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矣。2015年3月4日，那时在头条还没人人喊打的冯小刚、张国立诸“社会贤达”，就曾开会呼吁恢复繁体字，博得民间一片喝彩声。同年6月30日，某大报似乎有意背驰国家的语文政策，发文极力称赏蜀中名学者流沙河先生的新书《正体字回家》，不仅直称“繁体字”为“正体字”，而且大声疾呼其“魂兮归来”。

冯小刚呼吁繁体字的回归，特别是要回到中小学课本上

随意想到的这两则事例，多少可以表明：近年来，恢复繁体字的呼声，从过去只能私下的表达，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并且成为从社会精英到民间大众都极为关切的问题。甚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准的跃升，越往后会越成为棘手悬题。

我们也许要问：恢复繁体字，到底是重文化还是在瞎折腾呢？我是语言文字的外行，本不该乱说话，但作为国民，也有一些感想要谈，并欢迎讨论和批评。

我首先需要为简体字作辩护：现行“简体字”系统并非随意乱来，而是有历史渊源与书写脉络作为依据的。

台球选手潘晓婷成为“玖球天後”，引为笑谈。四个字到底错了几？

很多民众对于“繁体字”抱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情感说深了，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怀有向往之思与温情之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尊重的。但若以为简化就是“残化”，并以此为理由，主张全面恢复繁体字、竭力贬低简化字，可能还是对于汉字的发展历史缺乏了解或者故意置若罔闻吧。

一者，汉字的历史，本身就是在自然“简化”的历史。汉字有史3000多年，由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到小篆到隶书、楷书，一路递进，它本身的形体一直都在演变，趋势也是由繁到简，逐步趋简。由于汉字的结构繁复，一些字有较高的冗余性，人民大众早已创造了许多笔画减省的俗字，广泛流行。新中国建立后，不过就是顺应此趋势，且为了扫盲的方便，继承了晚清以来“汉字改革”的未竟事业，推行简化字并取得了成功。

书帖中的“简化字”.左起，伤（王羲之），杨（文徵明），阳（徐渭）

这种简化，重点只是简化书写难度，并没有丢弃它的内在含义，也不曾背离造字六法，更没有割裂汉字及其所承载的传统。甚至可以说，“繁体字”之所谓“繁”严格地说也是不正确的，因和金文、篆字相较而言，它本身也是“简体字”。如果真的以“繁”至上，难道需要去呼吁重归甲骨文时代吗？

二来，很多朋友以为现行的简化字，是建国后找几个专家就制造出来的，这也过于厚诬前人了。我们现在所使用汉字，绝大部分都可以在这个字的历史脉络上找到依据，比如民间俗写、草书简化、同音代替等等。后来的汉字简化所用的方法，几乎都是传统的方法，并非一群人坐屋子里拍拍脑门就定下的。正因为这些简化字有依据，有脉络，一经厘定，也很快为群众所熟悉，所接受。其中有些简化字，构字理据是有所改变，但是根本性质没有变换，记录汉语的功能也没有削弱。

当年简化草案部分

比如，我们的数据表明，现行的简体字，还不包括类推简化字，就有28.61%见于先秦两汉时代，而真正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创造的简体字则只有一个“帘”字，仅占所选388个字头的0.26%。这些事实数据本身可以说明，简体字古已有之，后来的拟定方案是当时那批一流语言文字学家学识与智慧的结晶。

其三，从历史看，文字简化是人类所有文字的趋势与潮流，不是中国自贱才如此。汉字简化，表面上是行政权力人为主导与干涉的改革工程，但是这套方案基本上是符合文字特别是汉字本身演进的客观规律的，也是深思熟路的结果。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是达80%以上，小学入学率只是20%左右，后来政府扫盲如此成功，简化汉字实居功至伟。

当年简化，极大降低了文盲识字的学习成本

比如，《简化字总表》中，被取代的繁体字2261个，笔画总数是36236画，平均每字16画，而简化后，笔画总数是23025画，平均每字10.3画，每字减少5.7画。这意味着，如果写2000个简化字，合计会少写10000画。

举个例子，像“乱、灶、龟、郁”等字，清晰易认，换成繁体字“亂、竈、龜、鬱”，试问有几个985大学毕业生可以写全，现今的港台学生哪个做笔记时不怨声载道？

必须承认，有部分简体字确实属于“强行手术”，产生的后遗症的确造成了错乱的尴尬。

2008年，海外《侨报》刊文《干隆生母享尽孝子福》贻笑大方

繁体字所以要简化，最直接目的是其笔画比较繁，学习和应用不便，所以要作出”裁剪”，并以国家力量制定和施行相应的语言政策。

但是，不可讳言，因为当时改革的急迫性，实用主义心态居先，加上缺乏更广泛的社会讨论，就加以行政推行，实际还是造成很多不完善，导致“白璧微瑕”。有的“手术”，损伤了中国文字之美，让它本身的文化意味稀释很多；而有的，更干脆造成了使用者认知上的混乱，甚至无形中使得某些汉字发展脉络的中断。

韩国废弃汉字后，这些年民间恢复汉字的呼声愈发高涨

比如，大家历来诟病很多的华（華）、爱（愛）、车（車）、汉（漢）等字，都因简化了核心部件，让原本的表达效果、固有的形体美、汉字本身的构字法、结构中含藏的意蕴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有人调侃说，“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运无车，云无雨”，这类批评与不满不能说没有道理吧。

更典型的如，发财的“發”与头发的“髮”，现在都简写“发”，而往上溯源，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字，名画家“程十髮”其名典出“十髮一程”，很有内涵的，结果一简化莫名其妙成了“发十次财”这样的浓浓城乡土豪气息的名字；还有像钱钟书的“鍾”与“鐘”，復旦大学的“復”与“复”，我们大陆人早已日用不知习以为撑，要是有港台人初来乍到看到，怕都是要掩鼻笑半天吧。再具体而言，“鬥、髪、範、幹、鬍、後、裏、鬚、禦、雲、徵、鍾”这12 个繁体字的简化就是有问题的。

现今日本街头，依然大量汉字，且多繁体汉字

所以，我的想法似乎有点折中，但无意和稀泥：简化方案基本路径是对的，但是确实有极少部分简化字有“残缺”。简化的目的固然在方便，但其前提，不应该造成认知混乱，有些本来就不该简化、亦或简得不当的字，如何完善，似乎还是该引起重视吧？

一个思维误区：简体字并非“没文化”的表现，反之繁体字的使用无需有文化上的优越感。

今天的繁简之争，往往暗含着文化正统之争，特别是还有一些拥“繁”者，潜意识里带着某种文化优越感，甚至堕为无聊的身份标榜。

坚持繁体字书写，但屡被批为“装逼”失败的演员中的文化人靳东

比如，著名的例子，演员靳东、陈道明、周杰、毕姥爷等，“演而优则文”，明明就不是港澳台同胞，也不是在写书法，偏偏平日微博什么的一律舍简就繁。虽然半通不通，经常用错，闹过不少笑话，但多少也代表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一种心态：即大概觉得使用繁体字才更像个文化人吧。

这类人，有部分确实只能说是伪文化精英。这种心态，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并且会将繁简讨论引向装腔作势的恶趣味之中，干扰了客观理性的判断。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性是它的本质属性，没必要因为会多写几划——还是电脑输入的，就自觉高人一等，莫名其妙地意淫出很多高大上的感觉出来，沦为故弄玄虚的还不知所谓的复古主义。

汉字的简化、进化史

所谓文化，贵在识其大。与其在这些表面文章上下功夫，在小道上煞费苦心，拿一些小噱头作文化标榜，真不如切实多读几本古人书，在微言大义上有所受用吧。

繁体字是我们宝贵的文化传统，不应丢弃，今后的教学倾向，应该是“识繁用简”。

最后的意见，我本人的感想，还是很“随大流”，以为““识繁用简”才是正道，可以解决我们在语言文字上的困扰，也不会让很多问题成为问题。

繁体字毕竟曾是我们民族文字的主体。 在如今的海外华人文化圈至今仍有重要地位，无论出于文化传承的需要，还是来自交流的必要，“识繁”似乎是当下及以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国民不可避免不要补习的文化课程。

挺繁派与挺简派，争议不断

比如，在国家的语言政策执行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富有文化内涵的语言不能也不应通过强制手段直接禁止，因为语言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要件，强行禁止使用某一类字种就是在阻断文化根脉，也会让问题丛生引发民众的抗议。

因此，作为国家意志、公共的出版物、郑重的场合中，出于“书同文”的需要，推尊“简体字”为正统，并且制定法律作为保障，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个人有兴趣的使用，比如书法一类，不应该去干扰；不仅如此，甚至有必要在中小学的基础课程中，引入“识繁”的课程训练，让简化字和繁体字能够某种程度的共存，也许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

丰子恺漫画

至于，具体到课程如何安排，才能避免加重学生的负担问题，自然是需要更细致的商讨的。

判断立场比判断知识可容易轻巧的多。繁简之争，最麻烦的，可能在于这根本就是一个立场之争，从而使得很多讨论情绪化，失去了客观和理性。

啰嗦了一大堆，其实我的立场也很简单：现行简化方案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全面恢复繁体字，既没有可行性，更缺乏必要性。可以说，尽管我们推广了简化字，但繁体字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我们，在书法里、在书籍中、在招牌上，随处可见。而简化字也没有在文字表达上造成多大的干扰，没有使得传统古籍的流通变成困难，对于现代社会的电子信息化也没有形成难题，而且使得我们的教学、书写、扫盲省去了很多时间和麻烦，功德无量。

总之， 繁体字也好，简化字也好，它们都没有失去妙严法相，我们也依然觉得它们可亲，它们全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将永远畅通行走在堂堂华夏与日月山川里。世上无事，庸人自扰，哪里需要什么恢复与驱逐呢！

午前，闲谈