》为例，影片在试映后收到了结尾太过悲伤的反馈，因此在最后的正片，主角最终移居挪威的“彩蛋”被放大，此外，海报也改成小男孩的笑脸特写，橘黄色的海报色调，整体看起来更阳光、更温暖。李捷透露，团队当时预期《何以为家》“只要达到 1000 万就算完成任务，但最后总计票房达到了3.7亿，比全球其它地方的票房（800万美元）加起来还要多。”

能让平台方和创作者协同发力的根本，在李捷看来，是因为中国电影走出了一条和好莱坞、宝莱坞都不同的评判体系——口碑至上。“不是投资人中心制或导演中心制，而是评分中心制。观众会用脚投票，创作者需要考虑观众”。

李捷认为，评分体系的出现，一方面能够更直接地将观众的诉求反馈给创作者和资方，削弱了导演与资方的拉锯。另一方面使得高口碑成为高票房的前提，为内容品质的持续提高提供了保障，平台、资方和创作者并不是对立抗衡的关系。“中国可能成为电影文艺性和商业性平衡最好的一个国家。在未来可能大多数电影都是叫好又叫座的。”

对于创作者的一些建议

First青年影展在众多的电影节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可能不是最成熟、最完美的那一个，但一定是最纯粹、最“撒野”地放手一搏的那一个。对于很多青年导演和处女长片而言，First是最极佳的舞台。但在创作者们浩浩荡荡的热情面前，论坛的这几位“过来人”大拿，不仅有爱地打鸡血，也给出了中肯的（甚至是一盆凉水）可持续建议。

张家鲁直言，他常常犀利地提醒新导演：“你们的第一部作品是处女作，不是遗作。（创作者）往往积蓄了太多能量想要表达，不要太为难自己。处女作不是最难，最难的是第二部——第一部的成功会让你的第二部想特别多，甚至奔着’三高’（高口碑、高荣誉、高票房）而去——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尽量互相扶持，一块儿往前走，走得更远。”

梁静则提醒年轻作者避免眼高手低，很多时候“曲线救国”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是要“持续地在创作的状态中，通过不停地创作积累经验，然后在电影中一气呵成。很多时候需要自己给自己成长的时间，不要急于求成，别刚学会走路，就想着要跑，那只会让自己摔跤。”

姚晨则指出，导演有必要对投资者负责，不能一味任性：“作为导演，花别人的钱，就要掂量着点。很多人对作者电影有误区，如果你只拍摄了两三部电影，甚至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强烈风格，那（作者电影）这个概念没有说服力。1000万的投资已经不是作者电影了，它就是在商业模式中了，机器一旦启动，就必须按照行业逻辑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