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

原标题:#MeToo需要报道者，更需要行动者

今年的亚洲调查报道大会特别开设了#MeToo亚洲报道专场，座无虚席。当日本记者伊藤诗织（Shiori Ito）走向麦克风时，台下一片寂静。与会者与大大小小的摄像机紧盯着这个身形瘦小的女孩，闪光灯闪个不断。

伊藤诗织是BBC纪录片《日本之耻》的女主角。她去年公开指控，2015年实习结束时遭遇了日本TBS电视台长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御用记者”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的迷奸。

“我发现自己作为被性侵犯的受害者很无力，但如果自己不敢面对事实，不能说出真相，我有什么资格做记者呢？”伊藤诗织拿出做记者的勇气和调查能力，成为了行动者，自己对强奸案进行调查、举证、提起诉讼。

举证无疑是艰难的。各国法律对“强奸”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在多数国家，强奸是刑事重罪，一但坐实，面临牢狱之灾。所以，证实强奸罪的证据必须十分完整而有力。亚洲国家的法律更是要求受害者/幸存者拿出有力证据，证实嫌疑人使用了“违背意愿”、“使用暴力”等强迫手段强行发生性行为。

因此，伊藤诗织去医院做法医验验证，拿到DNA证据；她找到了目击者，当晚的司机；她获取了酒店的监控视频。然而，即便证据看起来相对充足，面临权威有关方的压力，日本警方最后并未刑事立案。案子要被撤诉的时候，伊藤诗织知道公开讲述几乎是唯一的渠道了。于是，她公开真名，开记者会指控对方。

伊藤诗织在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MeToo报道专场上。

伊藤诗织说，维权过程她意识到，自己挑战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强奸逻辑，是女性不应公开讲述的性耻感，是性侵犯背后的权力不对等以及性别歧视，“没有权力的人毫无缚鸡之力，有权势的人可以肆意妄为。”再一次在会上面对大众讲述被强奸以及报案后的抗争历程，伊藤诗织仍不太适应，尤其回忆警方让她“躺在床上，与一个人形木偶重演那一屈辱的一刻”，她更是多次哽咽。

不难看出，#MeToo运动流布的讲述中，各自的细节与过程或许存在差异，但受害者/幸存者的感受是相似的，尤其在亚洲千年的父权压迫、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以及极度缺乏的性教育之下，受害者/幸存者的控诉几乎都饱含了压迫、羞辱、委屈、耻感以及无力和不同形式的抗争。

中国的情况亦不意外。

前《纽约时报》编辑、法学教授、律师Doreen Weisenhaus的分享指，全球84个国家参与了#MeToo运动，带着#Metoo标签的新闻浪潮里没有中国。多位他国记者也问过我，“中国有#MeToo运动吗？”深入参与中国#Metoo报道，我当然理解，国内#Metoo总是刚起头就被消声。所以，国内的风风火火在外人看来是风雨不起波澜不惊。其实，在极度窄小的报道空间里，中国聪明地把#Metoo变成了“米兔”进行脱敏。

本文作者，自由记者黄雪琴在#MeToo专场上分享。

事实上，中国的反性骚扰已有多年基础。2018年的1月1日新年伊始，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持续多年性骚扰门下学生，正式拉开了中国#MeToo的序幕。报道发布第三天，3000多名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一个星期内，94家高校的8000多位学子参与了联署，向全国学校倡议出台校园长效的反性骚机制。

同时，北大、清华等十多家高校也纷纷爆出性骚扰案件。随着北大沈阳案引发的信息公开风潮，中国#MeToo报道开始被删帖，相关学生被约谈，风风火火的#MeToo遭到第一次的打击，从高峰沉寂下来。

到6月份，中山大学爆出了谭姓教授以及长江学者张鹏性骚扰五名学生的新闻，又一次把全国目光吸引到#MeToo。当晚的新闻虽然遭到全网审查，但是越挫越勇的网民用不同的形式对抗禁声，把文章做成图片，放上区块链，继续传播。

很快，一度沉寂的#MeToo从高校烧到公益行业、媒体圈、甚至寺庙，各领域的性侵犯受害者讲述密布，分享那段屈辱、委屈无助的生命经历。NGOCN曾统计，仅仅在7月份，包括教授、专家、公益人、作家、运动员在内的22位中国内地知名人士被指控性骚扰/侵害，中国米兔终于与全球#MeToo产生共鸣。

不过，在中国，对#MeToo反扑也接踵而来。央视名主持人朱军反告指控者弦子和帮助传播的麦烧名誉侵权；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一边否认性骚扰指控，一边发出声明将发律师函，一边还各种公关。被指控者低调一段时间逐渐复出，而受害者/幸存者则面临承担名誉侵权诉讼。因此，伊藤诗织如今在其个人的讲述中，亦不能提到对方名字。

其实，不管是相关法律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还是在反性骚扰法还存在空白的发展中国家，性骚扰都存在隐秘性和突发性，取证一直是难题。没有完善的证据链，无法诉诸法律时，通过公开讲述几乎是唯一寻求正义和支持的渠道。

而在中国，#MeToo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公开讲述面对并传递那段隐秘、屈辱的人生经历，以寻求社会共鸣和支持，更是在一个反性骚扰法缺失、空白的情况下，呼吁长效的反性骚扰机制和反性骚扰法的出台。这些机制和法律的出台，需要更多的行动者。伊藤诗织说，她现在已经变成反性暴力的推广者、行动者，她自我赋权成了平台，帮助更多的性侵犯受害者/幸存者讲述和维权。

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MeToo专场，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女性记者相互安慰鼓励。

问答中，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哽咽着讲述，“你三年后还记得那酒店房间，而我24年了，还记得被强奸那时的味道。是的，我24年前被强奸了，我无法出来指控，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的朋友不支持，我的环境不允许。”

会场气氛更加沉重。在很多人的看来，记者更有话语权、更有资源，也更勇于、善于发声。但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性侵害时，都一样惊慌、无助和不知所措。尤其无奈的是，时常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的记者人群，到了自己，也纷纷失声。

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分享了两组调查数据，一组是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一组来自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前者显示超过7成的被调查大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后者显示，83.7%的被调查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